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和反动的买办文人胡适曾有过这么一次耐人寻味的斗争——
胡适当时开列了洋洋洒洒的书目，劝“少年朋友们”钻到孔孟之道里去。鲁迅坚决反对，明确告诉青年学生，胡适一伙开列的书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
于是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曾有一个自称天天遵照“胡适之先生”的书目在办事的人，写了一封信给鲁迅，说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就是卖国。
孔孟之道是“国粹”，丢弃“国粹”就是卖国。这在他们看来，理由倒是颇为充分的。
然而，究竟是谁才真正配戴“卖国”这顶帽子呢？鲁迅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提醒这帮胡适的信奉者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他们从来不丢弃孔孟之道，相反，“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这是为什么？侵略者的尊孔，不是反倒透露了尊孔与卖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吗？
胡适的信徒们自然不服气，继续抱着“不尊孔即卖国”的理论来吵闹。但正在这时，“五卅”爱国运动爆发了。胡适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赤裸裸地叫嚷青年学生不要参加爱国运动，甚至连“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不必喊。去干啥呢？答曰，到“孔家店”后院的故纸堆里去“求学”。这是一次自我暴露，使人们开始感到：尊孔与卖国之间的距离倒确实是比较近的。
八年之后，事情就更清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妄图鲸吞我国的时候，胡适竟跑出来献给侵略者一条锦囊妙计：“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用孔孟之道中的“精华”——“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到此，尊孔与卖国已完全溶为一体。八年前那种“不尊孔即卖国”的论调成了一个笑柄。那场争论也总算结束了。因为胡适的话是专门讲给日本人听的，因此，鲁迅特地用日文写了一篇讨孔檄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寄给日本的杂志发表，批驳了胡适的谰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妄想，为这场延续多年的斗争，作了一个马列主义的总结。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件怪事：尊孔，颠来倒去讲的是“国家的道德”、“民族的精神”、“吾邦的传统”、“祖先的遗教”，和“卖国”二字不是正相反么？怎么会联在一起呢？
看似相隔万里，实则近在咫尺。世界上这样的“怪事”多得很。你看，高唱“博爱”和屠杀人民，这该是南辕北辙的吧？但在帝国主义手上却统一起来了。“最最革命”的动听报告和反对革命的实际行动，这该是相反的两极吧？但在政治骗子那里却完全可以一身而二任焉。
任何反动的理论、学派为了欺骗人民，总不敢一下子把自己的本质、意图和功用抖出来，总要披那么一两件五光十色的外衣，从而使一些善良的人们上当，以为它们和那些凶相毕露的叫嚣，不加遮盖的丑行有很大距离。
但是，阶级斗争的激流终究要冲刷掉各种伪装假象，让那些本质相类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孔孟之道与卖国丑剧的“最后会合”，也正是这样。
尊孔可以卖国，这个道理，胡适也是在长期的反革命生涯中才慢慢懂得的。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他选中的思想武器是实用主义。
直到五四运动期间，他虽然很崇敬地把孔子称之为“气象阔大的人物”，但觉得要充当这个“嫁娘”，这位“孔老先生”是不及“杜威先生”的。
到了五四以后，他逐渐看到，“杜威先生”的那套东西在中国似乎不太有人听，更抵挡不了马列主义的迅速传播。因此，他又急忙去叩“孔家店”的门，贩卖起“国故”来了。一边贩卖，一边研究，他终于“重新认识”了孔孟之道。
胡适究竟看中了它什么，他自己不便，也不敢讲明。鲁迅毫不客气地把它点穿了。鲁迅指出，根据孔孟的“中庸之道”，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卖国结论：“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不让进，焉有“诚”？他们进来后烧杀掳掠怎么办？根据孔子“仁”的学说，不必气忿，更不必反抗，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自毙”去吧。
很显然，孔子两千年前用来扑灭奴隶起义烈火的工具，在两千年后的卖国贼们看来，仍可用来扑灭人民的反帝怒火。这无疑是一种精神鸦片，企图使人民听任侵略者宰割而毫无怨言。
孔孟之道在卖国上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可以教给入侵者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办法，使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用鲁迅的话来说，即为外来的“权势者”们提供“治民众”的良方。
例如，孔孟之道里包含着一条被历代反动统治者赏识的反革命专政的经验：“王道”和“霸道”的交替使用，或者说在“王道”的幌子下实行“霸道”。
这个货色，本来是孔子为垂死的奴隶制社会注射的强心针，后来曾被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反动统治者“借用”过。他们能“借用”，外来的帝国主义强盗当然也要夺过去用一用。以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来“以华制华”，自然最省力。
因此，帝国主义很早就看中了孔子的这些“治民良方”，当胡适还故作神秘地献出去的时候，就象鲁迅预见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觊觎我国的强盗们早已不约而同地在尊孔了!
总而言之，孔孟之道对侵略者有利，对卖国贼有利。尊孔，对内可以加强反动统治，对外可以招引侵略者。所以，每当孔夫子交上好运，大做其“摩登圣人”之时，总是国内外“权势者”用他作“敲门砖”大敲他们的“幸福之门”，妄图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之日。
这是鲁迅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站在这个高度上，我们不只是可以理解胡适一个人，而且对于历来的卖国贼与侵略者捧着孔孟之道所唱的一出出“双簧戏”，也容易看得懂了。
为什么袁世凯在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前半年，要命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为什么汉奸汪精卫说自己卖国是体现了“儒教的真精神”？为什么刚踏上岸的海盗也要报名参加中国的“孔教会”？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把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精髓”归结为“恢复孔子之教”？都是这个道理。
前些年，苏修也开动宣传机器，把孔孟之道着实吹捧了一番。在他们手中，孔子还是那个孔子，但装束有了变化：已不是胡适给他穿过的杜威式的美国西装，也不是汪精卫给他穿过的杀气腾腾的“皇军制服”，而是换了一套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打扮。
这种代代相传的反革命“老谱”，不禁使人想起四十几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吹捧孔子的一句话：“贯古今，通内外”。在“通内外”这一点上，孔孟之道真可谓“贯古今”了。
苏修把孔孟之道作为“通内外”的工具，是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为前提的。这倒是为千百年来反动阶级的尊孔丑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他们这种叛卖行为有一种特殊价值，即从反面揭示了一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只有马列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和捍卫人民的、民族的利益，只有象鲁迅这样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
卖国也好，侵略也好，无非是想更残酷地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孔孟之道之所以能成为卖国和侵略的工具，也首先因为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几十年前鲁迅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批判胡适尊孔、卖国等勾当的战斗业绩，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从尊孔到卖国是一条近路，但又毕竟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胡适和杜威、汪精卫和日本军阀都没有能把那出里应外合的戏唱完，就灭亡在人民的唾沫中了。
试想，两千年前的奴隶反抗，孔夫子亲自坐着木轮车到处奔走呼号都没有能“治”得了，两千年来的农民起义，孔孟之道变幻了许多戏法也都没有能“治”得了；那么，面对着今天千百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面对着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洪流，国内外反动派靠着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孔孟之道，哪能“治”得了？哪能不自取灭亡？
正如鲁迅深刻指出的，卖国贼、侵略者和一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他们结局只能如此，这确实是“明明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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