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去世了，他的生平事迹成了近些天媒体和网络的热门话题。斯人已去，后人可追。我们从汤一介的生平事迹中看到，人称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汤一介生前的所作所为比较典型地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摇摆、软弱和糊涂，因此值得一说。

　　1974年初，汤一介“内心挺高兴”地进入了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参加批林批孔。因为这样“可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服务”，也有助于改善自己和家人当时的处境，是“出苦海”。但他因此于1976年10月开始受到审查，直到1978年才被“解放”。尽管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但他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自己错了”。

　　作为一介书生，汤教授参加批林批孔错了吗?没错。有罪吗?无罪。因为林彪和孔子应该受到批判。众所周知，中国自汉武帝以后，尊孔尊儒近两千年，弄得积贫积弱，差一点亡国灭种。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国势才有了起色。但近几年来，一些人又要尊孔尊儒，闹得乌烟瘴气。尊孔尊儒是对“五四运动”爆发百年来中国科学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开历史的倒车。孔子的个别言论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儒家的那一套学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保守腐朽的，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我们不反对研究儒家典籍和其它古代文献，但反对有些人要把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变成国家指导思想的政治图谋。有些人借汤一介去世，要把儒家思想塞进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所谓“天人合一”，以此来说明“王权天授”的合理性，因而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宣扬推崇。与汤一介同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但比汤一介年岁高，资历老的冯友兰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哲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因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提出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便是要有主观和客观这一对概念。“天人合一”了，那里还会区分主观和客观?不区分主观和客观，那里还会有哲学、自然科学?

　　汤一介是如何对待“天人合一”，或者一般地说，如何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呢?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汤一介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有学术价值。如果说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汤一介说。“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那么，汤一介又是如何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的呢?

　　众所周知，研究哲学就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环境保护观念风马牛不相及。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汤一介却“努力要把教学、研究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脱钩，要发掘中国哲学无用之大用”，把儒家的“天人合一” 说成“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还要与西方学者一论是非。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一文，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并试图突破50多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等教条，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

　　1983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台湾学者刘述先在描述道，“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篇《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中，汤一介把先秦哲学看作是中国儒学的第一期，将外来印度佛教冲击后建立的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将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并提出儒学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现代社会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时也是一个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诠释的命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当前人类社会正是由于长期忽略了“天”与“人”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而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汤一介认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人类社会。”汤一介贡献给了人类社会什么新思想了呢?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对此，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他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原则。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汤一介以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

　　遗憾的是，从上述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在如何解释当代国际矛盾和形势发展问题上，声称不应跟着亨廷顿跑的汤一介正在被亨廷顿牵着鼻子跑，说的全是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梦话。亨廷顿说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汤一介就说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并且抬出孔子的“和而不同”来化解。我们知道，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是阶级矛盾而不是什么文化的不同。历史上从未有一场战争是文化差异引起的，即使是所谓“宗教战争”也不是文化差异引起的。人类社会自古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所谓“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不过是主观想象。

　　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最终沦为现代新儒学的吹鼓手，甚至帮道士敛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背离了他也许一度信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

　　朝三暮四，谓之摇摆;逆来顺受，谓之软弱;至死摆脱不了儒家思想的桎梏，谓之糊涂。有此三者，汤先生可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悲乎，汤先生!悲乎，北大!

　　201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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