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结构调整需要穷人的经济学家掌舵

中国消费结构调整需要穷人的经济学家掌舵　　

田忠国　　

据说，消费结构调整是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从以往越调整消费结构贫富差距越大的情况看，2010年的消费结构调整也没多大希望，因为，经济制度机制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又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　　

什么又决定经济制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除原始共产主义外，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经济制度，一是私有制，二是公有制。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延续的时间最长，形成了花样繁多的剥削机制；公有制的出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事，时间很短，但又纷纷被私有制所取代。由此可知，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公有制，也就是说，什么思想主导经济发展，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经济制度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思想的蜕变，也就是说，官员嫌贫爱富的思想、热爱富人促生私有制，官员亲近穷人、热爱穷人产生公有制。热爱富人有付出也有回报，而且回报巨大，文强三千的豪宅就是最好的说明，热爱穷人有付出没回报，干到死穷到死，比如说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看来，给历史定性也是个爱富人还是爱穷人的问题。爱穷人，叫你下岗失业没饭吃，爱富人，叫你高官尽坐、豪车尽驾、豪宅尽住。有人面对某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疯狂否定毛泽东困惑不解，以为他们不聪明，耽误了国家发展。其实，某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疯狂否定毛泽东，是聪明之举，是为满足私欲掠夺劳动大众近三十年的创造成果的聪明之举，试想，如果说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们自由掠夺劳动大众近三十年创造的成果就是不正确的，既然掠夺是不正确的，怎么能自由掠夺呢？如果我们不带任何感情看问题，我们就不能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思想解放----否定毛泽东----改革（但问题是改革背后有一只欲望的手，随时准备掠夺劳动大众近三十年的创造成果）---理论创新----公有制改私有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机制流程，并非是一个偶然性错误。如果说偶然性失误可以谅解的话，有计划、有步骤、有理论的掠夺，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即便现在的人们原谅了，历史也不会原谅。因为，原谅或追捧历史的罪恶，就是对罪恶历史的复制。　　

这样说是不是中国就不需要思想解放呢？我的回答是否。需要，而且，不仅过去需要、现在需要，一百年、一千年后也需要，但是，要看解放什么样的思想，比如，有人想剥削了、想压迫了、想享乐了、想腐败了，就得需要解放思想，革剥削、压迫、享乐、腐败思想的命。这是无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命中之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能发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劳动大众思想文化大解放、大革命、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可以这样说，没有前三十年劳动大众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大革命、大发展，就没有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和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成就。但是，中国后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呢？我们不看理论，只看结果。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后三十年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剥削、压迫、享乐、腐败思想的大解放，所以，中国又出现了新三座大山，之后又出现了新五座大山。新三座大山是网上常用语，新五座大山则是　曹建海　先生对近期中国经济现象的生动总结。或许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是穷人的经济学家呢？坚持马列毛主义，用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始终站在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立场的经济学家，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家。　　

前三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价值机制。后三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人民带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费资料的按资分配、经济的殖民化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奴隶化。由此可知，中国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本质不同，也就是，前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矛盾的、对立的，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有一段时期否定毛泽东思想，因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以，我们认为，偏离或者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张宏良　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其实只两条，一是剩余价值，一是唯物史观，前者证明了经济发展成果是劳动者创造的，后者证明了造反的历史合法性（不是原话，大意如此）。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价值机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离开此而妄谈社会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政治机制是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价值机制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管理上的政治保障，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实践的范本。中国六十年的实践证明，特别是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只能是一个执政的继续革命党。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是敌人的话，中国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就是保持执政党先进性的有效途径。再进一步说，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承担着三项重要责任，一是改造敌人，二是继续革自己封建等级和剥削思想的命，三是改造社会。能为社会提供继续思想文化革命动力的，就是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　　

造反有理无疑是唤醒社会主体意识觉醒的最佳途径。　　

有人可能认为，我谈得这些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啊，是，但是，决定经济发展机制的并非经济，而是政治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制度机制。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反驳我的机会来了，因为现在的经济已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所以，执政者的执政基础已失，该下课了。其实，执政者下课论者不少，比如深化政治改制论者，为私有制提供政治上的制度保障才算改革成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私有制提供政治上的制度保障的改革成功了，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前三十年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成果已经没有了）也消失了。以前，我曾经写过“中国应警惕经济改革背后的政治阴谋”一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有些话没敢说，但却是事实，比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深藏着某些人的政治阴谋。而这个政治阴谋的策划者，也不乏美国人的身影。　　

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中国终于开始觉醒，但觉醒得有点太晚太晚，因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利益输送机制，而且，劳动大众的消费能力萎缩得已经不能再萎缩了，再萎缩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崩溃。　　

贫富差距太大，有人认为是中国缺少穷人的经济学家所致。其实，中国并不缺穷人的经济学家，比如说张宏良、张敢明、曹建海等等，他们的建设性文章在网上到处都是，但是没有用啊。这样看来中国并不是缺少穷人的经济学家的问题，而是政府中有人嫌贫爱富的问题。嫌贫爱富就会为穷人说话，为富人服务。而那些为富人服务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富人也没有白享受他们的服务，回报还是很可观的，差不多全成亿万富翁了。如果为穷人服务呢？据说，毛主席、周总理，到逝世后也没有什么存款。就是被打倒的四人帮之一的江青，据说，一件一百二十元的衣服，做好了因为太贵就不要了。或许因为此，罪恶滔天的四人帮依靠的经济学家竟然是泥腿子陈永贵。现在看来，不换掉嫌贫爱富、为富人服务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让穷人的经济学家掌舵，中国消费结构调整其结果只有一个，越调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打个比方说吧，支持汽车工业发展，买小轿车国家给予一定幅度的优惠，这确实是个好政策，如果家家的收入都能买上汽车的话。但事实上，中国家庭有70%以上买不起小轿车，不仅暂时买不起，就是一生的积畜也不一定买上个车轮子。这样的好政策叫劫贫济富。再比如说房地产，房价猛涨固然与炒房有关，但更与官商勾结，双方从中谋利相关，也与银行与富人相互勾结，供富人买房有关。一个科级干部有三五套房子应是贫困户，十套八套也属正常范围。　　

看来，有嫌贫爱富的政府官员，就必然有嫌贫爱富的经济学家。　　

有嫌贫爱富的政府官员，穷人的经济学家自然就不招嫌贫爱富的政府官员待见。　　

有人认为中国调整消费结构很难，其实，难度是有一些，但政府中的某些人只要不嫌贫爱富，让穷人的经济学家掌舵，坚决落实中央调整消费结构的决定，也不是太难。人类历史的辩证法是，和平方式解决不了消费结构矛盾，就必然有革命方式解决，这不是以人的意志或向往所决定的。其实，毛主席生前为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早就有了解决方案，一是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二是造反有理。前者为社会的和平、高速、高效发展铺平了道路，后者为解决消费结构失衡指明了方向。宇宙世界早就证明，整个宇宙是矛盾的、运动的，也就是说，宇宙有矛盾才有运动，有运动，才能维持失衡允许的状态，维持宇宙运动允许的失衡状态，才有宇宙的生生不息、流转不已。反映到社会上，就是人类社会不断产生矛盾，通过斗争解决矛盾，矛盾解决了，社会也就和谐了。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斗争，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没有社会和谐。　　

不仅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民大众内部也同样存在矛盾、存在斗争。所以，那种否定阶级斗争、人民大众内部斗争的观点，不过是社会斗争熄灭论者斗争别人的武器。而这恰恰证明斗争的存在。路线斗争的问题，其实是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个劳动大众创造的成果由谁分享的问题。所以，路线问题不解决，政府的嫌贫爱富问题就无法解决，政府的嫌贫爱富不解决，消费结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解决消费结构的主动权，即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同时也掌握在劳动大众手中。劳动大众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消费结构问题，是中国避免腥风血雨的重要途径。所以，不要等到无法解决的时候再解决消费结构矛盾，这才是劳动大众和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人反对我的价值机制观，认为，只有嫌贫爱富阶层才谈价值机制，中国前三十年就没有价值机制。其实，价值机制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中国前三十年更是如此。中国前三十年的价值机制与后三十年的价值机制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前三十年是热爱穷人、为穷人服务、人人平等的价值机制；后三十年是嫌贫爱富、为富人服务、等级森严的价值机制。由此可知，中国只有恢复前三十年是热爱穷人、为穷人服务、人人平等的价值机制，才能有效调整消费结构。　　

　200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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