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特质与构建现代文化的启发意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特质与构建现代文化的启发意义　　

―――社会良性发展动力机制学研究之三，从文革展开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田忠国　　

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现代文明？这个问题是该搞清楚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所谓思想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我个人认为，代表大众利益、符合大众道德标准、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民主意识、创造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共享意识，且具有优化社会机制功能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基于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意识、民主意识、创造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共享意识的精神景观，就是现代文明。反之，以自私为追求主体，以满足感官欲望为自由的追求目标，则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堕落文化。　　

另外，真正的文化是人们生活中的真实感觉、真实存在，而不是书籍、文件或报纸中的东西，因为，书籍、文件或报纸中的东西，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思想，不是文化，或者说离文化还有相当离的距离。思想只有成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共同遵循的一种价值标准，并成为人们的共同自觉，才能成为文化，不论这种或那种文化是先进的还是反动的。　　

基于以上维度，我写了本文，试图从中国的历史中，在全球这个巨系统中，寻找到中国正确的出路。　　

一、三十年改革时期的文化主体特征　　

一般情况，主流精英都以否定文革为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否定文革的理由大多也不复杂，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理由是，文革反人性。　　

如果单纯的从“文革反人性”几个字上看，文革确有罪大恶极之嫌，因为，仅仅反人性三个字就足以令满足感官快乐的主流精英不快。　　

但人性是什么呢？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这是古人对人性的定义。按我个人的理解，人性主要的特性有两个层次，一是动物性本能，也就是食色性，另一个是基于本性的善、恶。当人类进入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知性发现人类如果率性而为，只会给人类共同的生存带来灾难性打击后，需要建构一些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就产生了文化。这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开始。　　

由此我们发现，其实，文化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也就是说，通过建立一定的价值规则，形成价值秩序，制约人性的自由泛滥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灾难性打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文革，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历史。　　

三十年来，主流精英视人性为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文化的毁灭。人们所感受到的道德沦丧也好，以恶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也罢，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以人性为最高追求的必然结果。人类和野兽的分野在于，野兽只有欲望的满足，没有价值观念，也既文化的制约，而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在追求欲望的满足时，价值标准给出了哪个欲望可以满足，哪个欲望不可以满足，反之就会受到道德的惩罚。　　

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一下这三十来年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三十年来，主流精英一直以文革反人性为名，对文革时期构建起来的，以平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文化和社会动态制约机制进行了全面清理，或者叫消灭。当然，文革时期，在创建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过程中，由于封建等级制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在破坏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与反破坏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确实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痛苦和损失，但是，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任何重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努力，都不可避免的付出痛苦和损失的代价，再进一步说，人类如果没有重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时所必须付出的痛苦和损失的代价，人类就根本不可能建构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　　

从这个角度说，主流精英所谓文革是灾难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公然否定，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非理性反扑。也就是说，文革要努力建构的理性根本没有建构起来。　　

文革要建构什么样的新理性呢？根据大量的史实材料证明，文革旨在建构平等、自由、独立、民主、创造、奉献、责任、共享的理性。但人类的理性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阵痛的折磨积累起来的。不经过痛苦折磨，新的理性是不可能建构起来的。毛泽东为中国人建构新的理性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主流精英的自私、冷酷和缺乏基本的责任感、道德感以及基本的良知，断然掐断建构新理性的路径，使文革时为构建新理性所付出的代价付之东流。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在建构新理性的过程中，必然会付出新的代价。　　

中国也必须建构新理性，因为，没有新理性，就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中国就无法逃出周期律，不论建构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而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的基础则是新理性。　　

中国必然会为否定文革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并且付出代价的时间离我们不是太远了。　　

但问题是，这个代价能否避免呢？我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　　

现在人们能做的，就只是尽量减轻代价而已。　　

减轻这个社会代价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发动一次文化革命，先网络，后社会，也就是说，经过几年网络上的思想斗争，新的理性初步形成后，再扩大到社会上。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水平。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自上而下的民主，中国会成为苏联第二，绝对等不到上下接合，因为，地方和部门（包括国企）以等级为架构的专制体制在中国早就形成了。　　

面对这种危局，中央不能不察，并采取果断措施。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物质、结构层次与机制原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物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以为，一个造反有理，一个敢于反潮流，构成了培育社会独立精神的主要渠道。因为，没有这种独立的造反或反潮流精神，就不可能构建社会平等的价值秩序。我认为，这种独立精神，是引领中国人进入新理性首要条件。　　

在此前提下，文化建构的努力分明给人这样的感觉，在文化结构上，有精神层次，价值层次（行为）和机制层次。在精神上，既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国家主体精神，又有独立自由、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团结友爱的个人主体精神；在价值秩序上，既有国家与国家间的平等尊重、互不侵犯的国家价值标准，又有自由民主、平等友爱的个人价值标准；在机制层次上，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会思想斗争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其文化机制，比如说思想斗争的方式，把人类建构新理性必须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点。　　

为了确保这一机制的正常运行，不被官僚权力所阻断，文革时又设置了夺权机制。　　

由此可知，文革时期为中国人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和文化机制。　　

但是，主流精英的自私，遮住了他们本该聪慧的智慧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毛泽东的文化战略是中国必须走过，但又是代价最小的文化重构过程。　　

文革后的三十年，让中国人不仅领略了资本的冷酷，更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封建等级制下的地方和部门专制式的民主，不仅架空了中央，而且对人民群众实施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酷专政，一举摧毁了由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正如迟浩　田　先生在“战争正朝我们走来”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只*压榨剥削本国下层的上层精英阶级，在这处战国时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没出息的，应该被限制，被消灭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上层精英阶级”，封建等级制下的地方和部门专制式的民主架构，不仅疯狂的摧毁文革时期建立起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机制”，而且努力解构中国共产党、推翻共产党，使“封建等级制下的地方和部门专制式的民主架构”合法化。　　

“上层精英阶级”公然与人民为敌的现实告诉我们，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边缘，重蹈苏联覆辙的日子离我们不远了。　　

因此，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坚决捍卫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用思想斗争、文化斗争的方式，打退“上层精英阶级”向党和人民群众的猖狂进攻。　　

这是中国目前为唯一的出路。　　

三、社会发展是个动态制衡，机制推进的过程　　

回顾文革，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并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以及“反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如果从民权学的角度说，这些提法，主要目标和主要体现，就是民权大于官权、制约官权的“以民治国”的具体方法。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而是以全球的目光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文革之后的三十来年，世界各国都由过去的“精英治国”向“以民治国”或“精英”与“民众”结合的方向转变，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德为代表，从这个全球视野的角度说，文革就不是一个错误，一场灾难，而是世界政治发展方向的主要潮流。当然，有人也一定会说，美国的民权是民权，但没有“反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提法，所以中国的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反对的朋友要知道，民权的核心是充分表达民众意志，也就是说，民众做出了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是民众的自由。再说，“以民治国”的核心目标就是以民权治官权，就是反官僚的一套民权机制，如果不是反官僚，就不需要确立民权机制了。由此可知，文革时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表达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就是现代版的“造反有理”，而美国的陪审团制，则不仅仅是“造反有理”了，而且，民众的道德感，是审判的最高标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美国的司法审判是一院双审制，法官仅仅负责审清，也就是把案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法官就没有审判权了。因为，最高审判权属于陪审团。陪审团的审判，不是根据法律的某条某款定什么罪，而是陪审团成员根据自己的道德感，对案件进行判决。　　

主流精英攻击这种制度程序为“集体暴政”。　　

当然，从主流精英的角度说，这没有错，因为，主流精英的主张，是三十年前世界各国的流行方法：“精英专制”。世界各国的民权学研究者（不包括中国的）共同认为，精英专制是反人民、反社会、反公平正义的。如果从三十年前，或者说从文革算起，是四十年前，中国的“以民治国”是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的话，在这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如果把封建等级制式的地方或部门专制式民主也算在内的话，中国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倒退了六十多年。　　

从这个维度上说，中国到了必须“以民治国”的年代了。　　

结束语　　

和谐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更不是“上层精英阶级”对人民群众的专制，而是社会各阶层间的平等制衡。有制衡，就必然有斗争，而斗争的唯一前提是平等，因为，没有平等，就没有和平斗争，只有暴力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防止暴力斗争采取的断然措施，是还权于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由人民主宰的人民民主运动，从这个角度说，只有文化革命，才有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只有人民拥有了自由民主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才能牢牢的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手中，而不是掌握“上层精英阶级”手中。　　

面对这个重大危机，中央是该下定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对中央充满期待。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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