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身上，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松弛感”，他简简单单往那里一站，看起来就特别轻松、乐观、自信，从来就没有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情”值得去焦虑。
在那些历史的瞬间，他绝对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随和、亲切、却又带着光，哪怕斜靠在门口，蹲在路边，抽着烟……都遮不住他身上的那种“松弛”的力量。
他这人从来不一本正经、端端正正紧绷着，总是随随便便靠在椅子上，叉开一条腿松松垮垮站着，手要么叉着腰、要么别在背后，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像邻居家的一个农民大叔一样。
史沫特莱说他经常穿着延安农民的老棉袄和大裆裤，大大咧咧在延安的土地上溜达，和路边的农民聊天，给小红军讲字，给别人点烟；斯诺说他经常工作到凌晨，然后睡到日上三竿，然后一边写作一边和别人谈话，时不时当着客人的面掀开衣服捉虱子……他是个非常放松的人。
那些决定整个民族命运，决定伟大事业前途的判断和决策，就是这样“松弛”的状态下拿出来的。他用一生的思考、实践，把历史、当下和未来都看透了，做起事来，就如庖丁解牛一般游刃有余。
打过拳的都知道，放松才有力量，他说过：“把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更有力”！
他不把帝国主义放在眼里，也不把什么“末日武器”放在眼里，他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唯物主义的无坚不摧，他在战略上轻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也告诉大家“想要把纸老虎打成死老虎，得讲究拳法，得一拳一拳去打，急不得”。
70年代，尼克松见过他，也见过某岛主，他说俩人区别很大，他和别人会面的时候，随意得很，像一大袋土豆摆放在椅子上；某岛主则是毕恭毕敬，挂着尿袋都要坐得笔直。
基辛格、尼克松和他聊天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规规矩矩像个小学生，他却像个老师一样——“国家大事你和恩来他们去谈，我们来聊一点哲学。”
今天很多人说，在国外如何一眼看出“中国人”，很简单，看他的站姿，如果他背着手、叉着腰、松松垮垮叉着一条腿站着……八九就是中国人，我很怀疑，咱们这种气质，是1949年之后，从他那儿学来的，这个是真正自信、强大、不卑不亢的民族才会有的气质。
教员从来就没有什么“内耗”，他这个人从来都是自洽的，在历史的冲波逆折中，在那些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断中，他从容淡定得仿佛少年时在长江里游泳。
他的诗词里也是这么写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他写文章、做演讲从来不高高在上、摆弄高头讲章、也不用什么专业、生僻的“学术词汇”，而是通俗、朴素地说大白话……他讲话，官僚们可能不爱听，因为如芒刺在背，文青小资们可能不爱听，因为只击他们脆弱的灵魂。
但是劳动人民、普通战士、孩子们爱听，因为太有趣、太生动、太有用了。
“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
“读死书，就不如杀猪，因为猪会跑，会叫，会反抗，书只会躺在那里等你读，又不会反抗。”
“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会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他的学问，专治天下所有的中二病、幼稚病、文青癌，让那些不接地气的小资废柴、空喊口号的机会主义者、自怜自怨伤春悲秋的病秧子都得到及时治疗，变成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
他的语言或许不是民国大师中最美的，虽然他能写一手出色的古文和古诗词，他宁可用最下里巴人的语言讲道理，无论什么他的朋友还是敌人，看了他的文章，都会心悦诚服，怒而指责自己的同事：“你看，人家写的文章”。
作为一个普通人，读到他的某些文章时，甚至会汗流浃背，因为句句如刀，锥心刺骨，每一条都戳中了你脆弱虚伪的灵魂，打碎了你那颗自私自卑傲慢的玻璃心，让你获得真正的觉悟、解脱和进步。
感觉那个身材高大的长衫青年，那个头发乱蓬蓬、穿着老棉袄大档裤、走路摇摇摆摆的农民、那个额头宽阔、身躯厚重像一只海象的中年人，那个像一大袋土豆随意扔在椅子上的慈祥老人，正在对你笑。
他说：“我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上了知识分子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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