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目标分裂、矛盾冲突与治理

中国价值目标分裂、矛盾冲突与治理　　

田忠国　　

中国到了社会大动荡、大冲突的前夜。有人可能反对我的这个基本判断，因为，在反对者看来，中国还没有到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其实，在人类社会中，有两种相互依存的生活内容，一是物质的，二是精神的。在物质与知识处于绝对馈乏时代，物质对人类来说是第一性的，因为知识的馈乏使人类思维处于相对狭窄的状态，但是，当知识成为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和获取生存条件的主要工具后，人类衡量公平正义的尺度也不是以能否维持基本生存为标准了，而是以合理为标准。合理的尺度也因不同阶级的价值观点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列毛主义看来，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为合理，剥削压迫为非合理，但在剥削阶级看来，剥削压迫为合理，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为非合理。　　

所以，合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模糊阶级性而谈合理，是剥削阶级欺骗劳动大众，维持剥削秩序的惯用手段。　　

这几年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矛盾冲突，实则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主流精英所谓的毛左、极左、思想落后或思想僵化，不过是剥削阶级斗争劳动大众的语言工具，因为，他们所谓的毛左、极左思想，就是代表劳动大众共同利益的思想言论，而思想落后或思想僵化，则是对毛泽东、胡锦涛所主张的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恶意攻击。　　

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没有公有制的制度机制就没有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而经济制度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是一个国家阶级性质的主要标志之一。国家性质则是无产阶级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标志。无产阶级国家，国家性质的消亡则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反之亦然。　沈水根　先生在“究竟谁是“极端势力”？谁在走“歧路”？”一文中明确指出：“当局以反对“全盘西化”的名义、拒绝政治改革的方式，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采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摸式，走了一条官僚 (权贵) 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由此可知，这就是我国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制度性根源。　　

　沈水根　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文革结束后的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人是不拥护改革的。但是，究竟怎么改？很快就分化出二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坚持公有制、在不搞剥削的前提下，改革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是强调效率优先，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在争论中，前者一再警告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必然会瓦解公有制、必然恢复剥削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而后者却谎称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中性的，没有社会属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后一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正是吴敬琏！为此他获得了“吴市场”的美名。前者却被指责为“保守派”(现在吴敬琏把它升级为“极左”、“极端势力”)。最后，最高权力武断地决定“不争论”，用“解放思想”的名义，封杀前者的言论，让后者独霸话语权，成为主流派。主流派自称是“改革派”，准确的表达应该称为“资改派”。他们利用假马克思主义的“初级阶段”谎言，用“开左灯往右拐”的方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竭尽全力贩卖那套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终于把改革一步步引向邪路。”　　

由此可知，中国的价值目标分裂是阶级目标的不同，而左右之争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尽管这是个不准谈阶级斗争的时代，但不准谈阶级斗争并非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失，恰恰是剥削阶级斗争劳动大众的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国怎么办？是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继续升级，还是消除阶级矛盾的根源？对此，左翼有左翼的方案，右翼有右翼的目标，左翼捍卫的是全国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右翼守护的是官僚资本、资本势力和美国的利益。　　

所以，左翼的背后是全国劳动大众，右翼的背后是官僚资本和美国财团的势力。　　

右翼改变了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恢复了前三十年消灭的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由前三十年的主人，一下子成了资改精英的奴隶。劳动大众曾寄希望中国恢复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构建和平整合价值目标共识的价值机制，但是，一年年盼望、一年年等待，一年年建议，一年年过去，官员们还是一个个资改精英，媒体上还是如何更快的建构剥削掠夺制度，劳动人民和资改精英的价值目标不是接近了，而是越来越对立了，资改精英似乎不把劳动人民打造成革命阶级誓不罢休。　　

由此可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并非是剥削阶级天生就具有兽性，而是劳动大众的仁慈，培养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当然，这也与剥削劳动大众民主权利有关，但剥削阶级剥夺劳动大众的民主权利时，劳动大众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为之欢呼。这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是群体无意识迎接了一个剥削时代的到来。　　

但是，阶级矛盾积累得越多，爆发力就越强。　　

劳动大众的自为，到劳动大众的自觉，有一个矛盾积累的过程。在这个矛盾积累过程中，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给自我定位和价值目标形成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后，中国就是新生的开始。那个新生的过程，或许太过惨烈，代价太过高昂，但是，当一个社会失去和平式价值目标整合机制，暴力整合价值目标就成了社会发展逻辑的必然。　　

毛主席在世时一再说，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争取来的，而不是别人赐与的（别人也不会赐与），他老人家还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由此可知，和平式价值目标共识整合机制，也是劳动大众自己创造的，比如，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再比如“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主席不过是对劳动大众的创造成果给与提炼总结而已。所以，创造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其主动权在劳动大众手中，同时，劳动大众也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智慧。也就是说，价值目标分裂、矛盾冲突的治理权，即在劳动大众手中，也有足够的治理智慧。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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