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据悉，本次调查将抽取150个监测县、1500个社区（村居），调查样本30000人。调查内容将聚焦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困难和需求，全面分析“不想生、不敢生”原因，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是这样的朋友们，我已经研究生第2年了，读的是文科，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是，一大群学者在学校里面拍脑袋 拿出一点经验性总结，产出的东西不能指导未来的社会决策，我实际上是支持通过大规模调查的方式再进行社会决策的，互联网的发言其实还是偏情绪化，经济压力、生理原因、社会氛围等等，随便一个互联网键政人都能把大伙不生孩子的理由罗织个10条8条。但这些原因各自比重占多少？如果涉及到排序优先应该解决哪些问题？这就是大规模社会调查的用处。
中国知网上有这样一篇论文叫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分析。这是关于人口问题引用数最高的社科论文，有500多个引用。读过研究生的朋友们大概能理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论文的结论疑似有点太乐观了。
结果显示,如果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导致妇女累积生育能量的突然性释放，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出现剧烈波动，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最高可达4995 万，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可达4.5 左右。在4~5年后即可回落。生育政策的突然性放开,对未来人口总量、劳动力资源供给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非常明显。人口峰值达到15.01 亿。
这些预言都没有实现，原因就在于这篇论文使用的数据是过去十几年的数据，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实在是太快，社会科学必须要有最新的数据来集合，才能反映社会变革的现状。
但首先，我想从一个舆论参与者的角度上说，我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明白管理部门为什么敢把这玩意儿放到热搜第一条的？
需要更加细致的社会学调查很正常，但决策是决策，宣传是宣传，社会学有社会学的工作，传播学有传播学的领域。但凡决策中心的那一批人经常上网，看看B站up主的相关内容，都会选择对本次调研采取冷处理，只拿数据，千万不要拿出来宣传，更万万不敢让各个平台放在热搜第一名的位置上，让大家观摩参观，自以为能给生育打气加油，其实只能让大家围起来嘲笑一番。
原因很简单，大家对于生育问题，不想生和不敢生已经反应太久了，如果说一开始大家还抱着解决问题的期待，讨论的声音里面还有一些理性成分在，那现在暴跌的人口数据和怨声载道的互联网舆论，则几乎抱着一种玉石俱焚的心态了。矛盾已经根深落下，在生育问题上，不能指望一个还没落地的调研，能催大家继续努力生孩子
甚至早在四五年前，生育率下降，就已经是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了。我早在2017年底，还在上大二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了，距离我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两年，距离我做视频还有6年。
我做房地产相关话题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感觉，高情商地说，如果我们的决策层领导能每天抽出来一个小时上互联网看一看热搜话题，我相信决策能力能够再上三个台阶，上医治未病，等到矛盾问题发酵了之后再想办法弥补就难了。
尽管欧洲各国的生育率也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但是发达国家一般比发展中国家更不爱生育。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这些国家才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却比这些发达国家还低，比日本还低，而日本的社会发达水平同样远高于中国。当共性不能解释的时候，特性就值得分析研究了。
既然国家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也就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说烂了。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的问题。
要生一个孩子成本很大，当然包括经济成本就是大家平时最喜欢谈的钱，孩子一年到头抚养到大。家长们都笑称四脚吞金兽，一个孩子到18岁，怎么也得花上几十万块。更不要说潜在的各种成本，首先生孩子得先结婚，现在的社会叠加上买房买车，普通人一辈子一年到头所创造的这百十来万财富也就消耗殆尽了。
人口学当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灾难事件，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会回到基准水平，有学者以灾难事件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从灾难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用学术化的结论说，生育率下降是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
还有一些经常被大家忽视的隐形成本，比如说生育对身体健康往往存在不可逆的伤害，这很难算经济账，大家回去可以问一问自己的妈妈，为了生下自己付出了多少痛苦。生了孩子之后，家庭关系内部还要付出众多隐形劳动，不论是由小两口来承担，还是由父母一辈来承担，也必然让家庭承担上越来越多的生育成本。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自己的大循环当中，劳动力被从家庭当中抽离出来，而生育和养老等等部门的问题被当成一种负担，从生产产业当中突出，留在家庭内部由家庭自己去解决。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再生产的成本留给家庭，收益则完全社会化资本化。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也是年轻人，所以我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心情，就在一年之前我还会觉得生一个孩子是我人生的延续，到现在我已经对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了。
其实原因并不难分析，我都能从社科论文里看个七七八八，但对于决策部门来说，显然承认问题并试图分析原因已经算非常进步，非常新鲜的事情了。
回顾历史，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化的影响使中国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但由于受惯性思维影响，很多政府官员和学者对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持怀疑态度。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8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2.31，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199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5。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22，处于超低生育水平。
但由于对抽样的有效性以及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的瞒报漏报人口数量存在不同看法，不同学者之间、政府与学者之间在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区间这一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而延误了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18这个超低生育水平震撼了政学两界。加之大范围民工荒的出现，国家终于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这之后才是大家熟悉的人口政策转向。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本次普查获得了广泛认同，政学两界在“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区间”问题上才基本达成共识。
但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仍然是政策干预、和现代化进程两项主要原因主导了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并强调社会结构上的原因，认为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与生育意愿负相关”，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就业内卷化等因素使年轻人压力过大而婚育意愿降低，导致生育率下跌。应该说主流非主流，各有各的道理，综合起来对症下药不能说扭转生育率，但至少抢救回一部分生育意愿还是有可能的。
但显然，非主流学者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忽视，主流观点成为了调整人口方向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就是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调整政策就能创造大量生育意愿，但现实并非如此。2016年婴儿潮消失后的出生率狠狠地打了学者的脸。
希望这次社会学调查能够一改之前的选择性吸取意见的毛病，真诚地面对不想生不敢生的难题。
11月，据民政部统计季报，2024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474.7万对，比2023年同期的569.0万对减少94.3万对。第三季度登记数创下单季度新低。婚姻和生育数呈高度正相关，未来两年的生育前景相当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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