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越反动的作品而又越带艺术性，就越能毒害人民，就越应该排斥。
—— 毛主席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
穿越剧情设计在我看来不太适合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之题材，因为这段历史实际上距离今天的生活非常近，对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认知、价值观塑成实质影响深远，并不似远早一些的封建王朝社会。
所以将穿越剧情植入红色革命岁月，在逻辑走向和艺术观感上就一定会产生某种不可避免的异化。
比如，假使一定要“穿越回长征途中”，那么最好的桥段设计，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参军、拥军、助军，把自己深度融入进九十年前的大潮之中，一同啃树皮、煮雪水、过草地、扛起枪、修起桥……
如若拿本剧的女主角视作一个商人的话，那么历史上的案例不胜枚举。
举一个例子，江西著名的“红色掌柜”唐锡茂，在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实行“计口售盐”“食盐公卖”等恶毒手段、严控食盐等物资输入、导致苏区食盐奇缺盐价飞涨、不少群众因长期缺盐而四肢无力身体浮肿之际，出任苏维埃政府消费合作社经理，面对亲友阻拦，唐锡茂总是说：“共产党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要是共产党的事，我都愿意去干。”他管理的合作社经营食品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价格合理，为当地军民生活提供了物资保障，后被军民亲切称为“红色掌柜”。1935年，唐锡茂在信丰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0岁。
这样的历史案例，本剧的女主角为何不能效仿？
在我看来，这才应是革命题材之穿越设计的最精妙，即：通过穿越，让那段恢宏壮阔的历史「改变、重塑、教育」今人。
但是如今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则是：令今人通过穿越剧情去「影响、解读、教化」革命。
这本质是一种俯瞰视角下的坐享其成主义的魔改，不论台词、配乐、服化道有多么的浪漫动人，其价值内核依旧是一种对革命的「疏离」，而非融入。
纵观全套剧情，它的主线刻画下来仍然不过是一场女主角作为「他者」而旁观的“游戏”，并非完全参入进去的去共同誓要改天换地的一场革命。
她自始至终都在远远的看着，而不是去一起走着。
从今天的上帝视角，我们都知道“革命成功了”，但是实际上这部作品里体现的身位感，完全无关革命是否会成功——因为不论长征的结果如何，那个开超市的女主永远只是作为一个“热心肠的旁观者”罢了，而非革命的筑路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剧中竟会对红军吐槽出“你就这么怕死啊”这般雷人的台词，以及拍摄出红军战士居然拿枪对准群众的画面……
包括片中红军女战士面临生产时，战友们竟然脱口而出“你不能让我们这些糙老爷们接生啊”，这种台词和剧情显然违背史实。
战争途中，刀光剑影，男性战士给女战友疗伤、治病、乃至接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别的不说，贺子珍同志以及陈琮英同志（任弼时的妻子）的生育，都是由傅连暲亲手接生的。
凡此种种，均可一窥主创团队的历史理解深度，压根就不懂革命，不懂长征，不懂这支衣衫褴褛的冰雪队伍究竟为什么能够在经历各种背叛、敌困、少粮、缺衣、灾害等极端逆境后依然走向胜利——他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一个结果，即「革命胜利了」，于是就去“放心”地穿越了，去“快乐”地走一遭了，去“无所顾忌”地插科打诨了，去开了一家名叫“胜利超市”的豪华驿站，居高临下般的“帮扶”红军了。
咪蒙团队理解（或者说“以为”）的红军一切的“历经困苦、不畏艰险”，都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今人知道最终的结果是胜利，仅此而已。
但事实上，九十年前的那帮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根本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条雪水与血水交融的道路到底能不能通往光明。
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压根就是时刻做好赴死准备的，但是他们依旧认为这一切是有意义的。
他们没有上帝视角，也无法预知未来，他们能够明白的只有过去和当下，是万恶的旧社会把所有人逼的无路可走了，是蒋介石反动派压迫的大家人不为人、生不如死、堪作蝼蚁了，所以才会扛起抢来，舍生忘死得跟着共产党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结束这“狗日的世道”——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
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前途未知、生死未卜而负重前行，这是「信仰」；嬉笑穿越、由果溯因而故作歌颂，这是「功利」。
还记得三年前出版的新版党史（简史）吗，相比过去版本有诸多变化，首先比较醒目的变化就是在长征板块。对于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叙述，新旧两个版本在篇幅上差距巨大，新版本用了约800字指明了长征不但锤炼了革命队伍，更“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紧紧依靠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后者，在旧版本完全没有，仅仅一小段阐述了长征途中的牺牲，恰似咪蒙的这部短剧。
纵使这位经营超市的女主角是如何如何的颂扬红军战士，她永远只是一个游弋于穿越游戏中的局外人，完全体现不出毛主席的那句：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我说句实话，以咪蒙团队如此认知，其实让他们去拍摄国民党的故事也是OK的，丝毫不会违和。
不就是“孙女想念爷爷”的剧情嘛，国民党也有一大堆“老兵后代”呀，让咪蒙这帮人创作起来绝对毫无差别。这些年我们某些官媒和地方政府本身不就热衷于到处搜罗歌颂“国军老兵”嘛，咪蒙完全可以和他们合流（或许本就已经合流了）。
咪蒙的这部短剧在我看来还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一个相当具有示范性和记录意义的时代注脚：它体现了当前阶段的某种社会主流，所以向来擅长抓住风口的咪蒙团队再一起选择迎合并迎合成功。
然而，这种所谓的「主流」之于九十年前那段红色史诗，其精神内核究竟真的是契合，还是不过为一种低红高黑、似近实远的解构，恐怕非常值得去探讨一番。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语：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这部《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让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这位一直被视为左翼人士的哥伦比亚作家，曾经对另一位拉美文学巨匠、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有过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坦白：
我能懂什么政治？也就是跟他们这样的人物（卡斯特罗）站在一起，我的书更好卖一些罢了。
近来，有很多同志在后台询问我对毛新宇不久前的采访怎么看？
这篇对咪蒙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的观后文，某种角度上，也算是对毛新宇受访内容的评论了…
咪蒙解构长征，这或许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规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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