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热议的话题。电影《逆行人生》大火，也是因为触及了裁员与失业这个社会痛点。
我国官方对失业标准的定义是：（1）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1小时及以上的人、因休假与临时停工等原因在职但未上班的人均可定义为就业人口；（2）满足没有工作、在调查时点前3 个月内找过工作、如果提供一份合适工作便能在 2 周内开始工作三个条件的人员即可被定义为失业人口。
满足这个定义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约5%），与普通人感受的失业率有很大差距。且不说这个定义对就业的要求很低，这个数据不包括农村籍失业打工人，高校就业率大量造假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能够反映打工人真实失业状况的数据很难获得，只能估算。
这是失业工人量的方面的问题。关于失业工人的性质问题，即失业工人到底算不算工人阶级，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长期以来也是模糊不清的，应该予以明确。
失业工人还有一个名字，叫“产业后备军”（包括半失业工人）。老马将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工人称为“现役劳动军”, 而把那些暂时被排除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但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们，称为“产业后备军”。
我们平时所说的工人指的是“现役劳动军”, 一般而言不包括“产业后备军”。但是，资本积累必然会造成失业，造成过剩的工人人口，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或绝对排斥。工业机器人、外卖机器人、无人售货商店和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快速普及，不过是这个年代新的例证。
关于“机器换人”的研究表明，有近30%的制造业工人非常担心或担心企业引入机器人或自动化设备而失掉工作，而完全不担心的比例不到20%；工作岗位易替代的工人，其产生技术性失业担忧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岗位难替代工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人的技术性失业担忧水平越低。（《机器换人背景下工人失业担忧研究——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职工”匹配调查数据》）
产业后备军的产生，除了“必然”，对资本家而言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市场变幻无测，凶险无比，典型的如房地产市场，几年前为了买了套房，有些地方甚至需要抢号，购房者需要付额外的茶水费，如今很多地方房价腰斩也卖不出去。而某些产业，如新能源产业的崛起，又会吸纳大批工人。对此资本家比打工人有更清晰的认知，为了应对这种生产的忽起忽落，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必要的。当某种市场突然扩大时，“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为老板们应对市场的大起大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因此，工人如同机器与原材料一样，必须是过剩的，这是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对老板而言，如果不考虑失业太多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失业工人是多多益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荒诞不经的画面：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萧条，另一方面是吹鼓手们叫嚷着“人口红利”的丧失，嫌打工人太少；一方面是青年失业率飙升，另一方面吹鼓手们又叫嚷着延长退休年龄。这些看似自相矛盾与荒诞不经画面背后，逻辑却是高度一致的：产业后备军越多越好。失业工人越多，对老板越有利：可挑选的余地更多，工资更低，对在岗工人的管控更有力。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三条腿的哈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产业后备军不仅是资本增殖的劳动力“蓄水池”, 也是现役劳动军工资的“调节器”。
因此，失业，对于打工人来说，不是例外，而是周期性或非周期性遭遇的生存常态。打工人在有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为失业做准备。打工人的工资，不仅要满足工作时期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失业时期的消费。
斯大林是明确把失业工人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他说：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末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末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是失业工人后备军的角度来谈问题的，这么谈，符合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今天的情况又更进了一步，在信息化时代，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生产、消费与娱乐的界限也模糊了，大量的新业态打工人产生，各种灵活就业方式层出不穷，大批隐性劳动者甚至免费劳动力出现。采用各种不稳定方式就业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打工人大有人在。在岗与失业的界限也渐渐模糊了。
老马有个“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除了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外，那些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及部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协调人员、经纪人和工程师等都被纳入“总体工人”的范畴之中。工人阶级的外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是不断扩大的。
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妨也把“总体工人”的外延适当扩展，把失业工人也列入“总体工人”之列。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要把失业工人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当然，失业对个体工人而言，是巨大的灾难，对工人阶级整体也有不利影响。列宁认为，当大工业遭到破坏，工厂停顿的时候，无产阶级将失掉其阶级性。列宁的原话是这样的：
当前的敌人，是一个大工业遭受了破坏的小农国家中的日常经济现象。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它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且非常有力地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无产阶级则失掉了阶级性，也就是说，它逸出了自己的阶级轨道。工厂既然停工，无产阶级也就软弱、分散而无力。而且，国内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的支持。（列宁 《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1921年8月20日）
列宁说这个话是有前提的，俄国革命胜利后，工业化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甚至成为决定新生政权能否稳固的问题。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成长，否则意味着失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失业成为打工人一门必修课的条件下，对失业工人要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在自发的条件下，个体的失业工人的确可能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改变其阶级属性，比如转化为小生产者，进而导致这些打工人失掉其阶级性；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失业打工人并没有转化为小生产者的途径与可能性，而是在反复的失业中，打工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打工人地位，更加明确了其阶级属性，从而有了更多的阶级自觉。
在自发的条件下，失业工人的贫困化，以及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形式上的对抗，会巩固资本主义秩序。它让工人更加不敢反抗，接受更低的待遇，它转移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
而在充分自觉的条件下，失业工人也可以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历史。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关于失业工人运动的决议》中指出：“这一巨大数量的失业工人，单在上海一埠，根据国民党社会局的统计已有二十四万。如以全国计算，何止几百万与千万。”并指出当时工运的缺陷，“党与工会没有去参加与领导，整个党团工会没有把失业工人运动，看成革命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这份文件中，中共是把失业工人当作工运的重要力量。当时产业工人才二三百万，失业工人却是“何止几百万与千万”，仅上海一地按国民党社会局的统计就有二十四万，这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巨大群体。在合适的条件下，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这股巨大的力量的迸发，需要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才能从可能转化为现实。当年是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这些失业工人与在岗工人一道，共同创造了工人阶级的辉煌。
回到今天，有个客观条件非常重要，就是主流经济学者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由逐渐减少变为短缺，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在这个拐点出现之前，劳动力貌似是无限供给的，甚至需要官方以各种名目来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比如打击所谓“盲流”，实行严苛的暂住证制度，严苛的计划生育制度，等等；在此之后，民工荒开始出现，农民出身的新工人工资开始快速上涨，主流学界开始惊呼“人口红利”不再，生育政策出现180度转折，暂住证的管制功能也大幅削减，并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城镇化。
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无非是农业人口大规模转化为工业人口的基本终结。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村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破产，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庞大的潜在工业劳动力队伍，同时也在农村中形成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
这个相对过剩人口，就是老马所谓的“潜在的过剩人口“。在现有体制下，这些工人不被计入失业人口，失业后的失业保险待遇也与城镇职工有所区别。但是，这是制度的滞后，并不能体现这些打工人真实的阶级属性。
老马把相对过剩人口分为三种形式，即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基本无法就业的、沉沦到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的失业人员，它是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运输业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我们暂不讨论。“潜在的过剩人口”与“流动的过剩人口”的区别，在于前者处于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之中，这些人通常保留自己的土地和户籍，在城市里失业后可以回到乡村。这类过剩人口，在当代中国的典型是第一代农民工。在资本及其吹鼓手眼中，农村是巨大的蓄水池，也是绝佳的稳定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有着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利”。把这样的结构永远维持下去，是一些人的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尚且不能把这类过剩人口视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但是，梦想只能是梦想，“红利”不可能永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些过去的“潜在的过剩人口”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虽然他们拥有农村户籍，甚至名义上拥有土地，但他们基本不会回到农村，也不会务农，而是选择在城镇常住，即便是像三和大神一样生活也不愿离开，或者说已经无法离开。
2023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3267万人，其中有近3亿是农村户籍的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这些农村户籍的打工人失业后，无法离开城镇，我们便不能再将这些打工人视为“潜在的过剩人口”，而应视作“流动的过剩人口”，即那种只能以打工为生，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排斥，总能保持相当数量的失业打工人。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无产者化过程。无论他们找到工作与否，无论他们的户籍是何地，是否拥有土地，他们都应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质量和集中度，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必将创造出伟大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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