原编者按
博士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的宋凯副教授在学校第一个聘期的考核未通过后，于今年 4 月 2 日选择结束生命。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大范围讨论，激起众多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处境的共鸣。近日，《“恶意评审”如何评价和运用？基于武汉大学一篇博士论文评审意见的分析》这一热门文章，也对论文盲审制度中的漏洞与不近人情之处提出质疑。这两件不义之事不约而同地揭开当下高校青年研究者的困境，所引发的大量关注也提示着我们改革高校现行不合理“规则”的紧迫性。
保马今日推送朱羽老师《高校教师自疗与助人准则》一文。在本文中，朱老师指出，高校本该是“成人之所”的理想之地，提供良性的知识力量积累，然而在社会加速的压力之下，高校也难免量化绩效社会规则的入侵。“青椒之殇”是结构性的社会之难反映在高等教育上的表征。而对于结构之中的个体来说，发扬社会主义的助人精神，铸造小小的学术互助共同体，重新找回学术对于自身的意义，或许是一种疗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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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林大教师自杀，学生盲审遭遇恶意评审，两件事都指向高校现行“规则”。
回忆一下，自己十多年前立意进高校当老师，本就没有崇高的野心，无非是为了求个“自由”。我庆幸自己没有在当下时刻入职，否则，我那幼稚的要求连同身心一定会体无完肤。因为这种时间“红利”，如今这自由还算能勉强保住，但更年轻的青椒就难了，因为合同更残酷了。
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凯在学校第一个聘期的考核未通过后，于今年 4 月 2 日被发现在家中去世。
自己学生盲审时也常常心惊肉跳，怕遇上“恶意”，更多碰上的则是“昏评”：抄一段摘要，说两句套话，找几个错别字，凭趣味给个不疼不痒的分数。
如同严苛的考核制度，诉诸盲审，其实也是对教师与学生都不信任。如今高校之所以令人心寒，正是因为处处把师生预设为人性“低劣”之徒。这种规则真能把事办好？真能让人变好？十多年苦读过来，却依旧被当作有待管理、无法自主乃至没有责任的对象？
宋凯生前的实验室。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对如今高校行事方式与待人方式的反感，既源于理智，也源于伦理，更源于审美。从“理智”上说，比如，我校校外访问系统会一层层叫你验证，然后“访问失败”。比如，网上提交完结课资料，还要打印下来一包包上交……耗费生命又十分“愚蠢”。从“伦理”上说，比如，没有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就把工作量要求抬高，并不在乎基层教师的尊严，只当成是贡献kpi的工具人。从“审美”上说，学术氛围变成了表功氛围，市侩气息日益浓郁。“学院”不但一点不好玩，也一点不好看了。
2019年宋凯老师博士毕业入职南京林业大学时，UBC导师在社媒上为其祝贺
我一直在象牙塔里，没有机会接受社会的毒打，没有资格对别的工作领域发言。但自2011年入职，对某种变化还是能说上一二，一个明显的感受是：2018年后变化愈发迅猛，不断“加速”。考核要求越来越高，更没有商量余地。任何变革都是层层叠加，就如同学校越来越复杂的线上平台，满是“形式主义”与“无用功”，有时只能一次次用机械的复制黏贴来应付。愈发严苛的“绩效”考核，对上负责而对下“压榨”，使近十年的高校越来越面目可憎。一堆堆新学科、新基地、新平台搞起来，但无人问师生的身心得到了多少安顿。“破五唯”的结果，就是给你加上第六，第七，第八维……再把学生都“卷”进来，课程已经多到学不过来，还要“模仿”老师们弄发表，搞项目，抢头衔……
“有幸”在2019到2021参与了所谓学科评估大业（嘘……现在这个“排名”都不能说啦），了解了一点学校高层对排名、指标的“狂热”。都是“卷”在“系统”里的存在——无非也就是要通过争排名来拿“资源”。为了数据好看，投入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人力。极力说出我搞出了多少成果而并不真正在乎这些成果是什么。然后呢？拿下这块“大蛋糕”，再把那“糟心”的逻辑传递下去，去“整治”自己的队伍……。这个“卷”起来的过程，争名夺利，圈地运动，赢家通吃。如今更是“名”目花样百出，但“做法”与规则不变。
宋凯的谷歌学术页面
强势方，弱势方，一目了然。这是一种治理结构。每个高校老师都是一个被治理对象而已。好一点的，还可以有点追求与抱负，但也只是“意识形态”性的自我欺骗一下，若从结构位置上来看，也只能这样，除非你有跳脱出去的资本与资源。
但，消极势能的积累是真实的，身心不快是基本状态。不能因为很难改变，就否认这一点。
当然，我也要更诚实一些，比起各行各业的难，高校老师多少有点自艾自怜。作为一个研究了不少前三十年文献的人，我明白“小资产阶级”脾性。这里并不是否认大家都难而只说我的难。“难”是结构性的。但明白自己的难，想一想能怎么办，没有什么不正当。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高校教师一入职，基本就是年近30，“年轻”都付给了博士论文，然后以中年的姿态开始工作，上有老下有小的难题立马就来，难免会脆弱、不平、沮丧，时时需要靠那点残存的自尊与乐趣舔舐伤口。然而现在，规则刚性而无情，看不到对人之生存的基本关切。但我正想强调这种“关切”。高校不是一个数据与利润制造之所，所谓教书育人，不是造出一堆堆KIP工具人。“高等”难道不是意味着一种灵魂状态，一种饱满的善好的人际关系与知识传承关系？高校应该是能够“成人”之所，是个令人羡慕、奉为理想的场合。因为社会上一般工作场合太无趣、太机械、太讲绩效，所以才向往高等学校啊。
2023年11月22日，暨南大学新传教授祝东猝然辞世，年仅41岁。
本来高校闲散一些，恰恰为善好的生活奠定了条件。闲暇多，也算一种良性的积累力量过程，未必就不会转化为产能。现在把所有时间给你填满，搞一堆堆表格、项目，学生已经忙疯，再把老师来折磨。一旦没有绩效，达不到要求，也没有什么考虑到人真实情况的变通，只有冷静的警示。长此以往，只能让人感到情感的缺乏，意义的亏空。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忙吗？我们真的需要制造出那么多东西吗？
本来应该成为别人羡慕的地方，一个充满热情，自由与创造性的场合，现在竟弄成这样。嗯，“这是学校给予的仁慈：从不低估人的惰性， 也不高估人的能动性。”
乃至于，现在严肃认真地谈学问，总会掺杂着一丝市侩性的反讽。
[日] 吉见俊哉《“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
这分明就是字面上的“新——异——化”：没有一个人觉得“对”（恐怕谁都无法逃避空虚怀疑的时刻），但大家都卷在里面，没有办法。
但，还是要想想办法。要自疗，要助人。不能再把精神矮化了，那就太憋屈了，也太无聊了。当然这完全是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意味着去凝视希望。还不迟，不是吗？not yet！
怎么办？
我不懂理工科，只能谈自己熟悉一点的领域。我只谈一种让人舒服的研究方式与工作方式。让人舒服，不只意味着钱，而是觉得有意义，对他人，社会，对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与教益。如果现在的治理状态影响了我做学术的这一动力，那么我就要抵制它，我要prefer not to……这当然要付出代价，但未必不会有更灵巧的方式。要智慧一点。也要寻找支持，寻找小的共同体。
基本的一点，要对自己所做的事严肃一点，认真一点，真的花时间上去，多想一些问题，多和学生聊聊，多和同事谈谈，想想自己能做的事情和可以做好的事情，乃至修正一个小小的教学习惯都是好的。何其芳说得对，每个人都得有一个“想一会自己”的时刻，那是必要的。想清楚了自己，就会有一些定力，有取舍，有抵抗力。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这里还有一个先“富”后“富”的问题。这就涉及了自疗之外的助人。比如，你已经一年发了两三篇了，那可以等一等再说，别占版面了，让年轻人去试一下。资源就这么多，不是让脑子停下，而是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当然，这有点理想化，但这么做至少有点伦理性。
自疗，就是把意义找回来，别盲目无措地“卷"进去。就算卷进去，认真想过自己，也会有点智慧的“距离”。助人，就是发扬社会主义精神，讲点伦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慢慢来，多给青年人一些机会。先把周围小环境搞得温暖一点，有趣一点，团结一点。
这么做看似很自我，很局部，但拥有一种潜力。如果如今高校的规则无非是在“模仿”更大的社会规则，那么铸造一个小小的局部的有意义的世界，也就拥有了一种普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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