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专家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游击队箝制了约20个德国师，对战争胜负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的官方历史记载如捷尔普乔夫斯基(Boris S. Telpuchowski)关于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的书，描述了破坏敌军后方的英勇的游击队员。在俄国广阔的空间和数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作战的每个德军师都不可或缺。
斯大林关于游击队的基本观念如下：游击队必须始终战斗在敌后，其著名口号是——在敌后是游击队，在前线是兄弟般的合作。斯大林成功地将全国和地区性的巨大抵抗潜力——基本上为防守性的、依托乡土抗击外来征服者的爱国主义力量——与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攻击性结合起来。这两个异质值的结合，主宰着今天全球的游击斗争。
其中，由于其坚定的目的性并以莫斯科或北京为靠山，共产主义因素大都占据优势。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德国人的波兰游击队，被斯大林以残酷方式作了献祭。1941—1945 年间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不仅是全国共同抗击外国征服者的战争，也是共产党和专制王朝的游击队之间惨烈的内部斗争。在这种兄弟阋墙之中，铁托借助斯大林和英国战胜并消灭了自己的南斯拉夫国内敌人——英国人支持的米哈依洛维奇(Mihailovitch)将军。
毛泽东是当代革命战争最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是革命战争最著名的理论家。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军事学校的必读物”(亨勒[Hans Henle]语)。毛泽东自1927年以来便积累了共产党的行动经验，随后利用 1932年日本人的入侵，系统地阐发了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内战的所有现代方法。始于 1934 年 11 月的“长征”，跋涉 12000 多公里，损失惨重，从华南直抵蒙古边界，积累了一系列游击战战绩和游击队经验。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组合成为一个以游击队员为核心的农民和士兵政党。
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最重要的文章是在 1936—1938 年间写成的，当时，西班牙正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在这场西班牙内战中，游击队没有起重大作用。相反，毛泽东取得对其国内敌人——国民党和蒋介石将军的胜利，完全仰赖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游击战经验。
毛泽东对我们的论题最具重要性的表述，在 1938 年的一篇文章里，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过，为一睹这位新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的全貌，必须引用毛泽东的其他文章。 事实上，〔毛泽东的游击战论〕连贯而系统地自觉延续了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的概念。只不过，拿破仑一世的同时代人克劳塞维茨，还不可能料到今天对共产党中国人的革命战争成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整体程度(Grad der Totalität)。
毛泽东的典型观点来自下面的比喻：“在我们的战争中，一方面是武装的人民和游击队的游击战，一方面是红军，这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臂膀，或者说得更实际一些——民气即全民皆兵的士气。敌人就害怕这个。”
众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组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职业军官们的用语。克劳塞维茨便属于这些军官之列。我们看到，当时正规军接纳了某一特定教育阶层的强大的民族能量。那时即便最激进的军事思想家也区别战争与和平，将战争看成可以与和平清楚区分开来的非常状态。
克劳塞维茨是一支正规军的职业军官，他本来不大可能像列宁和毛泽东一类职业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样，如此系统地将游击战逻辑贯彻到底。在涉及游击战时，毛泽东还有一个具体的因素，使他比列宁更接近事物最深层的内核，获得最大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植根于本土。
与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在俄国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前辈们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经历了20多年战争，直到1949年才控制中国。差别不仅表现于〔共产党人〕内在的群体结构，而且表现在共产党人与所控制的国土和人民的关系。鉴于受依托乡土的游击战所规定的巨大现实，关于毛泽东宣传的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辩，几乎是次要问题，正如古代中国哲人是否表达过与毛泽东类似的见解的论辩是次要问题。这是一群具体的、经游击战洗礼的“红色精英”。
费舍尔(R. Fischer)一语中的，他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是少数，“其领导是多由流亡者组合而成的理论家”;至1949年，以规模浩大的游击战为基础，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与本国的敌人国民党战斗了20年之久。
从出身来看，也许像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是城市无产者;但当掌握权力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便带来经受过沉重挫折的深刻经验和组织能力及其原则：“转移到农村环境，在那里以崭新的、不曾预见的方式发展”。这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意识形态”差别最深层的起因所在。
不过，毛泽东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的世界敌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世界(One World)，即一个地球、一个人类与一个在其自身和相互间理性地达致平衡的多数大空间(Groβräume)的对立。毛泽东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表达了对一个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论观念，其中说(据施奈德[Rolf Schneider]的德译文) ：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在毛泽东的具体处境中，各种类型的敌对关系交汇在一起，上升为一种绝对的敌对关系。与白人殖民剥削者的种族性敌对关系、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敌对关系、与同一人种的日本入侵者的敌对关系、在长期的激烈内战中日益增长的与自己民族弟兄的敌对关系，并没有相互抵消或者制约，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得到证实和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成功地将植根于民族乡土的游击战与国际共产主义的阶级敌对关系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已领先斯大林许多年。以其理论的自觉性，毛泽东也超越了列宁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
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的思想基础简洁有力。战争的意义就在敌对关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政治始终包含着——至少从可能性上看——敌对关系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着战争的可能性——可惜从经验看正是如此，那么，便也包含着潜在性敌对关系的因素。
问题只在于，敌对关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即敌对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这只能由战争指挥者本人自己冒险作出决断。对于从游击队方面思考问题的毛泽东而言，今天的和平只是一种实际的敌对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便在所谓冷战中，也仍然存在敌对关系。因此，冷战并非半战半和，而是实际的敌对关系以不同于公开暴力的另类手段进行的与事态相适应的活动。只有软骨头和幻想家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从实践上看，由此产生出一个问题：公开战争的正规军行动与并非军事性的阶级斗争方法处于怎样的数量关系。毛泽东对此得出一个清楚的数位：革命战争有十分之一是公开的军事战争。德国将军施泰特克(Helmut Städke)由此得出游击队的定义：游击队员是承担着一场战争的十分之九的战士，剩余的十分之一留给正规武装力量。毛泽东绝对没有忽略这最后的十分之一对战争结局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旧传统的欧洲人在这里必须当心，不要回到战争与和平的常规的古典概念，这类概念在说到战争与和平时，假定的是19世纪欧洲受到限制的战争，因而指的并非绝对的，而只是相对和可限制的敌对关系。
正规红军只是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形势趋于成熟时，方才出现。这时，方才公开从军事上占领国土，其目的自然不是古典国际法意义上的缔结和约。自 1945 年以来，通过分裂德国，这一学说的实际意义最深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1945 年 5 月 8 日，对被打败的德国的军事战争停止，德国无条件投降。迄今，亦即 1963 年，结盟的战胜国还没有与德国达成和约;不过，今天东西方之间的边界走向仍然严格地按照 18 年前美国和苏联的正规军划定占领区时所遵循的界线。
冷战与公开军事战争的(9：1 数位比)比例，以及 1945 年以来德国的分裂这一更为深刻的世界政治特征，对我们都仅仅是说明毛泽东政治理论的例证，核心在于，其本质特点为，〔世界政治的特征〕在今天就是实际的敌对关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认识并承认了游击队员。与中国游击队具体的依托乡土的现实相比，列宁对敌人的规定有着某些抽象—理智性的成分。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自1962年以来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冲突，最深层的起因便在于真正的游击战观念的这一有具体差异的现实。在这里，游击队理论也是认识政治现实的钥匙。
全文摘自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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