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时代的法学思考

思想解放时代的法学思考　　

田忠国　　

后三十年是中国的思想解放时代。我一直思想不解放，因为思想不解放，在单位好事一直没咱的，但孬事却接种而来，直到今年因为思想不解放下岗失业为止。下岗失业既然是思想不解放惹得祸，咱也思想解放解放：没学过法律的我也谈谈法学。总不能只允许你有当野兽的、思想解放的自由，就不允许我有做人的、思想解放的自由吧？　　

我一直认为，法生于理，没有理就没有法，如果有法也是强盗之法或者别的什么法，比如，有学者声称，妓女剥削嫖客论，公有经济无主论，西山会议上某某某不合法论，就是标准的盗贼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的立法，就是强盗之法。从强盗逻辑的角度说，妓女剥削嫖客论者和公有经济无主论者，一定喜欢剥削而不是被剥削，他或者他之所以成为富翁的原因，大概是带领其妻女剥削嫖客的成果。或许，这些学者会说他们的妻女是私有的，不是公有，所以，他们的妻女不在强盗逻辑之列。但是，二位学者忘了公有与私有的客观规律，公有没有剥削私有才有剥削。　　

前面说过，法生于理，试问：是法大于天还是理大？　　

当然，法大于天论者，往往是妓女剥削嫖客论和公有经济无主论的持有者。他们之所以强调法大于天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法是强盗之法，而法之理则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妓女剥削嫖客论的理是奸淫妇女最合理；　　

公有经济无主论的理是抢劫与掠夺才是经济发展，反之就是停滞、不发展；　　

西山会议上某某某不合法论的理是你创造、我得成果最合法。　　

三种论者三种理，构成了三者的法理共识。他们之所以否定理大于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理就是法。由此可知，法虽生于理，但不同阶级的理就必然产生不同的法。　　

一、法是思想文化实践过程中的产物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朝历代都可以拿过前朝的法或借鉴前朝的法律文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朝代更替，只是一个剥削权的轮替问题。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共同治国的历史舞台，如果再以前朝的法律条文为鉴借，不过是重新陷了剥削权轮替的悲剧式轮回。前三十年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打破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一般理解，打破一个旧中国是打破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解错了，而是打破五千年的中国。而建设一个新中国，也不单单是建国后多建几所房子，办几家工厂，首先要解决的是为谁建房子、办工厂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就被激活了，这是其一。其二，解决为谁建房子、办工厂，就必须解决思想问题，而能解决人们思想问题的，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马列毛主义。其三，有了指导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无法成为官员和劳动大众的共同自觉。由此可知，中国建国后，一要解决路线问题，也就是为谁建房、办工厂的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二是要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但指导思想无法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这就是三，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所谓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是把马列毛主义转化为人们自觉遵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秩序。由此可知，中国建国后，从第一部宪法到第一部婚姻法，其法理依据就是马列毛主义。这一事实证明，法理是思想文化实践的产物，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　　

二、价值机制的哲学　　

不论左右，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期间没有法律。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文革期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人们知道，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社会都是无序的。这种无序状态，西方学者称其为混沌，而维持混沌有序运行的，就是法律。但问题，法律缺位的文革期间，社会竟然有序运行，这就令人奇怪了。为什么奇怪呢？一个缺乏法律管理的社会竟然井然有序是怎么了？我们研究的结果是：由思想文化形成的价值逻辑，是当时社会的价值机制。有人可能说，文革开始很乱，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有人认为乱是走资派捣乱造成的。我不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我还认为，乱虽与某些人的捣乱有关，也与价值秩序建立之初，价值机制尚未形成有关。　　

什么叫价值机制呢？　　

我在“南宋亡国，皆因卖国共识”一文中这样写道：　　

“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大众民主的政治价值机制，形成了人民大众共同理想、共同追求、共同价值标准，社会价值秩序，从而成为民心、民志、民意，是为天道。”　　

人民以天道为行为标准，自觉遵守，我称此为社会价值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必然有不同的法理，这是一。其二，既便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同的阶级执政也有根本不同或者对立的法理。法理不同，保护的对象也不同，比如，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必然立法保护劳动大众的利益，殖民化的经济思想，定会出台保护殖民者利益的法律。因为法理不同，法律的价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或者相反。　　

有人反对我的人人应是政治人的观点，但是，一个人政治意识的丧失，必然丧失保护自我利益的主体意识。一个人失去了保护自我利益的主体意识，就必然成了另一个阶级的奴隶。说到此，我不由得再次想文革，因为，说到底文革是一场训练劳动大众共同管理国家主体意识的政治运动，是建构大众民主价值秩序、制度秩序，也即由大众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自己遵守的群众运动。有人说我的观点不对，因为，毛主席说是破除封、资、修的群众运动，我赞成反对者的观点，但是，破除封、资、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大众民主，也即大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共同管理国家，为保护人民大众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保障。这个目标达不到，文革就不会结束；这个目标达到了，文革自然结束。因为，文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革掉封、资、修思想文化、价值机制、制度机制的命，也就是破，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机制、制度机制。　　

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机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法理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机制就快形成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理被原始资本主义的法理所取代，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三、大众民主立法时代必然会到来　　

宇宙是个动变不居的巨系统。在这个巨系统中，即矛盾对立，又相互统一，同时也动态自动与互动，并在自动与互动中达到制衡，也就是说，宇宙是个相对独立、相对自由（自动）的状态，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假如月球处于绝对自由状态，在太空中横冲直撞，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宇宙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有矛盾的解决，有矛盾的解决，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是基本道理。但是，某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为了攫取个人利益，怀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向人民大众无情斗争，偏偏说中国不能搞阶级斗争。如果你不向人民大众斗争，这话我信，但问题是你一手向人民大众心口窝捣拳头，恨不得一下捣死人民大众，另一只手却举着防止阶级斗争在中国重演彩旗乱摇晃，我就无法相信了，毕竟事实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教育人。比如说我，过去一直反对搞阶级斗争，但经过人家反复斗争，最后斗争得下岗失业没饭吃，我才发现前几年我一直帮着人家斗争自己。所以，有人一说中国转向应由精英掌舵，我马上出来撰文反对，说，中国转向必须由人民大众掌舵。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某些政治经济研究者的文章，一读就令人想起一位农村妇女，只要向她问路，她说朝西走，顺水顺风，一路到家，如果不知道的，你朝她指的方向走离家就越走越远，摸不到北。知道的呢，她说朝西，你转过头向东，不管她的好心提醒，朝东走路途险恶，而且越走离家越远，保准走不了几步路就到家了。令人遗憾的是，村妇式的专家学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易经”中有言：剥极必复，否极泰来，也就是说，事物总会走向其反面。　　

从大众民主到精英专制，再从精英专制到大众民主，回到立国原则之原点，这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继续第三次腾飞的需要，虽然中华民族面临着各种危机，但经过党内路线斗争，中国最终会由法大于天回复到人民利益大于天的、毛泽东式的法理时代：大众民主。　　

小结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法理，就是一个剥削之理，并且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法理文化现象。法理文化中的天道观，即良知观，虽然在讲剥削之理时，并没完全消失，而这，也是人类虽然历经劫难但仍生生不息、延续下来的根本原因。现在，失去天道的法学精英，竟然以无法无天为法治社会的准绳，妓女剥削嫖客论，公有经济无主论，西山会议上某某某不合法论成为中国今天之法理也就毫不奇怪了。当然，从毛主义的价值逻辑上说，剥削阶级有剥削阶级的法理，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法理是其历史的必然现象。剥削阶级的法理形成了法理文化、思维模式，但无产阶级的法理才刚刚起步，法学精英陷入剥削法理的思维模式也不奇怪，除非强制他们和童工一起下资本家的小煤窑，十年后你不想让他成为无产阶级的法学家都难。现在看，强制法学精英下资本家的小煤窑根本不可能，那么，研究劳动大众的法理文化就自然而然的落到劳动大众肩上。前面说过，文革的目的就是训练人民大众，让人民大众自己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最终形成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法理文化、价值机制、制度机制。这样说一定又说我是建构乌托邦，借以否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昨天人民大众拥有的权利，现在虽然失去了，但人民大众只要一觉醒，失去的就可能再次得到，而得到的，就注定失去，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　　

200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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