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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近问世的《韩西雅选集》(三卷)

作者:新德 发布时间:2014-12-10 来源:红色中国网 字体:   |    |  

  韩西雅同志近照

  新近问世的《韩西雅选集》,共三卷、78万字,涵盖了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候补书记、老革命家韩西雅同志在建国后的主要著作。

  三卷《选集》的开篇,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斗争:瑞有天事件》一文,该文生动地描述了建国初期“三五反”运动中,已经挺直腰杆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与偷税漏税的不法资本家开展坚决斗争的事迹,展现了解放后工人阶级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豪迈气概。

  在这三卷《选集》中,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权利的关注,贯穿着始终。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韩西雅同志著有多篇文章,强调和呼吁维护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位,并多次著文对所谓国营企业“所有者缺位”的谬论给予了批驳。他和“全总”其他离退休老同志一起,不辞年高,深入吉林化工公司、上海钢铁五厂、石家庄印染二厂做调查,写出了调查报告,深入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保障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权利。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在国企“改制”过程中,以及在今天的私有企业中,要不要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如何保证?《选集》中的多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1994年撰写的《否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一文中,韩老从理论上论证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地位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指出:“如果为了发展经济而要剥夺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把工人阶级变为雇佣奴隶,那不是走到邪路上了吗?何况,万一真的这样做,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就要被严重挫伤,工人阶级就要起而反抗,连社会稳定都保不住,建设怎么还能搞好?”尔后这些年来的社会现实,恰好应验了韩老的这一假设,使这一假设一语成谶。

  在1995年撰写的《职工在企业中要发挥国家主人的作用》一文中,韩老指出:“如果党和国家也像建国初期对待民族工商企业中的职工那样,明确要求他们在企业中同时发挥企业主人和国家主人的作用;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力,使他们不仅对本职的生产劳动,并且对企业的重大决策、经营管理担负集体责任,同企业领导人及党和国家的主管机关同心协力进行工作,企业领导人和上级机关的正确工作就会得到有力的群众支持;错误的做法,就可更少发生,发生了也会更易于发现或纠正。无论来自何方有损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由于有了职工当家作主,就能更易防止。现在存在的那种腐败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也更有希望得到克服。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就会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当然,现在不可能像建国初期那样赋予工人阶级各种权力,甚至连工人自身的经济权益都不能保障。所以,进入21世纪,韩老对于工人阶级的关注,就明显转向对工人群众遭到盘剥和虐待境遇的揭露和对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益斗争的声援。山西“黑砖窑”案、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城管与小贩冲突酿成的崔英杰案、陕西维权律师赵东民案,韩老都及时发表专文,替工人阶级呼吁、呐喊。《全国总工会对私企“辞工风潮”应当有所作为》、《逆向派遣,亟需禁止——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怎么能对在校生做工“不视为就业”?——致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信》、《读〈深圳民工维权者当街被砍事件背后〉给孙春兰同志的信》、《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读〈黑心公司狠使童工被查处〉感怀》、《建设和谐社会要向弱势群体开刀?——读深圳改造“城中村”报导后的困惑》,篇篇文章,无不饱含着韩老对当代工人处境的关切和焦虑。

  2009年7月,爆发了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工人群众为保护国有资产而集体抵制“改制”的“通钢事件”,韩老为此而奋笔疾书,写下了《星火燎原会有时——通钢事件析》一文,指出:“在这里,我要指出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起而同资产阶级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革命的、正义的。”“通钢事件,是一个个案。但反映我国国有生产资料私有化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矛盾和斗争。三亿多曾经是国家和国有、公有企业主人的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全部演变成为雇佣劳动者、无产阶级,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生活在痛苦之中,阶级怒火在群众的胸腔中燃烧。当权者们却还要一步一步搞所谓的‘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把私有制更加推向深处。这种事实必将进一步教育中国工人阶级觉醒起来,挺立起来,起而斗争。通钢事件有似星星之火,当局者如不改变,星火燎原是会有时的。”

  2010年,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同志以“通钢事件”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钢城》,邀请韩老为之作序。韩老在该序中指出,《钢城》已经不止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超越了文学领域,其本质已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的一部当代史书,记录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史记、一部信史。有了它,就把中共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集团,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白纸黑字,逃脱不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韩老经过艰苦努力,从大量报刊杂志上搜集有关当代工人群众现状的报道,整理出两大厚本54万字的《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从主人到雇佣劳动者的变迁》(上下卷),有力地揭露了当代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该书的“前言”收入了《选集》中,韩老在这篇“前言”中,将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一桩桩、一件件,做了细致的回顾和阐述,并且指出:“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演变——从主人到雇佣奴隶,是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重大构成。涉及亿万工人阶级群众及其家族,涉及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涉及整个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演变的时间长、面广,内容浩如烟海;进程中亿万工人阶级群众受苦受难,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国家财富遭受损失;惨象环生,触目惊心。”“今天,我们痛切地慨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曾经经历过一次从雇佣奴隶到主人的变化。现在的变化则是变化的再变化。真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韩西雅同志始终关心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权利,因此自然关心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状况的变化。20世纪末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大量出现、随着“三资”企业的出现、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我国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其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韩老1992年撰写的《对我国当前社会阶级结构演变趋势的思索》一文对此作了分析。例如,该文在当时就已经指出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可能产生,包括“三资”企业中的外方和中方代表,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中地位和思想发生变化的干部,以及随着个体经济的大量发展而出现的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等等。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干部,韩老指出,在改革中,对企业领导人相当程度上是按照资本主义企业中经理、厂长的模式设计的,一意要建立那种赋予厂长、经理们以个人擅权的制度,发展下去,我们的公有制,我们厂长、经理们的阶级立场是不是也有发生变化的危险?该文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研究阶级状况,作阶级分析。如果不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一种阶级力量形成以后,再去解决,就有生死之争了。一旦力量对比异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占了优势,而本质上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却不清醒,东欧、苏联那种局面就不难出现了。在一片繁荣声中,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长成了,这是不是一种值得思索的可能?”从20年来的社会现实看,这已经不是“一种值得思索的可能”,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了。

  一辈子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韩西雅同志,自然对中国工会工作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思索。在2001年撰写的《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一文中,他附带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总工会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会作用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1983年,韩老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强调工会在组织工人群众行使应有的主人翁权利、帮助党政干部克服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后,他又和马宾同志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工作中的问题和加强工会的建议》,指出“多年来,发生多少矿难、多少事故、多少资本主严重侵犯无产阶级合法权益的案件,我们看到的,都是在事发以后,政府派调查组,工会参加,跟在一起调查,处于陪衬地位。很难看见工会事先主动发现,独立自主去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要赋予工会更大的主动权”、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加速建立工会”、“要大力支持工会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

  在潜心思索工会作用和地位的同时,韩西雅同志更关心的是工人阶级政党性质的变化。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他著文《八十春秋悟一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指出必须明确党同工人阶级的正确关系,确保党的阶级本质和纯洁性,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言行,都要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要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真正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可是就在建党80周年之际,一些人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既是阶级先锋队、又是民族先锋队,放言“劳动价值理论只适合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要“加深理解”,把私营企业主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也可以加入共产党;还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为当今搞资本主义寻找理由。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后,韩西雅同志经过认真思考、研究,于2013年8月写下了一万两千字的《学习十八大笔记草稿》,对“小康论”、“初级阶段论”、“民族复兴论”以及所谓“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特别是针对所谓“小康社会”的谬说,韩老在《笔记》中结合中国古代、近代的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现代中国的战乱和屈辱历史,生动地阐明,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只有攫取他人劳动成果而致富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只能是出卖劳动力而命运漂泊,从来没有什么“小康”可言。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性质若要发生变化了,理所当然关系到国家走什么道路。韩西雅同志对道路问题,同样是铭记于心的。他2001年撰写的《从史实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2006年撰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绝不容许转移》,都是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他2010年撰写的《认清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中国必须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来》,是针对当时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论述中国应该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持一种什么态度;2011年撰写的《九十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从“小小签字笔”的“关键部件多依赖进口”想开去》则是从具体实例出发,见微知著地论述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紧迫性;而2012年撰写的《中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实行科学社会主义》和《〈世行报告〉的目的是肃清中国的社会主义残余——揭穿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险恶阴谋》更对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提出的战略建议”(到2030年,国有企业只留下10%)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强烈的愤慨。

  正因为韩老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所以韩老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十分关心,并积极参加其中。新世纪以来,左派在思想领域里的重大战役,例如2005年的“刘国光旋风”、2006年揭批高尚全等人的“新西山会议”、2007年批判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说,以及2011年将孔老二塑像逐出天安门广场的斗争,韩老都参加了、都有文章,这一次都编入了《选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1月,郑必坚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韩老当即写下雄文《奇与疑:私人竟敢宣布〈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指出:“面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强烈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且纷纷采取实际行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各种斗争的形势,郑必坚的这个说法是在为美帝国主义张目,是在帮美国当说客,是在向起而斗争的人们浇冷水、施压力,是完全违背《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郑必坚这篇《走向》是讲给美国大总统、国务卿、副国务卿和高级政要听的,也就是讲给美帝国主义听的,是要向这些大人物表白,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掉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了。这个党现在已经很乐于成为美国主宰的那个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正式成员,并且同美国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国际体系。希望美国大人物们喜欢这个中国共产党。”

  通观《韩西雅选集》三卷,跃然纸上的是韩老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关注,是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同时也充分展现了韩西雅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例如从1999年到2001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劳动价值论加深理解”的怪风,按照这股怪风,就要评选资本家为劳动模范、就可以让资本家入党,还可以得出“剥削有理”的结论。这一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韩老针对这一问题写出的一系列文章,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抓住当时的现实问题,毫不含糊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一文中,他形象地指出:“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里的地主规定雇工们在鸡叫三遍就要起床劳动。他为使工人们早起,自己提早起来把头钻进鸡窝里去学鸡叫。他这样做也很辛苦。难道能把他这种丑恶表现看成劳动者劳动吗?当然不能。”在《资产阶级不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了吗?——向柯华先生请教》一文中,为了驳斥我国前任驻英国大使柯华散布的“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谬论,韩老反问道:“柯华先生家中大概收藏有科学技术的书籍吧?也许柯华先生重视科学,还认真地读过科技书吧?然而收藏也好,阅读也好,没有产生出利润吧?”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韩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使人感到劳动价值论不是远在天边的教条,而是存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真理。2008年11月,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他撰文《中国人要担负起向人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指出:“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清醒坚定,勇敢不屈,就是因为我们唯物辩证地认识了这种规律。道路曲折的时候,我们不会迷茫动摇;形势重显光明,我们也早有预料,不感意外,早有准备”,“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动摇分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所在”。在《对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我的一点建议》中,韩老给青年同志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65年韩老随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几内亚并顺便访问了毗邻的葡属几内亚民族革命武装基地,那里的革命者仅有一本西班牙文的《毛泽东选集》,书读烂了、书角都卷了,但是他们视为珍宝,他们要从这本书里找到夺取革命胜利的指南,靠这本书争取一个国家的独立解放。韩老说:“世界人民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时期是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三卷《选集》中,更浸透了韩西雅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怀念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进入21世纪,几乎每年逢毛主席的逝世、诞辰纪念日,韩老都要著文表示纪念,并结合实际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内容。例如,2011年9月,他著文《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对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指出有人把毛泽东思想限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两大理论成果”之一,说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是把毛泽东思想狭窄化了、缩小了,丢弃了它的主要方面;指出“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收拾起来,束之高阁;限在国内,不向外传,只会有利于中外资产阶级,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在犯罪”。2009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他写下《毛主席啊,工人阶级想念您》一文,指出1975年《宪法》把工人阶级放到国家中更重要的地位,给予更大的权力,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最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同时指出,毛主席逝世后,《宪法》步步修改,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步步下降。该文引用大量实例揭示了当今劳动人民的苦难境遇,并结合当时发生的深圳富士康孙丹勇跳楼案和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指出“法是有鲜明阶级性的,决不可以把资产阶级的法制观念看成普世适用的”。2010年9月,韩老又写下《重读毛主席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刻骨铭心》一文,提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生活在今日中国,对于已经从主人地位上重新沦落为雇佣奴隶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同样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包括以工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同样也受着剥削的劳动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

  是的,这是一切有觉悟的中国人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和魏巍同志当年曾经写下《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样,韩西雅同志1996年9月9日曾撰文《回首百年论沧桑——建议大家来总结20世纪》,全面总结了20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并严正指出:“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内外反动势力当然是无比忌恨,从而造作谣言,加以攻击诬蔑。问题在于,若干年来,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无视如此彰明较著的事实,不去全面地进行评估,都把当时的许多观念一概称之为‘传统观念、旧观念’,许多体制一概称之为‘传统体制、旧体制’,硬说这些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甚至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旧、更不如,一律加以否定。这种现象不也很发人深思吗?”该文还指出,一些口号只不过是要“积极诱导私有经济健康发展。

  “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思想,今天我们必须好好学一学。今天不能不重温这些教导,是痛苦的。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清醒态度”。

  以上,是韩西雅前辈对我们的嘱托,特别是其中提到的“现在,坚贞的共产党人、老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要去发现、培养出这支力量来。学校老师中的坚贞的共产党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左派同志们责任特别重大”,更是凝聚了韩老的深深厚望。韩老一贯寄希望于青年,2009年他指出:“今天,当我们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不是又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应当同五四时代一样: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2013年,在纪念毛主席逝世37周年座谈会上,韩老发言指出:“1962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过:‘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现在,离开1962年正好50年——半个世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3年已有64年。从1949年到2013年这64年,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在这64年中,翻天覆地,成败得失,我们已经亲历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正反多方面的实践。如能把这64年如实地看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包含着内部矛盾斗争的整体,对它的各种经验教训加以比较总结,就可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有所发现,就可以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在《〈世行报告〉的目的是肃清中国的社会主义残余——揭穿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险恶阴谋》一文的最后,韩老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我们的觉悟,明确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是好的!美帝国主义强加于我们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游戏规则’,包括这次的《世行报告》等,都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必须回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中国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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