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林尼克的表现不像个地下工作者，倒像个头脑发热的投机客。扩充军事力量不是从自身的组织建设中着手，而是寄希望于招降纳叛。其实只要从一开始着手于暴力组织的建设，对抗基层黑恶势力，那么在斗争从低烈度逐渐转向高烈度的同时，革命军事力量也就自然从地方赤卫队升级为红军了。机会主义者没能力考虑枪杆子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无能，革命是需要暴力武装的。
被抓不是没有原因的，多林尼克是个坏同志吗？当然是，尽管他做事情的热情很高涨，但是方法出错即代表他路线出错，干的全都是资敌的事情，这种人还能称为同志吗？这就和之前所说的甫志高是同一种人，拿组织路线去交换了一个看起来很具有影响力的冒险行为，最后把好同志朱赫来也搭进去了。运动中多一个这种人，一个根据地的同志都要被他出卖，多一群这种人，革命就无法进行。
朱赫来，这个名字激励着百年来的革命者，作为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的代名词闪耀在革命历史中。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作为历经俄国革命风雨的革命者，他的革命经验蕴藏在本书中，真正的革命者从中可以读出真理，而站在个人利益立场上的一众经院学者不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扭曲固定的文字中活的灵魂为其谋取私利作背书。本文就来简要分析与朱赫来有关的几个情节。
一、背景与战略撤退后的白区地下工作
俄国革命正处在爆发时期：1917年，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等等牛鬼蛇神把旧的沙皇赶走了，又迎来了新的披着议会的沙皇。用辛亥革命的话语来说，就是留着辫子的卫兵变成了不留辫子的卫兵。俄国西部偏远地区，与专政机关最直接对抗的贫困工人家庭的洗碗工保尔更是能敏锐地看出专政机关该旗易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实质。
直到俄历的十二月，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来到了这个俄国西部的小镇。此时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中心已经站在了列宁格勒，正在领导全国的融工节点包围反革命军队，也就是“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在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全国政权后，俄国这间屋子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后立刻一尘不染，还要依靠融工扎根发展而来的游击队去把城市、农村扫干净。
在布尔加科夫指挥员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撤退到反动派兵力薄弱的保尔的小镇，富人都吓得直接跑掉。经过指挥部的决策，由于德军的反攻，该地红军决定继续撤退，与其他地区撤退的红军会合后再展开反攻。
正如现在的革命战争一样，资产阶级政府有限的暴力机关如果双拳进攻一点时，地上力量较弱的群众组织的战略撤退是保住组织关系的最好方法。但是战略撤退不意味着融工扎根的消失，只是不在错误的时间建设群众组织，因此在地下的革命家组织中，有必要为该地下一次融工革命留下火种，于是便有了小说中朱赫来的登场：
“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早上撤退……”
“下一个问题是联络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我们是最后撤退的，我们就负有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铁路中继站，镇子虽小，可是有两个车站。我们应该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这个车站上工作。我们马上就来决定留谁，大家提名吧。”
叶尔马钦科走近桌子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儿。第一，他是本地人；其次，他是一个钳工和电工，容易在车站上找到工作；第三，他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们没有见过他，他今天晚上才能赶到这儿。这个人机灵能干，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能胜任。依我的意见，他是顶合适的人选。”
二、熟人网络和宣传员与代办员的分工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正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是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长茧子的手。
朱赫来受当地留下来工作的革委会的委任，在此地开展组织建设工作。原文虽限于保尔此时的群众视角，没有写朱赫来的具体组织工作，但是可以从朱赫来与保尔的互动可以看出来：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已经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电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了这个当学徒的火伕，叫他慢慢懂得这一行。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伶俐的小孩。他得空的时候，时常去找阿尔焦姆。这个头脑冷静、态度严肃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保尔家的人讲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故事，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埋怨保尔怎样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
朱赫来在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发掘无产阶级中的进步群众。朱赫来作为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承担资本主义工厂雇佣劳动后还要承担着革命先锋队的义务劳动，为革命组织完成政治性的敏感工作，或者棘手而需要布尔什维克党员冲锋在前承担牺牲的工作，这点从朱赫来后面被捕即可看出来（但被捕不是正常的表现，是需要总结经验而避免的，被捕的原因后面的会分析）。同时，就在这样的义务劳动（原文没有说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必然不会是资本家老板的）考验中，朱赫来发现了保尔的先进性和自觉性：
“你母亲告诉我，说你喜欢打架。她说你就像一只小公鸡那样好斗。”他笑起来，好像是满赞成似的。接着他又说：“打架倒不是坏事情，可是得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在开他的玩笑还是说正经的，他回答说：
“我可不平白无故打架，我总是在有理的时候才打架。”
朱赫来完全出其不意地问他说：
“你愿意我把正统的打法教给你吗？”
朱赫来交给保尔了拳法，保尔用这个斗争的武器打倒了当地富人的子女维克多，证明了自己的自觉性，当然原文并没有说朱赫来知道这个消息，但是这个行为只是以点代面。
朱赫来的到来使保尔十分高兴。最近发电厂已经停工，保尔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很无聊。
朱赫来意外的夜访以及两个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给了保尔极大的影响。他初次从水兵朱赫来口中听到了那样多新鲜的、重要的和令人激动的话。这几天对这个年轻的火伕的一生有着决定的意义。
这个水兵两次遇险，现在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暂时呆在这儿。他利用这迫不得已的休息时间，把他对压迫着乌克兰的“黄蓝旗军队”的火一般的愤怒和憎恨，完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每一句话的保尔。
朱赫来用简明的话语说得非常生动易懂。一切他都清清楚楚。他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于是保尔也开始从他那里懂得了一大堆名字很好听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所有这些全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不屈不挠的、跟所有财主作顽强斗争的革命政党。
朱赫来给保尔进行政治灌输的情况，此处不得不进行批判：如果要代办员既进行组织起群众组织的工作，又要让他承担暴露政治性目的的风险，那么这个策略是把培养出的优秀代办员推下火坑。
如果朱赫来进行了融工扎根的工作，那么他就不再适合进行政治灌输。无论是在旧俄国，还是现在的赵修，煽动颠覆一旦暴露了组织，便是最残酷的阶级斗争。
“费奥多尔，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保尔突然问他。
朱赫来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里。他一时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想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保尔小声回答说。
朱赫来哈哈大笑起来，逗笑似地拍了一下他那宽宽的紧箍着白底蓝条水手内衣的胸脯，对他说：
“小弟弟，这是明摆着的。这个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是一回事一样地明显。”接着，他突然非常认真地说，“你既然懂得了这么多，那就要记住——除非你想叫他们杀死我，要不，这件事就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我知道。”保尔坚决地回答。
如果把保密的责任推给一个先进的群众，而其没有经过如军队般的训练和培养，那么不仅是对该先进群众的不负责，更是对当地党组织工作的不负责。 当然，我们无需对一个虚构人物进行团结与斗争，只需要政治揭露即可。正确的怎么办便是代办员和宣传员的职责严格分清，代办员进行群众组织建设时不能谈政治，只能巧立名目地谈组织起群众组织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传员要谈的政治是要尽量拉到专门的宣传组织中谈，进行地下的政治灌输工作。这两者便是相辅相成来反哺地下政治组织的：没有代办员的在工人中的复制民主集中制，那么宣传员的宣传便是低效的；没有宣传员的政治灌输，那么地上的民主集中制便不能维持。
而机会主义者常常把地上群众组织建设抽去“组织建设”的本身，转而停留在“三勤三化”的表象中，但是核心还得是围绕着夺厂夺权，不建立熟人网络的方法进行斗争运动都是没有发展组织的基础的，三勤三化只是配合地上组织进行暴力革命的手段。在机会主义者看来，必须要从请客吃饭这些温情脉脉的无害活动做起，一步一步慢慢升级，至于啥时候升级，升级成什么都不重要，因为绕过组织起来推翻中修这一点——然而这是机会主义者的一面，另一面小说的另一个人物——当地党委主席多林尼克便展现了出来：
（保尔被捕后）保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见过他，那时候革命第一次冲击这个市镇。在那许多次喧嚷的示威中，他只听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那个人就是多林尼克。他爬上马路旁边的墙头，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结束语：
“弟兄们，请始终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从那以后保尔一直没有见过他。
在小说中，便是车站上的服务员告密罗曼（笔者推测此人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工作，导致当地革命党人损失惨重，朱赫来险些被捕。
先简要分析一下俄国实际情况：敌人是警察国度般的专制政府，一战加剧了国内资无矛盾，资产阶级的军队缺乏雇佣劳动的分配，表现出“反水”的现象。尽管书中对多林尼克的演说煽动的背景没有交代，但是从“再也没见过”这一句便可得知，多林尼克作为革委会主席在资产阶级军队面前公然谈政治，更是没有考虑过革命的逻辑——任何敌人的倒戈都不能够被作为目的，而是要将地上群众组织建设以反哺地下政治组织作为目的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敌人才有谈判、倒戈的可能，然而革命的形势不是后者带来的，而是前者带来的——如果不把事事纳入革命的逻辑，那么革命的形势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多林尼克作为革委会的主席，带头做无谓的牺牲，给当地形成了一种盲动路线的倾向，导致朱赫来被捕，甚至险些需要牺牲先进群众来给先锋队逃脱追捕，争取转入地下工作的时间，其作为当地政治领导的第一人，应当负主要责任。革命便是为着全体无产阶级的生命安全、政治安全负责，如果不进行路线斗争，让多林尼克这样的人来进行政治领导，不仅是被抓捕被杀头，更是毁灭了组织。
放东大革命史上，也是一样的，正面的教材便是朱亚明，他的说服教育比多林尼克的演说还有用：
大部队刚走，浦东地区的一些土匪流氓趁机活跃起来。有个土匪姚阿四，冒充我五支队连柏生部队，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拿几支破枪和大刀，四出敲诈勒索。我们从浦东南汇塘西跳到塘东活动时，就把这股土匪包围在祝桥镇东潘家泓西南的黄家宅，除姚阿四外，全部俘获。经教育，部分受骗青年，要求参加我部。这次战斗，保护了老百姓，安定了人心，也是对新建的五大队的一次实战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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