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报道：中国对网络反腐加强引导》，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9月19日报道。该报道称：“中国多个曾经参与网络反腐的大V近日被抓。”“受访的中国评论人士邓聿文进一步分析指出，官方这一波反大V的行动着眼的不仅是网络反腐，重点在于控制网络舆论，但由于打击网络舆论难免将削弱民间网络反腐的功能，因此当局试图通过官方网络平台补足反腐力度。”
近期，的确有秦火火、薛蛮子这样的制造政治谣言的大V被抓，但是，这些人从来不是以网络反腐闻名的，相反，这些人都是以反共反华反政府而闻名的。当然，的确也有几个参与网络反腐的人士被抓，如宋阳标这样的人，但这些人都不是大V，甚至连V都不是。因此，新加坡媒体在这里把两者嫁接起来的做法具有明显的混淆视听的目的，它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把中国网络上存在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白色恐怖混为一谈。
这个逻辑实际上和汉奸国贼在对待“改革”一事上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只讲“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而不讨论“如何改革”，由此，如果人们支持改革，那么就被偷换概念成支持汉奸国贼所要推行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而任何反对汉奸国贼所推行的那套改革的人都被它们定性为反对改革的人。换言之，在汉奸国贼的逻辑里，不仅“白马是马”，而且“马就是白马”，而任何其他颜色的马都属于“非马”了。
也正因为有这种逻辑的存在，所以汉奸和帝国主义才抛出了“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激烈的抵抗”这种谬论，因为，按照汉奸和帝国主义的逻辑：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就是反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既然反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就不应该用战争手段来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而中国人民使用战争手段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做法表明中国人民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违背自己原则的人就不是人，而屠杀“不是人”就不是“杀人”，所以南京大屠杀是有道理的。所以，为什么像李登辉这样的汉奸能够活得那么长，那是因为它们持有的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心安理得，没有心理负担。俗话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那些坏人所持的错误立场和它们所固有的错误逻辑是完全合拍的，换言之，它们并不是故意犯错，相反，它们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同理可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很多弱智能够当上教授，或拿到类似诺贝尔经济学奖什么的，只是因为他们的逻辑极端符合资产阶级愚民政治的要求，这些家伙心安理得地当着教授，同时误以为自己真的比别人聪明，实际上，他们较高的学术地位只是他们的学术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标准的产物，而不是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产物。
帝国主义走狗把“控制网络舆论”弄成和“改革”一样的东西，根据它们的逻辑，人们要么“支持控制网络舆论”，要么“反对控制网络舆论”，而根本不讨论“如何控制网络舆论”。由此，反对网络白色恐怖的人就被歪曲成“反对控制网络舆论”的人，而从事网络爱国反帝运动的人就被曲解成“支持控制网络舆论”的人。在这种混淆视听下，爱国反帝人士就和汉奸国贼及其走狗没有区别了。
很多人在境内外媒体的长期洗脑下，总是把中国视为一个高度集权国家，由此，他们就很相信无论是现实社会中的还是虚拟世界中的诸多罪恶都是由某一个方面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些人就不会稍微地实事求是地想一下，如果中国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又怎么可能出现主流媒体普遍地公开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这种现象呢?这些人一方面坚信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的媒体是独立的，另一方面又坚信这个国家一直在严密地控制舆论。但是，他们就不想一想，这两个方面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呢?再说，中国已经到了党校教授公开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地步，这难道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所能发生的事情吗?如果说这也是高度集权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只能说中国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手里了，尽管这本身也不是事实。
对于广大善于一上手就把正确答案排除在外的人来说，的确很难让他们明白，他们正在做选择的几个选项都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思想被这些人彻底抛弃了，所以，毛主席所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就不在他们的意识范围之内了。只有认识到党内存在着不同的派系，才能看清诸多经常被混为一谈的现象。既然有人利用网络反对封资修，那么也就有人在网络上打击爱国反帝言论;既然有人在网络上打击汉奸卖国言论，那么也就有人利用网络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既然有人利用网络揭露腐败分子，那么也就有人在网络上保护腐败分子。手段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立场的人手里，就会被用于不同的目的。新加坡媒体及邓聿文之流在此的作用，无非就是要把水搅浑，从而让人们看不清现实和虚拟世界均存在的两种不同立场的势力之间的日益尖锐的斗争态势，以便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黑恶势力能够继续为非作歹。
官方利用网络来加强反腐，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但是，既然网络上存在着严重的白色恐怖，既然众所周知的涉腐官员的名讳已经成为了网络禁词，不仅涉腐官员的名字是网络禁词，就连涉腐官员的绰号也成为网络禁词，那么网民们又怎么可能通过网络来反腐呢?在如今的网络上，如何避讳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想不到一个号称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居然在避讳问题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尽管网民们很想反腐，但是，由于文字狱的存在，涉腐官员的敏感词根本不可能存活在网络上，由此，网络上也就没有相关涉腐官员的信息，最后就造成该官员没有被网民反腐的假象!
把有的变成没有的，把没有的弄成有的，总之，在反腐运动中造假，这是转型接轨的特色之一。
《中国老年人面临社会转型冲击》，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19日报道。该报指出，“从激进的共产主义到盛行的资本主义，这么多年的社会变动侵蚀了让中国家庭紧密相连的纽带。”这里讲得非常正确，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极大发展才导致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被颠覆了。因此，对这个依然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政府来说，出台“父母可以把不来探望和提供资助的子女告上法院”这条法令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伪善的表现，另一方面，这条法令也有推卸政府责任的问题。最初，中国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时，承诺由政府来承担养老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翻脸不认账了!不仅变着法地削减养老金和医保金，而且还无耻地想把养老责任推给独生子女们!
近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一个“以房养老”的计划，在受到社会普遍质疑和反对之后，民政部出来做了一个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以房养老”计划本质的认识，相反，通过民政部的回应，我们倒是可以断定，“以房养老”就是中国政府不管养老，中国政府正是通过“以房养老”计划在进一步削减自己的责任，把政府全责变成“主导力量”，把政府完全承担公民的养老服务转变成了“基本承担”。并且把养老服务从事业变成产业，也就是变成一件可以发财致富的东西。而“以房养老”更是既要老人的钱，又要老人的命。因此，中国政府出台的这一政策根本就与民政部自己所标榜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全不搭界，恰恰相反，这一政策本身是以“废除和破坏民生”为前提的。实可谓祸国殃民的政策。
因此，如果说中国老年人面临社会转型冲击，那么这种冲击正是由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本身带来的，是中国政府背信弃义、违背承诺、推卸责任的直接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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