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重庆模式”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如果有“重庆模式”，我期待的“重庆模式”是这样的。
一，“中国拐点”与“重庆模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有没有“中国拐点”呢?
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道路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道路之后，全 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 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当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出现“中国拐点”之后，一 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0-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 、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同期水平。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国拐点”出现之 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呼唤“重庆模式”。
二，“中国难题”与“重庆模式”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减少农民。但改革开放30年，虽然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30年，但农民户籍人口实际并没有减少，还由7亿增加到了现在的9.4亿。30年来，已 经有了2亿多农民工处于候鸟式的生存状态，危机四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现实是：2.4亿户小农经济长期依赖2亿多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维持其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否则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小农破产;如果长期依赖农民工打工收入维持小农家 庭经营，农民工市民化——减少农民就遥遥无期。这就是“中国难题”，即：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就日益严重;减少农民，农民工问题就日益严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呼唤“重庆模式”能够回应“中国难题”。
三，“深圳模式”与“重庆模式”
“深圳模式”是中国承接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产物。在80年代中国资本严重短缺的时期，“深圳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顺德模式等都属于“深圳模式”)对引进资本 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中国拐点”出现后， “深圳模式”就表现出了极其鲜明的“殖民经济”性质——发展经济并非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而是以为资本服务为 目标，以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当下，“深圳模式”已经无法回应“中国难题”了，只会加深“中国难题”。“深圳模式”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中国和全世界后发国家都呼唤一个有别于“深圳模式”的新现代化模式，“重庆模式”被出现了，“重庆模式”的本质应该是在坚持自主性、主体性的原则下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目的是为 了满足本国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发展中实现更加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现代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寄予中国出现“重庆模式”——为探索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在“中国拐点 ”出现后的现代化新道路。
四，“重庆模式”下的三农现代化
首先，“地票交易”制度是“重庆模式”的核心之一，这个制度至少部分纠正了“深圳模式”下农民无“种厂子”、“种房子”权利的错误，让边远地区的农民也能分享地权开发收益。这无 疑是个巨大的突破。
其次，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是重庆模式的另一个核心。体现了为人民而发展、发展为了人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上述两点是重庆模式对三农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但“重庆模式”在三农现代化方面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共同体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农村内部制度创新认识不足，对农民自主退出村社的机制建设认识不足。“重庆 模式”应该吸收薄一波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 》中的 核心内容。“重庆模式”在实现三农现代化方面最鲜明的特色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 ，并以完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为着力点，重建农民共同体，并把公司和资本置于农民共同体之下，而不是把公司和资本置于农民共同体之上，以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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