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同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作斗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国后，各地先后形成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八九八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
但是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根本忽略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中央委员会也随即被沙皇政府破获，各地方组织缺乏统一领导，缺少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就面临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准备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任务。
但是，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青年人，趁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家被捕的机会，利用“一大”以后党内分散的状况，结成了宗派，被称为经济派。
他们通过《工人思想报》等报刊，大肆贩卖在欧洲“最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黑货。他们鼓吹工人阶级只应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说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
他们反对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认为大多数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工人运动应该走“阻力最小的路线”，用“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代替“夺取政权的意图”。
他们迷信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赞美组织上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经济派甚至还极力地吹捧伯思施坦，直接大量翻印伯恩施坦的著作。到一九〇二年时，伯恩施坦的“前提与任务”一书就已经有了三种俄文译本。伯恩施坦也把经济派介绍给德国公众，把一小撮经济派分子胡说成是什么俄国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
可见经济主义同伯恩施坦主义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同流合污了。所以，列宁称经济主义是“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问》，《列宁全集》第4卷第243页）。
经济派的行径，就是要使俄国工人运动从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倒退一大步，因此，列宁指出：当经济派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起来坚决反对这种倒退倾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阔退倾问》，《列宁全集》第4卷第250页）。
“只有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论战，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想，才能保证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发展”（《论
为了从思想上建党，为了批判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一九〇〇年底出版了《火星报》，集中力量批判经济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先进无产者，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连成一气。尤其是一九〇二年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一书的发表，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的任务。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首先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口号的思想实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
“‘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6、226-227页）。
列宁坚定地表示，不管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自由地”走向什么地方，哪怕是走向泥潭去，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27页）。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伯思施坦主义者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其次，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伯恩施坦曾经说过：“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突破的”（见“前提与任务”）。
这是明目张胆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的经济派步伯恩施坦的后尘，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工人运动本身能产生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灌输给工人群众。
列宁指出：“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4页）。
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就意味着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政策的俘虏。因此，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再次，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和伯恩施坦派鼓吹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主义谬论，阐明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
经济派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良经济状况而斗争”，“最适合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等等。
这是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的翻版。列宁在批判这一谬论时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页）。
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必须“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77页）。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还批判了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阐明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意义。
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的表现，是欣赏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政党，尤其是反对建立集中的秘密的革命政党。
当时，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最迫切的首要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
列宁深刻地论证了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说：“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45、337页）。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了三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战胜了经济主义。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变成了一种侮导性的称号。
在反对经济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后移至伦敦秘密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党章，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在制订党纲时党内爆发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首先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展开。
革命派主张党纲中应列入无产阶级专政，机会主义派则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等自由当做目标，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的通过普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们还以不能“跟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大相同”为借口，反对写入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表明他们妄图在俄国建立象第二国际那样不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政党。
经过斗争，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党纲中载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中，这是唯一列入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革命纲领，这是列宁所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施坦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正如列宁所说：“在这个党纲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反对伯恩施坦、反对机会主义才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大会在讨论党章时，斗争也非常尖锐。列宁主张党员应当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不让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马尔托夫则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只要“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工作就可以了，也就是要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组织松散的政党。显然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建党路线。
由于马尔托夫这种错误观点得到了当时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大会最后通过了马尔托夫的党章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有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了大会，列宁派居于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音译，即多数派之意）；马尔托夫派退居少数称为孟什维克（俄文音译，即少数派之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的诞生。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了。
孟什维克进行宗派活动，篡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机关报，鼓吹党不应当是有组织的整体，可以听任每个同情党的人自行宣布为党员，诬蔑党的纪律是农奴制，主张倒退到“二大”以前的小组涣散状态上去。
列宁于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系统批判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经过“二大”党本来已经克服了小组习气，前进了一步，而孟什维克要开倒车，要使党倒退两步。列宁痛斥孟什维克的倒退行径，他深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第509页）。
列宁论证了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与广大群众联系的体现，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孟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是从伯恩施坦那里抄袭来的，因此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支持。当时德、法、意等国党内流行着反对集中制，削弱党的纪律的修正主义倾向。考茨基就公开叫嚣他“坚决赞成马尔托夫”（转引自艾津，《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他们并且扬言俄国党的任务就是和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和德国党曾多次干涉俄国党的内部事务，妄图消灭布尔什维克，扶植孟什维克上台。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革命原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并使俄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九〇五年一月在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怎样对待这场革命成为党面临的头等大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和破坏，一九〇五年四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
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分裂的代表会议制定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过去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重演，因而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要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不应以自己的革命行动吓退资产阶级，以免缩小革命的规模，必须通过召开国家杜马（杜马是俄文音译，意即议会），用和平方式改革沙皇专制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应该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过是伯恩施坦之流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和劳资合作、议会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变种。
伯恩施坦之流非常害怕俄国革命的烈火烧到西欧来。一九〇五年五月，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篇反对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演说，直接反对正在兴起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他认为“罢工拖延得越久”，就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贫困，它不会创造出什么”，诬蔑工人阶级的罢工是拿自己的“切身的利益进行赌博”，断言议会制不会麻痹群众，等等（见《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这充分暴露了伯恩施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面目。伯恩施坦之流还极力袒护孟什维克。他们以“调解”为名，力图干涉俄国党内事务，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甚至想用国际仲裁法庭压服布尔什维克。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立场，坚决地顶住了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干预，维护了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时期列宁还写了许多著作，特别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系统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策略路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路线。
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爆发全国政治总罢工，十二月爆发了莫斯科武装起义，革命达到高潮。沙皇政府残酷地把革命镇压下去之后，继续对革命力量猖狂进攻，全国布满绞架。
在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孟什维克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堕落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他们美化沙皇的反动统治，幻想沙皇会对人民开恩，胡说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党”的投降主义的口号，迷恋于参加“俄国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
实际上就是要使党变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类型的“合法党”，步伯恩施坦的后尘，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合法斗争当做唯一斗争的形式，妄想实现议会和平过渡。
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这时则否认党必须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来改变斗争策略，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进行斗争，特别是主张把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来，故被称为“召回派”。
与此同时，取消派、召回派等机会主义分子，为了给其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在哲学上组成了联合阵线，猖狂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进攻。
他们和伯恩施坦之流“回到康德去”的叫嚣相配合，大肆鼓吹唯心主义，妄图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经验批判主义（又称马赫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面临着社会反动势力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联合进攻，党处于严重危机时期。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仍然坚定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发展新的革命运动，保卫党的秘密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列宁彻底地批判了取消派的投降主义方针，指出取消主义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59页）。
它们“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64页）。
列宁还严厉批判了取消派的议会主义、合法主义，指出它们是希望在沙皇专制的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列宁同时彻底地批判了召回派的机会主义实质，指出它们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进行斗争，就是要使党脱离工人阶级，放弃党的领导权，使秘密党组织失去掩护，闭关自守，因此，召回派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15卷第330页）。
列宁认为，取消派和召回派都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列宁全集》第15卷第413页）。
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完全对立，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定地认为，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并没有解决，深信革命高潮必然还会到来，主张应该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斗争，同时以合法组织、合法斗争为掩护，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积蓄革命力量，争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为贯彻执行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巧妙地利用了国家杜马、职工会、合作社和一九一二年四月创办的《真理报》，进行革命斗争。
在思想上，列宁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九〇八年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深刻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可知论，精辟地阐明了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原理；粉碎了马赫主义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罪恶目的，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批判了马赫主义者反动的唯心史观；全面地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揭露了马赫主义标榜“无党性”的虚伪性。
列宁这部哲学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来武装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
列宁在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反复阐明了同顽固的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公开决裂的必要性。
一九〇八年十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斥责了取消派的错误立场。
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会议，最后把死不改悔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并且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
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上成为独立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长期斗争的伟大胜利。
正是这个以列宁为首的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公开叛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坚持斗争，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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