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白天看天空中的云朵，晚上看满天的繁星，自己就能编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大家都喜欢听。在我初中的时候我还曾代表我们学校去别的学校给大家讲故事，哪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将来要成为一名小说家。
长大后，尤其是我参加了工作以后，我慢慢发现我讲故事的能力消失了，我越来越看不清这个社会，我跟头把式地努力去追赶，比如我参加读书会，然后跟着阅读了很多当时很时髦，现在看来很坏的书，我去参加心理课，学习到的都是如何麻痹自己，如何跟随规则去讲话的技巧……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个世界仿佛对我禁言了，我说不出来自己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只是重复着别人的语言。我跟我的朋友们分享我的这个感受，发现好多都有类似的感觉。
我的青年时代备受“伤痕文学”的影响，现在想来文学的力量真的太强大了，一些作家把编撰的自己的“苦难”，把某些有权有势者的“苦难”讲成了全社会的苦难，群众的苦难，我的第一次性幻想就是阅读了贾平凹的《蛇神》后产生的。一些导演把鲁迅时代的阿Q搬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一些人把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民国描绘成天堂，一些人把向“国联”请命拍摄得荡气回肠，一些人把上海摊的流氓描写成抗日英雄，把工人纠察队领袖变成流氓……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作家的文笔出色，这些导演运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是一流的。比如程耳的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我就看了好多遍，我知道这作品是在篡改历史，我还是爱看，但一些红色文艺作品我却很难看下去，当然也不是这期间就没有红色主题的，但这类作品过于程式化，总是老一套，缺乏艺术性。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颠倒了的世界裹挟着，这些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那些把国家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混为一谈的“厉害了我的国”这类的粉红写手又霸占了屏幕……
我很荣幸能在这个混沌的时代发现并开始阅读刘继明老师的作品，这些作品如红灯一样照亮了我的道路。在刘老师的笔下，无论正反面人物都是极有力量的，武伯仲可以牺牲自己，洪太行可以爬冰卧雪，辜朝阳可以搬尸体，从最底层爬到高位。我们无产者倘若还似温室里的花朵，又如何同他们竞争社会的话语权呢？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志于成为红色写手的人，首先需要站在社会的最前端，要能看清社会的本质，要和大多数的无产者站在一起，同他们同呼吸，唯如此才能说出自己的话，写出自己的东西，同时要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讲出好故事，让大家都喜欢看。写作研修班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契机，我希望在刘老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勤奋写作，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红色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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