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宁为阶下囚，不愿上梁山的宋江，刺配到了江州。他用钱财买通了江州狱吏，通过吴用的一封信同江州押牢节级戴宗拉上了关系，因而大小官吏都对他照顾备至。
他凭着“及时雨宋公明”的“名声”，又“结交”了一批江湖好汉。因此，宋江虽身为囚犯，却“左右逢源”，十分逍遥自在。
但是，宋江那种“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情绪却依然深深地埋在心头。这种情绪终于在浔阳楼上爆发了出来。
《水浒》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一段故事，就以深为赞赏、同情的笔触，抒写了宋江的思想感情。你看，宋江面对江上的美好景色，触景生情，感慨万端，“潸然泪下”，“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即刻题了两首诗。
对于宋江的这两首诗，历来不少人都说它是“反诗”，有人更说它是“冲向封建王朝反动统治的匕首”，是“宋江思想转变的新起点，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简直吹得天花乱坠，把宋江捧到天上去了。
然而，纵观宋江其人的全部历史，深入剖析这两首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诗，不难看出：“反诗”云云，完全是对宋江反动本质的掩盖和美化。这种掩盖和美化，既是同宋江一贯搞“忠义”、搞投降的言行相矛盾的，也是不符合这两首诗的客观内容的。
那末，不是“反诗”，是什么呢？
这两首诗，不过是宋江疯狂追求功名利禄的自供状。
那首七绝的前二句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那些“反诗”论者，就借此宣称，宋江是身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古属吴地)牢城，心向山东梁山泊。因向往革命而“谩嗟吁”。这至少是一种曲解。
其实，宋江的“谩嗟吁”，不过是对成不了功名而发的牢骚。何以见得？有宋江写诗前的一段心理独白为证：“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
看——江湖上的“盛名”，不过是一个“虚名”，追求功名利禄，才是“实在”的。“心在山东”分明是说宋江虽然远配江州，却依然想念山东地主老家。宋江自已已经说得如此明白了，还要硬说他的“心在山东”是什么“向往革命”，岂不是有点强加于人了吗？事实上，我们透过诗的字里行间，看到的完全是一个“自幼曾攻经史”、官瘾十足、利欲熏心的孔孟之徒。
这两首诗，也是宋江野心家、阴谋家嘴脸的大暴露。宋江对于自己功名未遂的处境是十分不满的，但他写这两首诗，却不只是表示不满、发发牢骚而已，他是有着自己狂妄的野心的。
宋江在浔阳楼题诗的时候，就不但看到了“今日之苦”，也在憧着“他日身荣”。他所以要题诗，记下自己的“凌云志”，是为了在将来“身荣”后，再来“重睹一番”。
宋江向以通经史、有权谋自负，并且自比猛虎，但只因“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才使得他这只“猛虎”只能“潜伏爪牙”，卧在“荒丘”，即实现不了他的政治野心。
怎么办呢？宋江觉得暂时“忍受”是最好的策略。不上梁山，甘当囚犯，是一种“忍受”；犯了死罪，万不得已上了梁山，“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即“勉从虎穴暂栖身”，这也是一种“忍受”。
宋江不是对戴宗说，这两首诗是他的“醉后狂言”吗？其实，“醉后狂言”倒往往是“醉后真言”，它比较坦率、真切地流露出了他的狂妄野心，就是说他要不择手段，即使拼了命也要往上爬，遂其名成利就的“凌云志”。既有狂妄的政治野心，又能“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吗？
这两首诗，从根本上说，乃是宋江投降、保皇的哲言。宋江这个孔孟之徒，不仅是个野心家、阴谋家，而且也是个死心塌地的铁杆保皇派。忠君保皇，是贯穿宋江罪恶一生的一根黑线，也是这两首黑诗的政治要害所在。
恰恰在这一点上，“反诗”论者或者是故意歪曲，或者是没有看懂。他们认为，“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是宋江要造封建阶级的反了，“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是宋江决心要做一番比黄巢更伟大的事业了。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得阳江口”。他要报仇的对象是谁呢？是大宋皇帝吗？根本不是。宋江一贯认为天子“至圣至明”，至死还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这样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决不会把皇帝作为“报冤仇”的对象。那末，是高俅之类的“奸臣”吗？粗看起来，似乎有点象，因为在宋江看来，那些“奸臣”挡住了他向上爬的道路。
仔细一分析，又不对了。尽管宋江同高俅有着地主阶级内部这样那样的派别斗争，但他们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保皇派，而且事实上，高俅一伙倒是一心要下毒手，把宋江们斩尽杀绝；宋江口头上“反贪官”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内心却始终对高俅脉脉含情。这从后来宋江打童贯、高俅时手下留情，生擒高俅后奉若上宾即可得到证实。
要说杀“奸臣”，宋江一生大概只杀过一个，那就是这一回中讲到的黄文炳，并确实“血染”了无为军，但这是因为黄文炳差点使宋江掉了脑袋，宋江要报私仇而已。何况宋江题诗时，他还不认识黄文炳，因而此时此刻他还根本谈不上同黄文炳之间有什么“冤仇”。
那末，宋江究竟要向谁报仇呢？我们认为，“血染浔阳江口”，是因为宋江此时在浔阳楼吟诗，是个借代，宋江醉后吐露满腹怨气，表示他决不甘心这样“名又不成，利又不就”下去，他要做出一番事业来，他要杀人！只有杀了人，扫除了“障碍”，成就了功名，他才能消除腹中怨气，心满意足。
我们从宋江阶级立场、追求目标来分析，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江要杀的，是从根本上阻碍他忠君保皇、“尽忠报国”的人们，是从根本上阻碍他实现反革命政治野心的人们。这样的人们不是别的，只能是农民革命军。
宋江后来征方腊时，就曾恶狠狠地发誓：若不把他们杀尽，誓不回军。宋江也确是把他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成了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宋江的罪恶行径，正是对他“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这两句诗的最清楚不过的注脚。
剖析了上述两句诗，对于“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两句诗，也就容易看清楚了。
什么是宋江的“凌云志”？无非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也就是当好奴才和刽子手。
为了实现这样的“凌云志”，宋江认为只有坚决走忠君保皇这条孔孟之徒心目中的“大丈夫”走的道路。而黄巢呢？偏要和朝廷作对，率军数十万，转战数千里，结果还是被唐王朝所败，不但没有实现宋江所追求的那种“凌云志”，反而不得不自刎身死，这在宋江看来，当然是“不丈夫”了。
然而，在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看来，恰恰相反，黄巢是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他的理想是要推翻唐王朝，让“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江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日夜叨念的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奴才笑英雄，适足见其反动丑恶而已。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两首诗，根本不是什么“反诗”，而是宋江追求功名利禄的自供状，野心家、阴谋家嘴脸的大暴露，投降、保皇的哲言，那末，那个黄通判怎么会下“反诗”结论呢？
弄清这一点是颇有必要的。是因为黄文炳“再欲做官”因而夸大其词吗？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黄文炳“虽读经书”，却并没有真正看懂宋江这两首诗的用心。
从这一点上说，清初那个反动文人金圣叹同黄文炳有着某种共同之处。黄通判误认“反诗”，说明他误解了宋江其人；金圣叹没看懂《水浒》这部书，说明他不理解作者的一番苦心。
这就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宋江的假“造反”，真投降，《水浒》对投降路线的美化，不仅对于革命队伍内那些思想模糊的同志，而且对于敌人阵营中某些家伙，都确实有着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力。
然而，今天我们用毛主席关于《水浒》的光辉论述为武器，就完全能够拨开遮掩在《水浒》上的迷雾，驱散笼罩在宋江及其所谓“反诗”上的烟云，还其本来面目，从而使其充分发挥反面教材、反面教员的作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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