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赵本东先生研究综合国力问题，将其著作寄我，征求意见。这是我的回信。鉴于综合国力问题吸引过许多朋友，许多国策也与之相关，故将回信公开于此，希望与有兴趣的朋友切磋。
赵本东先生：
近来杂事太多，趁着国庆假日拜读大作，迟复为歉。
你对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用力甚巨，令人钦佩。但我对这个研究方向持保留态度。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本质上是利用一组参数对某类对象排序。但现实中许多类对象是不可能排序的。
我们儿时听过一个寓言：
鼠怕猫，猫怕狗，狗怕狼，狼怕虎，虎怕狮，狮怕象。然而象怕鼠----鼠能钻进象的耳朵，象无可奈何。
这则寓言否定了排序的可能性。
清末民初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这里排序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在相当多的领域，不可能排序。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中：这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系统，哪个元素都不居于首要地位，同时哪个元素都不可或缺。
排序本质上是等级的需求，而等级只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类现象。事实上在社会中更广泛存在的是相生相克现象。
《水浒》前半部，描写那个社会如何官逼民反，造就各路英雄。写得风生水起、起伏跌宕。而一到忠义堂上排座次，农民造反、打破等级制的精神就被阉割，农民造反运动最终回归了等级制。此后这支义军的轨迹大家都清楚：堕落为官家的走狗，最后兔死狗烹。
共产党革命，同样是追求一个无等级的大同社会，因而涌现出大量不计地位、荣辱、生死的革命者。一到50年代评级定军衔，战争年代生死相依、同甘共苦之情化为乌有，以致于毛泽东感叹：“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评级时!”文革前取消军衔制，即是试图保持革命党的属性，文革后恢复军衔制，结果官民关系日趋紧张，高军衔者中，充斥着谷俊山、徐才厚之辈。
对国家，一些属性可以量化，因而可以排序(如，人口、面积、粮食产量、钢产量、GDP之类)，然而将这些不同质的量“综合”起来排序，却了无意义。因为这样得出的“量”不可能代表任何客观的、可度量的属性。
以所谓“综合国力”为例，这个概念要有意义，首先需明确其内涵----即它到底展示的是国家的什么属性?事实上没有任何研究明确地给出其定义。从许多论文看，大体有两类隐含的定义：其一是国家的战争能力;其二是国家的生存发潜力。
战争能力本质上与那个“鼠、猫、……象”的寓言类似，不可能做一个单向的排序，能力强的就可以制服能力弱的。当前的“伊斯兰国”从任何参数上看，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美国拿它有办法吗?以为战争能力可以排序，是局限于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对抗，是“龙王与龙王比宝”。即便如此，“比宝”的结果也不必然与战争的结果一致。当年北美13洲与日不落帝国的战争就是例子。
至于生存发展能力，更多地依赖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具体位置，和其内部的道路选择。更不可能靠一组参数来排序。如当年的超级大国北宋，从人口、面积、粮食产量、钢产量、GDP之类视角看，不知比金国强多少，其生存能力却如此脆弱。
归根结缔，“综合国力”这个概念要有意义，必须有明确的内涵，并据此找出其测度量。比如，若定义为战争能力，其测度量就应是战争的后果：与那些对手打过仗，胜负如何?由此提炼出一个表示各国战争能力的，可测度的指标。而前述人口、面积、粮食产量、钢产量、GDP之类，只能用于解释战争能力指标。一个因素解释力越强，它与战争能力的关系就越大。若能找到一个能有效解释历史上各次战争结局的公式，方可用它来预测现在各国军事对抗的结果。
国家还有很多属性是不可能量化的。对此大作着力甚多，但未必有效。如，对“政治文明”，大作指出：“本书仅就政治制度进行评价方法研究。”列出的方法一为“采用自由之家或“Polity IV”的指标体系”。这其实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体系，西方能使用这个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将它放到其它文明的国家，尚未看到成功的先例。比如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前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是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彻底的非西方国家。它们的“政治文明”值得效仿吗?其政治体系对国家战争能力有促进吗?
列出的方法二，按照政治文明组成确定，具体表示为：
政治文明=言论自由×知政权×代表的代表性×议案×行政能力×司法
政治的本质是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处理基本上依统治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而转移。因此其评价标准应由决策理性、决策执行能力、决策效果反馈与研判能力决定。质而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整体理性程度。
因此言论自由与知政权未必能强化统治阶级的政治能力。苏联就是在“公开性”、“言论自由”的浪潮中垮掉的，中国的一大批“公知”，也是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搞意识形态颠覆的，他们从否定文革发展到否定毛泽东发展到否定1949年的革命胜利到否定共产党革命到否定辛亥革命，更有甚者，否定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否定中华文明，成了西方在中国的第五纵队。
政治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它又被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深深地挟持。在这方面没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可信的结论。就我而言，绝不相信可用一组指标就能评价一个政治体系，更不相信各国的政治体系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量。
我在《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一文中批评了“综合国力”研究中使用的“加权和”方法，看来你认同我的批评。你用乘法代替加权和，认为我们因此相通。
其实从纯数学上讲，这是一个向量排序问题。在线性代数中用“范数”来解决它，而满足“范数”定义的算法甚多。如果不局限于范数，则潜在的算法无穷。到底该用什么算法，只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必须用实际数据检验，凡无法检验的东西，在我看来均为杜撰。
80年代，我曾遇到一个问题：解释GDP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我能找到的是历年的GDP与各行业的产出。我假设一个行业的产出，满足社会在一个方面的需求，其满足程度由效用函数表示。效用函数为单増函数，但增速减缓---即边际效用递减。社会的总效用则为各行业效用的最小值----即短板原理。于是社会的资源分配数学模型为：在一定的总产出条件下，分配各行业产出，使社会总效用极大化。利用历年的GDP与各行业的产出数据，以反演算法求出模型的待定参数，结果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相当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法在外推时，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而当时主流经济学界的各种方法，一旦外推，各行业产值和不等于总产值。
在我看来，一个数学模型必须如此经受实测数据的检验。而且，即使经受了这样的检验，其适用范围也需小心，时刻注意其与现实的差异，因为任何理论都只是假说，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它，取决于它与现实吻合的程度。
综上，我的研究思路与您差异较大。您提出想“直接引用”我那篇文章。如果“直接引用”意味着不注明原作者，那形同抄袭，相信你不会如此;而如果著明原作者，会给人以误解，以为我同意您的思路。
所以，前言还是请另撰文。
节日快乐!
致礼
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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