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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十年文选】主流知识精英的“攻击型意识形态”

老田 · 2013-09-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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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知识精英在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进行辩护的时候,遭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主流知识精英在行使话语权时不得不选择他们自己也视为“下三滥”的攻击性姿态。

  主流知识精英的“攻击型意识形态”

  ——解析“非毛化事业”的内在逻辑

  老田

  与1949年之后的60年中国历史振荡幅度相比,西方工业化以来300年的历史只能说是“死水微澜”,而数以亿计的普通中国人所共同经历的60年,却是人类历史上制度变革幅度最为剧烈的时期,49年之前是一个样子,49-79年之另外一个模样的逐步展示,最近30年又充分呈现了另外的样子。除了有限几个闭目塞听和脑筋停止转动的人之外,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耳闻目睹中间,或多或少都积累了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某些经验性认识。这些与自身亲历亲闻相联系的认识的广泛存在,导致主流知识精英在为了新的权力和财富进行辩护的时候,遭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导致主流知识精英在行使话语权时不得不选择他们自己也视为“下三滥”的攻击性姿态。而且,这些攻击性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消费,还往往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院圈子里头,无法普及到全社会中间去,形成精英们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生产力。

  首先,要在中国论证有且只有私有制(或者由少数富人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或者称为生产力发展),就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建国前的旧统治阶级的拙劣表现,毛泽东时代工农业的快速进步,都是精英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时所难以逾越的鸿沟,为此,精英阶层不得不甩开宏观的统计数字,转向微观的案例解释和模型阐述,虽然回避了困难,但是也带来了说服力方面的严重缺陷。

  其次,每一分权力和财富都需要正当性辩护,而新的贪官奸商(含买办)所聚敛的巨大权力和财富,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很不正当的,得不到任何法理与民情的支持,这就给主流知识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障碍,所以,精英阶层不得不舍弃“摆事实讲道理”的老套路,转而选择猛烈地攻击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希冀人们不再思考不合理现实的替代问题。为此,精英们把“伤痕文学”发扬光大成为伤痕学术,然后,把土改时期老贫农创造的“诉苦会”作为一个法宝——搞成“路线斗争天天讲”。

  最后,精英们以前还可以哄老百姓说——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什么问题都会好起来,由于时间过去了三十年,以前那些许诺不仅没有兑现——给老百姓口袋装些东西进去,反而还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了不少东西出来,这就麻烦大了。特别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说,改革是要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活力,而不是要把国企搞破产,但是,精英们搞来搞去最后搞到国企总盈利小于总亏损,特别是这个亏损后果,没有追究精英们的责任,反而还通过“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由老百姓来买单的时候,问题就不是一般性的严重了。

  1980年成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农村政策研究室,以高官厚禄吸引高人去论证“分田到户是宇宙间不可抵抗的规律”。有一个前台湾国民党树立的“反攻救国英雄”样板林正义中尉成为其中的地师级研究员,这位林博士因为统计局的宏观农业数字无法支持他的论点,转而希望从微观生产单位中间去寻找有力证据,结果找来的大量生产队台帐都不能支持所需要的观点,没有办法,林博士只好去苦心搜罗众多的经济学指标,穷年累月的努力之后总算找到一个“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勉强合乎需要,为应用这个指标还得把集体化年份掐头去尾之后,才勉强可以应用。你看看,主流们是多么的困难啊,几亿老农的生产经验跟他们需要的结论相反,宏观的统计数据跟他们的需要相反,生产队台帐也无法提供他们所需的证据,好不容易从经济型大厦的某个角落中间找到一个指标来做论证用,结果还得以“假说——检验”的方式来躲躲闪闪地展开叙述,要是没有那个著名的不争论,估计连这点成就能不能保住都大有疑问。

  当然,这样的困难不是中国的精英们首次碰到,美国的同行们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时老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正如斯威齐和巴兰所总结的:“闲散的人们和闲置的机器与国内的剥夺和国外的饥饿同时并存,贫穷随着富裕的增长而增长,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益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用途上,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反动势力的象征和保护人,我们从事于几场战争并且显然是走向更多更大的战争前进――对于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情的认识,不是源于社会科学,而是源于对不可逃避事实的观察。人们甚至可以说,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他们这样做,是在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我们去正视现实。”“有着更多的和受过更好训练的社会科学家,而又日益明显地不能说明社会的现实,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种矛盾呢?”“答案的一部分无疑是存在于明摆着的机会主义中。谁出钱,谁点戏;人人都知道谁是出钱人和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效的需求总是能够造成它自己的供给。”(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1977年6月,P7-8)

  “一方面,社会的生产方法和体现这种方法的组织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运转和对它的理解却呈现没有衰退的自然性和不合理性,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一片荒原,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我们必须坚持,这并不是――象某些对现状的辩护士想要我们相信的――‘意识形态的末日’;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没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支柱就是反共产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暂时的结合,就像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备战和‘冷战’一样。这些政策只能是反对;没有什么东西是它们所要拥护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已经不能正常地吸收其所生产出来的经济剩余了,因而不得不通过军备扩张和鼓励浪费来因应日益扩大的剩余了,所以就“自然不能为这种现状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的确这种努力很少再做了。辩护不再采取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可取性的形式,而是日益集中于否定社会主义――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的替代物;集中于摒弃革命――这是达成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为了一个更好的、更人道的和更合理的社会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和颠覆性的;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存社会秩序被加以粉饰,表现为不仅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且是唯一想像得到的形式。”(同上,P320-321)

  如果说,美国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万世长存都有困难了话,中国的精英们遇到的困难就双倍的,因为中国在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中间就有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实践,制度的后果和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很真切,这就使得中国的精英们在制度论证时要遭遇人们的经验反抗的问题。当然,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在中国,攻击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有一个绝好的靶子,这就是毛泽东。今天,攻击毛泽东不需要真的包含精英们对于毛本人的误解、仇恨和个人恩怨,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合适的符号象征,毛就必须处于被攻击的中心地位上而不能被轻易解脱。因为,只有通过攻击毛泽东,才能为主流知识精英们的意识形态困境提供一个暂时的出路,为精英们需要的新制度——由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一种制度——提供一个永不停歇的辩护,这个辩护的效果越差——越是得不到广大民众的真诚信赖——那么辩护的迫切性就更是上升到必须“天天讲”的地步。这个辩护越是无法从正面建设中间取得成果,那么,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从反面把攻击替代制度的努力加倍。正如斯威齐他们所看到的,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启动对旧制度的替代过程;而如果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那么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不二选择。

  如果精英们不能把“非毛化事业”进行到底,那么他们所期望的对于平民阶层产生作用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将永远无法开始建设,一些个资格老、经验丰富的精英已经看到这中间的利害关系,要不怎么茅于轼老先生念念不忘毛泽东思想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呢?确实,要是精英们的攻击型意识形态不能彻底消解毛泽东的影响,精英们的好世界将永远也无法安稳和谐下来。看起来,精英们正面临着一个困境: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攻击型意识形态的苟且需要,但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却越来越失去对于普通民众的良性影响力。

  前些时,一些个自由派教授徐友渔、葛剑雄等,都以自己的“学术信誉”(假如还有的话)为抵押,出面力挺毛泽东稿费1.3亿元的政治谣言,目的无非是要从中收获点什么。从这个简单的事例中间,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主流知识精英们的攻击型意识形态努力已经呈现明显的衰颓景象,本来,一个好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要表现得很学术很规范,通过建立自己的学术信誉去赢得更多人的信服。但是,现在争取人们信任的工作已经出现了危机,作为危机表现的一部分,就是攻击性意识形态队伍中间出现了一批“立场坚定斗志强”的特殊人才,这些人发言除了体现权力和资本的意志(立场)之外,连学术的外观都不能保持,除了坚持不懈地发言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斗志)之外,连起码的逻辑和常识都不能兼顾了,以至于主流们自己的学术圈子再三降低标准也无法接纳他们的“作品”了,乃至于留下一个口实,让那个被自由派打成“新左派”的王绍光教授说嘴——“检索学术刊物根本就见不到某些人发表过学术文章和被引用过”。此种情况的出现,往往被一些网友误解成为自由派人士的日子特别好过,不用正经干事也一样悠哉游哉地活着,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只能说明主流精英们要通过学术努力建构新意识形态的工作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最后只好转而走向仅仅发布只体现立场和斗志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文章了。

  5月地震时期,出了一个范跑跑,这个范老师在自己的博文中间,坚定地表示了反毛反共反社的立场,坚定地表现了他如何爱好普世价值和媚美,表明他不愧为北大毕业生,完全掌握了攻击型意识形态的要点,这照说是一个很合格的“投名状”,但是至今没有主流精英邀他上山入伙,这也是主流精英们陷入意识形态困境的一个表现——极大地降低了后继者沿着范跑跑“成功道路”奋力前进的动力。虽然凤凰电视台还想着趁机宣传一下他们的普世价值,并为此做了些周密的安排,但是效果非常有限。自由派人士及其竭力维护的普世价值,最终要通过弘扬范跑跑的新闻价值来承载,这不能不说是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普世价值在中国有着如此主流的地位,却至今找不到特别能够吸引人的人物和事件来承载和宣传,最后范跑跑的有限吸引力只能通过某位“抗震美女”预备下嫁来维系,这样才算给可能的后继者一点点想象空间。不管怎么说,凤凰台选定范跑跑做一次“普世价值”的模特,不仅不能显示主流阵营很强大很野蛮,以至于足以漠视一般民众的想法,试问:主流精英们难道不想选一个十全十美的、深得人望民心的好普世价值模特吗?但是现实留给他们的选择十分有限,这只能显示出主流们的攻击性意识形态的末路,就像王熙凤当家的感觉那样“底子也渐渐地尽上来了”,“攻击毛泽东”和“哄抬范跑跑”是主流精英们所遭遇的意识形态难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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