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末期、民国初期，东北地区仍然构成地理、政治、社会意义上的边疆地带，而且不同于新疆甚至西藏、云南等同为边疆的地区更为丰富、悠久的文化印记，前者文化上的边疆意义，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
尽管在古代，从金、元至清朝，甚至前溯到匈奴、鲜卑等部族，地理意义上的东北当然不缺乏文化生产，但记录相当缺失。
从20世纪初，到半个世纪以后，东北在经济和文化上都经历从边疆到中心的地位——工业、农业上皆是如此，这片区域分布着中国近现代最为发达完善的铁路线。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非常明晰地确立了东北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身份和地位。
东北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意味着什么？
新出版的《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一书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岩就谈到，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发展成就，而是在于其为新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在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化和均衡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无论是四川攀枝花，重庆市，还是湖北襄阳、十堰，以及中西部其他很多地方在规划配置工业产能时，东北地区都提供了大规模输出工业技术、设备、人员、整体搬迁大厂。
这也是强调东北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最核心理据所在，也就是在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路径中，一般而言，工业地区都受益于国内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对外负债实际上需要由城乡共同承担。东北地区发挥工业基地的功能，在国内其他地区输出、援助工业城市的建立，实际上就打破了很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惯有路径，“东北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早展现出克服城乡二元对立的另类现代化的可能性”。
而且，东北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也加速发展农业，而且将黑龙江垦区等地，延续国营农场、建设兵团体制，从而使得东北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单元，实际上在垦荒以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逻辑，并且体现出“全新地理-生产关系”。
事实上，东北不仅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其他区域工业化的输出者和援建者，而且如《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北各地的工业化也在加深。当然，这些地方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的10年，因为经营上遇到巨大困难，而被作为放弃的对象，最终很多地方的企业彻底消失，过去的厂区空间在新世纪以来被用来发展消费主义商业和住宅业设施。
但无论是东北，还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如果没有工业企业作为依托（也就是无法创造就业岗位），消费主义商业和住宅业，外加21世纪第2个10年逐渐得以更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都并不足以吸引和留住年轻人。
东北如何被动地走下国内文化高地
1945年，十万大军出关，其中就包括延安鲁艺在内的文化战线的主力。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在“文武两个战线”同时展开，除了“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化军队”。
进入东北的革命文化战线精英，开始适应以大城市为中心、城市领导农村的全新地理关系，而且还要抽调出力量，到农村结合土改斗争，从而广泛地实现与“工农兵的结合”。
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革命实践、乡土经验或工业体验，开始进入大量的文学、文艺实践。
这其实也构成了20世纪中期，一直到70年代的国内文学的重要价值基础。
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南方开发掀起了新热潮，如书作者所说，“南方”不是确切的地点，而是市场化语境中发达和机会的指向——“哪里似乎能赚更多的钱，哪里就是‘南方’”。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个很短暂的伤痕文学传播期以后，国内文学迅速地转向了这本书所说的新“南方”化。
不仅如此，在文学、艺术领域，东北作为题材内容及其背后代表的价值体系，开始从之前的领先者，直接跌落到高度落伍的程度。
令人唏嘘的是，一谈到东北文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二人转，但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二人转从来就不是东北各地的主流文艺形式，非常边缘化。这跟北京、天津地区的地方戏曲和相声构成了重大区别。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包括一些专家和媒体将二人转，粗暴地等于东北文艺。
检视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以东北地域为场景地的很多电影，不难发现，这其中贯穿的文学、文艺逻辑已经调整为渲染失落——黄宏、赵本山的小品从不同角度展现和定义了这样的失落。这里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东北经济发展，尤其是具体的人们开始感受到的失落，其实滞后于文艺作品中开始出现失落，这可以理解为“南方化”文化体系下，展现东北的失落，更可能成为受欢迎的题材。
这种刻板印象甚至一直发展到21世纪第2个10年。也就是东北口音或者东北场景的文艺，要么展现所谓的锈带（沈阳铁西区为代表的老工业城市）的沉沦，要么展现“乡村爱情”和二人转，其他题材很难出头。
东北地区新文化的产生，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2012-2014年这个过渡期以后，赵本山的形象从主流媒介淡出，东北喜剧新秀开始更多地融入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电影生产、电视喜剧综艺和真人秀体系，不仅如此，开始出现了草根文艺借助“喊麦”而走红的新潮流。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艺人，以及他们、她们更加具象化展现、讲述的东北景象，从而开始祛除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东北在市场化文化观念和生产体系中的异化、标签化形象。
《同时代的北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文化生产研究》书中指出，《夏洛特烦恼》、《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电影其实都是流散外地的东北喜剧人的怀旧作品。这些作品中，都展现了作者、表演者对于东北传统工人阶级城市、单位-家庭有机体、生活方式从排斥，到理解、怀念的情绪转换过程。这些电影当然总体上都是快餐电影，却因为倾注了东北籍的电影人再造家乡文化印象的热情，从而与国产的其他快餐电影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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