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政治讹诈者！蔑视他们，抵制他们！不断向工人群众揭露他们的丑恶面貌！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
列宁：《政治讹诈》(发表于1917年9月6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1页
这些先生们显然打算瓦解我们的队伍，在我们中间散布怀疑和惶惑的种子，培养对我们领袖不信任的情绪。
可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象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
下贱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
斯大林：《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发表于1917年7月24日)。《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32-133页
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
列宁：《政治讹诈》(发表于1917年9月6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0页
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页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
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中分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受资产阶级拳养。
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替某些先进国家创造了垄断的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班家伙，他们只顾自己本行业的利益，只顾工人贵族自己本阶层的利益。
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多数的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过去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列宁：《共产主义应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198-199页
两面手法和伪装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潜入我们组织的唯一手段，警惕性和政治敏感则是防止这种潜入和消灭季诺维也夫一托洛茨基匪帮的最可靠的手段。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参见1955年版单行本第4页
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布)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
斯大林：《给麦一尔特同志的信》(1925年2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0-41页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
斯大林：《致<工人报>》(1925年1月21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页
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成就。我们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高举伟大的列宁旗帜。如果我们想要胜利，那我们今后还应当高举列宁的旗帜，保持它的纯洁无瑕。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十月革命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我们举着列宁的旗帜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
我们举着这面旗帜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必将获得胜利。
列宁主义万岁！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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