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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评《帝国》:“在列宁之中又超越列宁的列宁”

齐泽克 · 2014-12-01 · 来源:破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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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泽克评哈特和奈格里之《帝国》他们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

  重复列宁就是去区别列宁已做的和他所打开的可能性,去发现那个“在列宁之中又超越列宁的列宁”。重复列宁不是去重复列宁所做的,而是去重复列宁所没有能做的,他所失去的机会。

  今天经济分析的迫切任务仍然在于再次重复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不是寄望于作为“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multitude)这一诱惑。关于私有财产的重要变化状况,我有一个理论假设,即权力和控制中的最终因素不再是投资链中的最后一环,也就是说,不再是“真正占有”生产工具的公司或个人。今日理想中的资本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运作:他们用借贷的钱投资,他们没有“真正占有”任何东西——甚至还负债累累,但却能控制一切。一家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掌控,而后者又从银行借贷,银行是最终支配你我辈普通人辛苦钱的机构。对于比尔·盖茨来说,“作为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完全是一句空话,至少从其标准含义上是如此。这种资本主义虚拟化的矛盾与基础高能物理学中的电子极为相似。现实中的每种成分的质量是由其处于静止状态的质量加上由其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的质量构成的;不过,处于休止状态的电子的质量为零,电子的质量只由加速运动产生的剩余物构成,就好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只有在它魔术般的旋转之中转出它自身的剩余物,它才能获得某种欺骗性的存在。今日的虚拟资本主义不正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在运作吗?它的“净价值”一无所值,它只是通过向未来支取的赢余进行运作。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2000年)想要回答的恰恰就是这些问题——这是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哈特和奈格里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暧昧不明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领域的最私密处,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也不再与以前一样,基于父权制或其他等级结构之上,它带来的是一种流动和杂交的认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够完全控制的那种潜在离心力被释放了出来。所以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从民族国家向全球帝国转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帝国是一个堪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超国家的存在,生存在其中的是建立在离散的认同之上的杂交的群众。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他们的这一英勇的努力使他们与时下左翼思潮中的主流观点区别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力争去遏制全球化带来的破坏力,并力图挽救福利国家(其实还有什么可挽救的呢?)。这一主流左翼观点深深地蕴含着一种对全球化和数字化不信任的保守主义立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力量的信任相矛盾的。

 

  当然,人们马上能够体会到哈特和奈格里分析的局限。他们使用了一些德勒兹式的空洞术语,如multitude(诸众)、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等,以掩盖他们对社会经济分析具体洞见的缺乏。他们在书的结尾处提出的政治斗争的三项“实实在在”的目标建议显得有些虎头蛇尾。作者认为,我们的政治斗争应集中在三项全球权利,即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对新的生产工具的重新配置(如有权利得到和控制教育、信息和交流的资源的权利)上。作为流动性、多样性和杂揉性等的歌颂者,哈特和奈格里反过来又求助于基于全球人权基础之上的这三项目标,这显得非常吊诡。这三项要求的问题是,它们是动摇在形式的空洞和无能的激进主义之间的。就以全球公民权为例:理论上来说,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这项权力。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超越了象联合国那样的做一个形式上宣言的做法,则必定意味着要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当前的状况下,这就意味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美国和西欧,这又会引起反对移民的狂潮——这种反移民狂潮会达到一种如此暴力的程度,以至象约尔格·海德尔(Jorg Haider)这样的种族主义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容忍多元文化的典范。另两项要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全球最低工资权,当然应该有,为什么不呢?但问题是,我们又如何为这一急剧转化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呢?

 

  这一批评不仅只针对二手经验细节。《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本书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这些激进的措施创造了其所需的空间缺乏(如果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从这个角度说,《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解决的方法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重复马克思的分析,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

  ……

 

  因此,我们很容易转向马克思的第十一篇论文。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急于行动,去直接干预和改变眼前的事物(如空洞和无力地喊“我们应如何反对全球资本?”诸如此类的口号),而是去质疑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象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就是要把“思想当作行动的前导,当作经验的总结。”在今天,当我们响应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进行的,而要置于霸权性的意识形态统合里。那些“真正想做点什么事去帮助”那些(当然是以体面的方式)参与剥削的人,如医生无国界组织(Medecine sans frontiere)、绿色和平组织、女权和反种族歧视运动,不仅一律得到了媒体的容忍,甚至也得到了支持,即便是它们好象介入了经济领域(如,谴责或抵制某些不尊重生态环境或使用童工的公司)。它们得到容忍和支持的前提是,它们不能太靠近某种底线。就以今日美国激进学术界的两个热门话题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研究为例。后殖民主义问题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后殖民主义研究”却把它转译成了一个跨文化问题,一种殖民地少数民族描述他们在压制“他者”的权力机制下的惨痛经历的权利,到末了,我们认识到,后殖民剥削的根源在于我们不能容忍他者,再进一步,这种不容忍的根源又在于我们对“内在的陌生人”的不容忍,在于我们不能挑战自身或被压抑的自我。由此,严峻的政治经济斗争被转化成了一个伪心理分析问题,变成了主体无法面对内在创伤的闹剧。美国学术界的真正腐败之处不在于经济上,即他们花钱买来了许多欧洲的批判性学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本人),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欧洲式”的批判理论到这儿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普世型的、温良时髦的文化研究。相比于这种激进的学术时髦,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专家倒值得称道,至少他们没有那么拐弯抹角,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全球资本家统治的接受,而那些学术上的伪激进左翼虽然对第三条道路论者嗤之以鼻,但他们的激进性除了显示一个空洞的姿态以外,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对于我们来说,列宁并不是一个僵化、怀旧的名字,相反,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我们力图去复活的那个列宁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宁,是那个被扔进灾难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宁,在这种新情境下,旧的统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发明”马克思。我们应时常想起面对新的问题时列宁那一针见血的话:“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说过一个字。”回到列宁不是说去重复列宁,而是在克尔凯郭尔的意义上去发现一个列宁,在今天的情境下去发现那种相同的脉动;回到列宁不是象一个怀旧者一样回到“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也不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旧的方案作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式的调整,而是象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具体地说,就是在1914年大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经过漫长的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界定为1914年到1990年,即从资本主义漫长的和平扩张结束到现实社会主义崩溃,新形式的全球资本主义出现这一历史阶段。列宁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们在1990年效仿。“列宁”这一名字就代表了抛弃僵化的、现存(后)意识形态的统合,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虚弱的Denkverbot的情境的自由,简单地说,列宁就意味着恢复我们思考的能力。

 

  列宁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又反对纯政治的态度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今(残存)的激进思想界,对经济的态度是分裂的: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抛弃经济领域的 “纯政治家”;另一方面,又存在那么一些受眼下全球经济席卷之势的鼓动,将经济置于任何适当的政治干预可能性之上的“纯经济学家”。因此,在今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应该强调回到列宁:是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儿的战斗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但我们的斗争必须体现为一种适当的政治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的。

 

  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是双方面的:首先,当然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自由代议制民主)问题化的反资本主义是不够的,不管它如何“激进”。也许,今天的诱惑之处在于,不将自由式民主的合法性问题化,从而象某些左翼人士宣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中,也可以获得自治权,去批判资本主义。这种诱惑是与其反面,与那种将资本称为一种根茎状的怪物/魔鬼(这个怪物能够将所有的一切去地域化并吸纳它们,它不可征服,永远动力十足,甚至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盘,每次危机都只能使它更为强大)的伪德勒兹式的、爱恨交加的、迷人而又被人迷惑的诗意的描述有关。这种诗化的“反”资本主义逻辑中提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死了:因为在运用马克思的时候已经去掉了他的政治锋芒。

  本文节选自斯拉沃热·齐泽克《<帝国>书评——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何吉贤 译 ,《反思马克思主义》(Rethinking Marxism)13卷,2001年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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