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作
石波 译
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原编者按：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7年离开苏联去西方，曾引起广泛注意和报道，1984年，她接受英国《观察家报》记者的访问，谈及十多年来在西方的生活情况和感受，现将这次谈话内容摘要介绍如下：
问：你十七年前初来西方时写过一段感受，说自己长期生活在沉重的枷锁下，突然觉得像鸟一般自由地飞翱。你现在的感觉还是这样吗？
答：最初的时候，我处于激动和狂喜之中，把美国美化了，置于一切之上，后来看到现实环境，在很多方面令人失望。我今天要向所有潜伏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十七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
问：但你是不是认为西方仍属较为自由的地方？
答：当然较为自由，你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尤其是你有钱的话。人们可以旅行，可以买房子，可以买汽车。
问：政治上的自由怎样？对克格勃特务和古拉格（劳改营），还有余悸吗？
答：关于古拉格的说法是夸张的。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是假的——它们都是真的。但毕竟苏联也是个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免费教育、有机会上大学、亨受免费医疗的社会，你不能否定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优秀棋手、舞蹈家、音乐家、宇航员、科学家和运动员呢？而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在战争中为国家上阵，他们为什么不倒戈呢？
问：你对来到西方后悔过吗？
答：我原来的意思是要留在印度，结果并不如愿。接着我有了一个机会，找到了美国。我并不相信认要为命运而后悔，但有时候这也是很难的。我有17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我已有了一个孙儿和孙女，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有时候我真想不顾一切买一张机票去看看他们。
问：你在美国住的时候，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吗？
答：我可以说自己很了解美国．因为我曾住在东海岸、西海岸和中西部、威斯康星州，也遇到过很多普通人——律师、地产经纪人、银行职员、母亲、学校教师等，我同他们一起时跟在家里一样。
但觉得失望的是，没有遇到知识分子一类的人，像我那些在莫斯科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在美国，我过的始终是家庭主妇的生活，这并不完全是我的心愿。
我初到美国时，有幸具有知名人士的地位。人们对我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他们以为我是父亲所宠爱的，其实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我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一切话题都是俄国、俄国、俄国……这使我感到非常厌烦。我很希望学一些别的东西。
在美国，我结了婚，两年后又离了婚，做了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这种处境是不好受的，没有人喜欢看到离婚的人四处活动，自己不受欢迎，结果困在家里，和孩子在－起，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美国有一批很好的开职派作家和艺术家，但我从未碰上他们，他们也从未找过我。
有一件事我17年前并不知道，就是美国国务院并不想让我住在美国，他们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同苏联的关系。柯西金当时已计划来访，他们叫我到瑞士去，却对公众说我想去瑞士“休养”，事实上这是谎话。他们给了我六个月的旅游签证，但没有通知我，我还以为自己永远被欢迎留下。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件莫名其妙的事，这使我认识到，国务院说起谎来，同克里姆林宫一样容易。
我在1967年离苏时，曾说过乐于去任何说英语的国家（因为我懂得这种语言），像加拿大、新西兰或其他地方，不一定是美国。一年后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威胁后、才给我居留权，但我仍有从一个笼子搬到另一个笼子去的感觉。
我住在莫斯科时，有40年是在克格勃的监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监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
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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