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原理
在叙述之前先讲述总供给价格的意义，以防为下文乃至以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企业家雇佣劳动者时，一般会产生两种支出，第一种即补偿给现在正在进行劳务的劳动者们的部分称之为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种即购进其它企业家产品的支出和用来补偿使用设备时造成的磨损的支出这部分称之为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企业家得到产品的价值超过要素成本与使用者成本的这部分差额是企业家的利润，也被称之为企业家的“收入”。
而在企业家的视角来看要素成本就是生产要素的收入，所以要素成本+企业家利润＝该就业量的总收入；而在某个特定的就业量时的总收入被称为该就业量的收益，而在此情况下总有一个最低的预期收益，该预期收益决定是否提供该就业量，而这个预期最低收益称之为此就业量所生产商品的“总供给价格”。
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进行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假定在技术，资源和要素成本既定不变的情况下，厂商的就业量以及社会的总就业量取决于该就业量所产出的收益的大小，企业家所努力维持的就业量，是预期收益超过要素成本部分实现最大化就业量。
如下图设Z为就业人数N时产出的总供给价格，那么总供给函数就可得Z＝Φ(N）。同样设D为就业人数N时的预期收益，那么总需求函数就可得D＝f(N）。
在N为既定的情况下，预期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Z，那么企业家就会将就业量增加到大于N的位置，一直到N得数值使得D＝Z为止，而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如下图交点E）此时企业家利润达到最大化，这个相交点的值称之为有效需求。
而古典学说为此做了一个假定，即“供给自己创造的需求”，其内容必然指f(N)与Φ(N)所有的N的值数也都相等，也就是说Z(＝Φ(N))因N的增加而做出相应的增加时，D(＝f(N))也必然与Z做出相同的增加。也就是总供给价格永远都与总需求价格相等，因此不论N的值为何，D得数值总是等于相当于N得数值的Z。也就是说，有效需求并非具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无穷个被允许的均衡值，因此就业量是不确定的，只有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能给出就业量的一个最高上限。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总是导致就业量的不断扩大，因此一直到整个产业的产量供给不再具有弹性时为止（有效需求数值的进一步增加不会导致任何的产量增加为止）。
现假设，每增加一人数的劳动者的就业量时，其货币工资与其他生产要素均保持不变。则当就业量的增加时，实际收入的总量也会增加，此时社会心理为：当收入总量增加时，消费总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是无法匹及的（此处在说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若增加就业量仅被用来达到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成本剧增，输出不及输入，便会蒙受损失，如果要想维持既定就业量，那么企业家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现期投资，来消化掉总产量多出该社会所愿意消费的部分，若没有这部分现期投资，那么企业家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持既定就业量的，因此在既定的消费倾向下，就业量的均衡，取决于现期投资量，而投资数量又取决于诱导投资量，而凯恩斯称其为“投资诱导则被发现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与对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
而在既定的消费倾向与新投资量的情况下，只存在一个均衡水平的就业量，在其他的任何水平下，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其总需求价格都不相等，而在此均衡水平下得就业量是不能大于充分就业量的，实际工资不能小于劳动负效用的，也没有理由去期望均衡水平的就业量与充分就业相等，因为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与之相对应得有效需求，只是一种特殊情况罢了。
如上事例若实现，且只有在巧合或人为谋划下，使现有投资所产生的需求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所引起的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充分就业时社会期望消费量的差额。
由此凯恩斯将此理论总结为如下：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均为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
(2)杜会的收入和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用D1来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社会的心理特征；这一关系被我们称为该社会的消费倾向，就是说，除了消费倾向本身发生变化以外，消费取决于总收入的水平，从而取决于就业量水平N。
(3)企业家所决定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N取决于两种数量的总和(D),即:D1,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D2,社会愿意投资的数量。D就是我们的所谓有效需求。
(4)由于D=D1+D2＝Φ(N)(在这里，Φ是总供给函数)，由于正如我们在上述第(2)命题所看到的那样，D1取决于N(我们可以写作x(N);x取决于消费倾向)，所以Φ(N)-x(N)＝D2。
(5)因此，均衡的就业量取决于，1)总供给函数，Φ，2)消费倾向，X和3)投资量D2。这就是一般就业理论的要旨。
(6)对于每-一个数值的N，在工资品行业中存在着相应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决定实际工资的便是这一生产率。因此，(5)受到的限制条件为:N不能超过它把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相等时的数值。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D的改变都不和我们暂时的货币工资不变的假设相抵触，这样，要想对我们的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取消这一假设条件是必要的。
(7)按照古典理论，对所有的N的数值而言，D=Φ(N);而在N小于其最大值时，就业量均处于中性的均衡状态。因此，企业家之间的竟争力量会把 N推进到它的最大值。在古典理论中，只有在这一点，才会存在稳定的均衡状态。
(8)当就业量增加时，D会增加，但D1的增加程度不像D的增加那样大；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量不像收入增加的那样大。在这个心理规律中，可以找到存在于我们现实中的问题的关键。因为，根据这一心理规律，就业量越大，与之相对应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企业家能够从消费者支出那里收回的D1之间的差距也越大。因此，如果消费倾向不变，那末，就业量便不能增加除非D2也同时增加，以便补偿Z与D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样——除非依靠古典理论所作出的特殊假设条件，认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总会有某种力量发生作用来使D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以便补偿Z和D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否则，经济制度可以处于稳定的N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处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因为足够通俗易懂所以这里不再多加解释）。
复述就业通论
首先，先分辨在经济制度中有哪些是既定量，哪些是自变量，哪些是因变量。
被我们当作既定的是，现有的技能和劳动量、现有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强烈的程度、消费者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监督与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假设的这些为固定不变，相反，只代表在我们涉及的范围内，我们并不考虑，探求因它们变动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我们的自变量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或表)以及利息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变量还可以加以进一步分析。
我们的因变量为: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而被我们认为既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自变量，但并不决定他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益曲线取决于既存的设备数量，而后者则是既定的因素之一。而还有另一种因素则是完全由既定因素所决定，以致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被决定因素看做既定因素，例如，既定因素使得我们推断出相当于既定水平的就业量，以工资单位来衡量国民收入的多少，从而在被我们当成既定的经济制度下，我们可以说，国民收入取决于现行的用于生产的劳动量，二者之间在统计学上得相关关系，既定的因素可以向我们提供总量供给函数，凯恩斯解释其意为:“该曲线体现了各种不同物品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即对应于每一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来衡量)水平的用于生产的就业量。”，最后这种既定的因素可以为我们提供劳动的供给函数，从而可以知晓该函数在哪一特别点之后，整个劳动的就业函数就不再具有弹性。
写给读者的几句话：
现如今的网络是一个混乱并进的情况，任何意识形态与任何成分都可随意发言，因此诞生出了许多魔怔解读。
而维持学习的态度的却预发减少，许多人抱着挑刺，来对任何理论指指点点，去对任何理论无论正确与否无论正义与否，都予以批判，也不管批判得正确与否，和恰当与否，若这种气焰在此的熏陶着，那么学习就不再是拓宽个人思想与学识的东西，相反，成为了与人叫板的物品。
鲁迅曾评价道：“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文人无文》）
若一些理论文章被人扣上了所谓反贼的名号，而被其乱批一通的人所占领，那么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也都化为云烟，理论文章这些东西自诞生出便会与其各种理论相矛盾，但这不是某些人拿着批判的借口，持有辩证态度观看并无错误，但，也要客观考虑其的背景时代和其诞生的原因，用张静先生的话来说即为：“换句话说，本书的立脚点是: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怎样使用或验证这个理论。我想，多数读者都会同意，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限制，人们无法超越这些目的和限制去谈论何种是“最好”的理论，更适当的立场或许是，充分了解各种理论针对的问题及其论证目的，并通过理论的目的了解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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