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2期，作者是江铭。
“有救无类”，这是孔子贴出的一张招生广告。乍一看这张广告，似乎孔老夫子主张“平等教育”。但是，只要一对它进行阶级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放无类”的实质是什么了。
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孔夫子自己就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那么，“有救无类”是否包括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奴隶呢？
不。在孔子看来，“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劳动人民是根本不配受教育、问政治的。孔子为了替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制造理论根据，还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鼓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等于要劳动人民世代愚昧无知，好甘心情愿地替剥削阶级做牛做马。
而且，孔子招生的学费极其昂贵，一开口就要十条干肉，这还仅仅是初次的见面礼。孔子家无负郭之田，但论吃则无不质精，论行则一车二马，这些费用全靠贵族学生的供给。至于对那些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奴隶来说，不要说维持孔子的贵族奴隶主生活，就连这十条干肉也是决计拿不出来的。
那么能够进孔家店的门槛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只要查一查孔子学生的家底就清楚了。他们之中有的是奴隶主官僚子弟，如孟子、南宫适；有的是“家累千金”的大商贾，如于育；更多的是“士”这个阶层出身的。
颜渊算是孔子学生中最穷的一个，但实际上颜渊家里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钎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因此，不去做官食禄，也照样可以过不劳而食、鼓琴自娱的寄生生活。由此可见，孔子的“有教无类”，纯粹是欺人之谈。
在阶级斗争中，人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按照一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教无类”是根本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曾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阶级关系发生大变动的时期，地主阶级蒸蒸日上，奴隶主贵族阶级日趋没落。
“学在官府”的旧制度基本上已经瓦解，私家讲学日益盛行。各个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抓上层建筑，抓教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例如，在鲁国和孔子同时讲学的，就有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少正卯。而孔子打出“有教无类”的旗号，也正是为了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争夺接班人，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后来孔子在鲁国上台执政，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有教无类”。
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更主要的还要看按照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学生，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
孔子向学生传授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六艺，即：诗、书、礼、乐、射、御，其中的核心是“礼”。“不学礼，无以立”。“礼”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作用是定亲疏、别贵贱、决嫌疑、明是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宗法统治。
孔子为了培养一批积极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的死党，给学生定下了一条做官的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奴隶主阶级的信条办事，否则就不干。
他的学生冉求在鲁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季孙氏那里帮助季孙氏改革赋税制度，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是合法的。孔子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冉求背叛了周公之礼，号召其他学生对冉求进行围攻。
另一个学生宰我，到齐国去当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死去，孔子大骂死得“可耻”。与此相反，紧跟孔子、崇拜殷周奴隶制的颜渊死了，孔子为之哭得死去活来。孔子到底要培养哪一个阶级的接班人，从他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来看，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列宁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我们从孔家店学生的成份，到孔子的教育内容，以及他所要培养的接班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有教无类”的阶级实质，就是妄图在剥削阶级内部扩大教育范围，为巩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服务。
长期以来，走资派为了反对党在教育领城里的阶级路线，抹杀教育的阶级性，到处张贴孔子这张“有救无类”的广告，胡说什么“有教无类”、“打破阶级界限”，今天的教育“还是‘有教无类’”。
他们大肆宣扬超阶级的教育，目的是要在教育领域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个事实从反面告诉了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坚持从工农兵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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