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社会价值秩序的关系

制度创新与社会价值秩序的关系

田忠国

对于制度创新问题，不能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首先明确创新是为了什么。有了创新为什么的答案，制度创新才会责任清楚、目标明确，有了清楚的责任和明确的目标，才能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预期效果。

一、建构人民民主的平权制度是制度创新的核心

建构人民平权的民主制度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制度创新的核心价值。有人认为，西方的民主体制是普世价值，但我却认为，人民平等的政治经济参与权、管理权的落实与实施，才是真正的普世民主价值，因为，在西方的民主体系中，人民拥有票选权、监督权，但却不具有对政治经济全面的参与权和管理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拥有票选权、监督权的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全面的参与权和管理权，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体系。一个完整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在于一党或多党轮替，而在于人民民主制度是否全面落实了人民民主的各项权利，在于人民的意志能否成为国家决策的主要力量，在于人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同时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而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且不仅仅停留在参与权、管理权上，还要拥有平等的分享权。一提平等的分享权，有人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以为平等分享就是倒退，就是反对改革，另有一些人以为没有明确的主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平等分享的。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其经济分配是最均等的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却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由此可知，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问题，不是个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个分配制度的问题。本着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主旨构建分配制度，资本主义也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本着分阶层等级的主旨构建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也无法阻挡贫富差距的拉大。比如，现在全国各个企业普遍实行等级制分配方式，一个普通的管理人员月薪达七、八万元，而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仅有数百元，最多一千多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管理人员的月工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数年的工资。有人可能会说，管理者有能力，贡献大，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但关键问题是，这个“能者”到底是真正的“能者”还是真正的无能者呢？事实上“能者”是真正的无能者，而真正的能者却成了真正的无能者，比如说我本人，我不敢说我是最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但我还是比较优秀的，曾经为企业管理搞过策划，讲过企业如何搞好流程化管理，做到流程的同步互动的课，并且写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问题的文章，但我却在等级分配制下，享受普通工人数百元的工资等遇。由此可知，所谓能者多得，不过是排除能者的工具而已。有人对贫富差距拉大写过许多文章，但一路读下来，竟然没有一篇接触实质性问题的东西。其实，贫富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就是等级分配制，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唯一途径只有一个，取消等级分配制，既便保留等级分配制，也必须实行比率分配制。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民民主制，让人民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二、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合理与否是检验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

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问题，说到底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因为，决定经济权利的不是别的，而是政治权利。对于这个问题，最高权力机关应该记住，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空间越来越小的原因，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权利的问题。人民群众利益空间越来越小，也不仅仅是个人民群众政治权利的问题，但更是个党和共和国的生命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早就证明了一个千年不变万年不改的真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党和国家失去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能力，就意味着失去党和共和国的生命。从制度创新上说，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合理与否是检验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因为，经济分配制度，既可以维护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也可以制造经济利益的不合理，由此可知，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综合问题。当然，这也与文化观念有关，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主导制度的产生，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在反思分配制度问题的同时，首先要反思文化观念，比如说，我们只是拥有等级制的文化观念，没有社会平等的文化观念，无论如何也是不会从天上掉下个平等的政治经济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的。文化观念不解决，我们就会视不合理为合理，视合理为不合理，因为，文化观念是一个系统的价值判断坐标，是一个事非对错的判断标准。近几年关于政治经济相关争论，由于有的学者失去了那个事非对错的判断标准，常常出现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失态之论，让人感到中国在文化上不是进步了，而是又回到了奴隶制时代。那些本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学者，不是真理与良知的维护者、追求者和平权文化的创造者，而是上帝般的奴隶主，教导人民群众怎么做好奴隶，如何听话的为奴隶主奉献一切。这样的理论“探索”，如果不导致制度性经济利益的不合理根本是不可能的。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解放平等的人民民主思想，从霸权式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泥淖中解放出来。

三、制度秩序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规范

制度秩序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规范。但是，构建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却是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从以往看，有人曾经努力构建“富人是大哥哥、穷人是小弟弟”的价值秩序，也有人试图构建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价值秩序，还有人干脆想构建殖民化的价值秩序，但实践证明，这些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价值秩序，人民群众不接受，不仅不接受，还全力反对，因为人民群众感同身受，那些思想并不是什么好思想，不仅不是好思想，而且还是坏思想，因为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所遭遇的不公，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那些思想催生的结果。人民群众渴望的价值秩序，比如，人民民主，平等的参与、管理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的分享共同创造的社会成果，但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某些大人物又不同意了，说人民群众是群盲，是暴力之源，所以民主权利不能给那些人，给了就会造成“大众暴政”，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为民众代理行使权利。此时，中国共产党又不答应了，说，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人民群众荣辱与共，没有人民群众，就不可能有共产党，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平等的参与、管理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的分享共同创造的社会成果是共党最重要的责任。完全与人民群众站到了一起。有人一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站到了一起，马上就吓坏了，因为毛泽东一贯的作风就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间长了那还得了。共产党掌权不如自己掌权，于是暴政论出来了，天谴论也出来了。我以为，人们观点不同没什么，而且还是一种好现象，因为不同的观点是烛照社会现实和社会未来的明灯，但关键问题是，不同的观点是为更好的执政为民、造福社会，还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夺取权力，欺压百姓，如果是前者，思想不同无疑是中国人民之福，是君子和而不同之道，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是社会动乱的预兆了。当然，在人民群众中涌动的新的价值观念，必会逐渐形成新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是对社会价值秩序的规范。由此可知，思想的堕落也是思想重构的预兆，混乱则是有序的开始。

四、社会价值秩序决定制度秩序

社会的价值秩序决定制度秩序。因为，社会价值秩序是社会价值观念形成的群体秩序，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自觉行为，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观念构成的社会价值体系，从制度学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角度说，社会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制度如何。从一些文章中知道，有的学者认为，制度就是制度，不能因社会大众的表达影响制度的执行。如果说制度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制定的话，这话是对的，但如果这个制度只是少数人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制定的呢？如果违宪呢？如果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呢？人民群众反对执行某项制度，还能因为她是制度必须执行么？还能不听大众意见么？我个人以为，凡是破坏人民民主、平等的参与、管理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的分享共同创造的社会成果价值秩序的制度，不仅不应该执行，还应该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修改或者废除。因为，那样的制度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破坏之源。

五、民族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灵魂

有人认为，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完全应该取消民族精神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族精神就是狭隘，目光短浅的代名词。但认真看看世界各国，除中国的“精英分子”痛恨民族精神外，哪一个国家曾经放弃过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是社会精神的栖息地、立足点和起飞地，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精神家园、栖息地、立足点和起飞地都没有，她怎么起步？怎么起飞？怎么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当然，坚守民族精神不是需要全球视野、全球襟怀，而是在全球视野、全球襟怀的前提，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特行，独立自主，吞天纳地，在世界人民平权的前提下拥抱世界，融入世界，而不是相反。由此可知，民族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灵魂，因为，失去灵魂的制度，是无法获得人类尊重，而且是缺乏约束力的制度，是无法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

　2008年5月2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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