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革命历史小说”（三）
“新革命历史小说”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底层的普通战士或基层指战员，而是“高端”历史人物(如毛教员、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蒋介石、宋美龄等)，在“前三十年”作为中心人物活跃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人民英雄淹没在了宏大的战争画卷中。在各种战争冲突中,他们成为了双方大人物运筹帷幄过程中的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棋子，虽然偶尔出现，也只是作为点缀而已。比如一是营造战争年代生动的日常氛围；二是陪衬出大人物的亲民与人性化色彩；三则是通过普通战士的牺牲隐喻党和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所付出的代价，并用他们的爱恨生死来反思战争的残酷性。
从文学性上来看，这种写法改变了“前三十年”单调的表现方式,正面描写高层政治、军事人物的形象，有其文学意义。但作品里中心人物的清晰转换的政治意义不止于此。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历史性对抗，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及这一决战中间中下层革命者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史,那么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领导人”则被推上了前台,并被当代的大众趣味和意识形态暗中涂上了历史强者甚至是帝王将相的色彩（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影视剧）。
新旧两种故事讲法也意味着普通读者通过主人公建立认同的方向的变化：“前三十年”的读者认同普通的革命者(和自己真实的社会身份具有相似性)，从而生成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理想性的新主体；新时期的读者变成了认同历史强者的法则，接受由强者支配的历史秩序。
在这种变化背后表现出不同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精英集团的历史想象与意识形态。于是，“前三十年”里“人民创造的历史”再次成为了历史上大人物们政治博弈的舞台，他们的性格、意志、决断、品格往往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乃至关键因素（电视剧《东方》中借蒋介石对儿子的话把这一观点讲述了出来）。某种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与强者哲学无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逻辑里，展现出一种已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社会主导力量的社会精英集团能够驾驭中国历史方向的足够自信。
革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被“三国演义”化了、“水浒传”化了，也“更好看了”和更有消费性了。敌我两军对垒的大兵团作战的场景与格局成为史诗类作品重点表现对象，至于战争的起源(如阶级剥削和压迫)和建立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不再被提起或刻意被忽略。而这正是“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最为核心的意义表达。这种转变说明,尽管表面上仍然在讲革命历史的战争,但战争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而非革命的战争，就这样革命已被用这样温和不刺激的方式告别了。
“新革命历史小说”里中心人物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新的精英化的历史观——即使作品中有下层出身的英雄,也往往只是强调了他们成为成功人士的历程和结果——即对自我奋斗的讴歌，而不是强调他来自底层的阶级出身,也不再书写他在革命战争过程中获得新的内在本质。这在《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父亲进城》（改编影视作品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作品中表达得非常清晰。它反映出的是某种深刻的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文学走向、政治走向也都是一致的。
关于“新革命历史小说”（四）
带有某种个人传奇色彩的“新革命历史小说”走得更远。比如几部很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父亲进城》等对新时期历史逻辑的表达更为明显。
“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传奇类作品主要呈现在某个局部时空所进行的战斗行动，多和反扫荡、剿匪等特定性质的军事行动有关，突出的是神奇的英雄或小英雄团队,这些英雄往往具有草莽英雄的出身与气质。这些部分作品虽然继承了某些中国古典侠义小说与英雄传奇的文学资源，但也从来没有忽略革命英雄的内在性(或革命信仰与理想性)，这使他们有了传统草莽英雄所没有的内在品质——一种新的革命本质。比如在《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中，虽然游侠式的人物身上大都残留着浓重的江湖气息,但小说更多的是强调了他们朴素的阶级觉悟、初步的革命信仰与理想，同时有意地把这种气质、性格局限在表征的层面。描写他们的草莽气更多的只是为了增添英雄的豪气，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需要(比如《林海雪原》的杨子荣)，小说都注重留意交代他们向成熟的革命者成长的线索或可能趋向。
而“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主角则是从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甚至土匪英雄的原点，而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革命者成长的明显轨迹。他们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质朴英雄本色或匪气，没有在灵魂上成为前三十年创作意义上的革命者。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姜必达)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父亲进城》中的“父亲”等都是具有一身匪气的革命者——不止是指生活习惯、性格做派等外在特征，还包括思想意识等内在特征。如果说这些英雄在作品中仍具有某种成长，那也是一种类似于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成长史，只意味着个体武功与战斗力的提升，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江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英雄们在军队中因为能打仗(当然是不守规则的、没有法度的，甚至是违fan纪律的,对他们来说受处分是家常便饭)而不断获得高一级的职位。即使他们最后成为军级指挥员，仍然未见从“土匪”向“前三十年”的革命军人的实质性转变(尽管它们都一再表明主人公不断进步“换了一个人”，但这只能指外在的变化，如个人地位、军事能力等，在具体的叙述中读者实在看不到人格与精神的内在变化)。
“新革命历史小说”笔下的革命者成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既符合新时期的大众文化逻辑,也契合了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新英雄们都呈现出战斗机器的特征，“前三十年”里革命英雄们追求社会公正秩序的性质被淡化了，识别“革命”英雄的唯一标志,是他们参加了革命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如果说，革命英雄传奇仍重在书写“革命传奇,那么“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则完全是一部个人的传奇或发迹史；如果说，前者的革命英雄是“人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优异代表，后者则是以个人天赋从社会底层通过个人奋斗终于出人头地的成功个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别。
正因如此，“革命历史小说”强调革命战争的阶级性和正义性，“新革命历史小说”则重在表现战争的紧张激烈和战斗英雄的个体魅力。
“新革命历史小说”也因此变得“好看”了。在这方面，它明显超出“革命历史小说”的水平，比如《亮剑》前半部以一系列不间断的战斗为主体，写法不重复;《我是太阳》书写关山林战斗英雄的气质和战斗能力也是非常精彩。但这种写法在“前三十年”中则恰好是遭受批判的“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体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战争时最擅长的是对战略战术的描写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英雄的魅力与体能，主人公的男性特征品质与个人坚强意志。
革命历史的英雄传奇已被改写为一个《兄弟连》式的英雄故事(《亮剑》的众多宣传广告即以“中国的《兄弟连》”为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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