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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彪:“历史虚无主义”与东西方地缘政治

郑彪 · 2015-02-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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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历史虚无主义卷土重来,是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演变的结果。

  本文是12月25日在俊德堂研究院与四月网联合主办的关于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现经本人整理和补充,发表如下。欢迎批评指正。

  “历史虚无主义”与东西方地缘政治

  郑彪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严格地说,产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纪,是与西方建立社会科学以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需要而随之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原本是历史的沉渣。20世纪,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曾经被世界社会科学的“苏联学派”所击溃(虽然“苏联学派”并没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框架)。1949年,随着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等六篇讨美檄文的发表,清末民初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发生影响的“历史虚无主义”被扫地出门。这三十年,历史虚无主义卷土重来,是历史的沉渣泛起。

  对此,需要结合东西方地缘政治演变,做一点历史的疏理。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是西方构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霸权的需要,有着深刻的全球地缘政治背景。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特别是东亚,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文明领先地位,连西方文明所依托的基督教,都起源于亚洲。在历史上东方是西方的启蒙者,西方长期对东方处于经济、文化上的依附地位,也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依附地位。近代所谓西方,原是地球上有史以来长期处于欧洲一隅、经济文化极其落后野蛮,战乱频仍,一个极度边缘化的地方。自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又经历了大迁徙运动,西方逐渐稳定下来,开始形成基督教文明,已经是公元十世纪前后(相当于中国宋朝)了,欧洲叫做中世纪早期。中世纪的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几乎是停滞状态。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又经历了长达两百年悲惨的黑死病、大饥荒和战乱的年代。在濒于绝境的经济社会危机中欧洲人被迫开始涌出欧洲大陆,通过发动海外殖民战争,“起初是为了寻找食物和燃料”(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并一举摆脱了危机,开始了对近代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的全球扩张,于是西方开始崛起。西方史学家非常看重公元1500年,将其看做西方崛起的起点,西方所谓建立民族国家也是从这时开始兴起。从那时起,西方又经历了三百多年堪称艰苦卓绝的征战杀伐、原始积累、工场手工业的提升、阶级斗争、军事和政治革命,教育和科技创新等等环节,特别是经历了工业革命,开始确立其世界霸权地位。西方崛起的地缘政治秘密在于对外发动殖民战争,亨廷顿说得很委婉,叫做“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用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的话说,“欧洲用他的美洲货币购得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客票”,“经过三个世纪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长期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依附地位。”(《白银资本》))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西方彻底改变了其长期在东西方贸易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到1842年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才算彻底颠覆了东西方关系,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西方深知,自己的文明史很短,野蛮史很长,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血与火”的历史,实在无法直书。要维护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靠发动殖民战争(亨廷顿叫做“有组织的暴力”)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必须建立起一套意识形态说辞对此加以诠释,就是“美容”。从根本上说,这需要虚构人类文明史。这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使然,更是西方的地缘政治需要。于是在19世纪西方资本集团仿效当初美第奇家族不惜重金打造文艺复兴运动,下大力气花一百年功夫,陆续建立起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贯穿其中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西方中心论”。历史学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后形成的一门学科,对历史悠久而辉煌且持续存在至今的中华文明实在不好完全“虚无”,只能加以贬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最后,且轻描淡写。西方历史学中的“西方中心论”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色彩最为突出。同时也需要贬低乃至抹杀有色人种主要是东方国家民族的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应运而生。不难理解,历史虚无主义,其最主要的对象和任务是要“虚无”中国的文明史。欧洲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前期,曾经借大力于中华文明,一度在欧洲兴起“中国热”,这与西方建立世界霸权的利益相悖,于是后期便开始妖魔化中国,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想家,但是他却对中国充满偏见(比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倒退十万八千里),将中国社会的治理原则归结为“恐怖”,说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是棍子”,从而将中华民族归结为劣等民族。所以说孟德斯鸠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先驱,不算离谱。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代西方以来发动全球殖民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大搞“文明冲突”的地缘政治工具。

  中国与西方,隔着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历史上原本没有“文明冲突”。由于阿拉伯人长期占据世界唯一的一条东西方贸易通道,西方一方面自身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又长期受制于比他们先进的阿拉伯世界,苦不堪言,所以历史上反倒是西方与阿拉伯人冲突不已。主要是为争夺来自东方的财富,当然也有“文明的冲突”、宗教冲突,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西方宗教大分裂以后,欧洲的“文明冲突”一直持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俄罗斯怎样“改变”自己,向西方输诚,西方也将其拒之门外。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在近代西方入侵以前,历来是儒家文化圈与佛教、伊斯兰教总体上和平共处的世界。所以,“文明冲突”根本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地缘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地道的西方概念。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发动全球殖民战争,后来叫帝国主义战争,“文明冲突”这个充满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血腥概念被强加于其它文明。所谓强加,主要是两种手段和形式:一是战争,二是传教。西方叫做“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西方所到之处,通过传教将其历史文化“虚无”。可见,传教是西方推行殖民归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工具。但是在中国,这一套东西推行得并不顺利,经历了几百年的曲折过程。

  近代以来西方对非洲和美洲发动的殖民战争,虽然有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武力抵抗,但是总体上西方可以说“所向披靡”,因为那里没有强大的国家,特别是没有持续发达的文明。但是当白人殖民者在非洲和美洲得手以后,暴富以后,回师东进来到东亚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军连续遇到中国明朝海军的痛击,几乎不能登陆,他们才发现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中国果然厉害,与其它地方不同。于是西方殖民者就改变策略,派大批训练有素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其鼻祖是方济各·沙勿略。1540年后,他受罗马教廷、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派遣,来到东亚,负有向“未开发的国家和地区“传播福音”的重大地缘政治使命。他先到印度和日本做了几年传教调研,发现“中国是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于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他向葡萄牙国王若翰三世还报告说:“中国在日本对面,拥有众多杰出的人才和高深的学士,他们极重视学术;并且认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不过的事情。那里有大学问的人都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柄的。同依赖中国作为学术文化策源地的日本,完全不一样。”他向教廷汇报说:“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吐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方豪:《方济各.沙勿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页)这些观察都相当敏锐和有深度。为此,他提出对华进行传教的新思路:一是改派有“高深学问、绝顶聪明、丰富的知识(特别是天文学)传教士”,改变在西方在其它地区居高临下的传教姿态,以学术为交流媒介和政治掩护、敲门砖和晋身之阶;二是必须熟练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三是走政治上层路线;四是对中国要有长期归化思想,不能急功近利。不难看出,沙勿略不仅是利玛窦的导师,而且是20世纪美国乔治·凯南的导师,是“以夷变夏”今称“和平演变”的真正鼻祖。

  利玛窦遵循沙勿略的传教原则,对基督教义进行了某些修改,并尽可能避免与儒学发生正面的“文明冲突”,且自己下大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他在学术上用西学进行了一系列“合儒”、“补儒”、“益儒”的学术“创新”之后,提出“超儒”,认为儒学是代表低级阶段的真理,西方宗教的所谓“天学”是代表高级阶段的真理,主张用“天学”对儒学进行一番经院哲学式的改造。正是在这里,暴露出利玛窦的新式传教仍然没有改变其西方殖民文化的性质。即便如此,利玛窦的这一套做法也遭到罗马教廷的沉重打击,不予承认,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士大夫的普遍质疑。特别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历史的一些说法(例如创世纪、诺亚洪水等)与中国人所了解的历史完全对不上号,不仅相去甚远,而且相当荒唐,故士大夫对之嗤之以鼻。这种情况也迫使利玛窦等不得不放下身段,尊重儒学,修改教义,特别是以自然科学如中国特别需要的历法(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为手段媒介,融入士大夫阶层并进入中国上层。中国儒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具有优越的价值观和完备的体系,虽不足以完全对抗西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但是对于西方传教士“以夷变夏”的政治目的,却有着极其敏锐深刻的洞察和无情揭露。明清两朝,总体上儒学传统文化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早期西方文化入侵对中国尚不能构成很大威胁,西方宗教的受众也很少,西方传教不成功。这种情况大体上一直持续到晚清。

  当时在华更多的西方传教士,也不大认同利玛窦。他们多以反对佛教来赢得士大夫的好感,进而反对道教,再进而反对宋明理学。1623年明进士王启元曾尖锐地揭露说:“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其入门;次亦辟老,亦辟后儒(理学)。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荐绅,使其教伸于中国,特隐忍而未发耳。愚以为佛氏之说易知,天主之教难测。有识之士,不可不预为之防也。”((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到清初,康熙皇帝一方面喜欢和利用西方传教士传播的天文学、几何学等,另一方面对其“归化”中国的政治意图也相当警惕。以后发生了“礼仪冲突”,背后是地缘政治冲突,西方传教士就被清廷驱逐出境了。

  西方传教士卷土重来,基本上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事情。这时中国已经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传教已经不需要学术掩护,完全是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了。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涌入,中国思想文化界相继分化瓦解,崇洋媚外的思潮涌起,“历史虚无主义”开始泛滥开来。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传统文化仍然表现顽强——因为许多大师尚在,文化保守主义在官方和民间仍然很有影响。直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也并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在整个民国时期,至少思想政治领域不仅表面上还保留着中国文化的外壳,例如教科书中传统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西化主要在社会中上层影响较大,在普通老百姓层面,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历史虚无主义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

  最后,这次历史虚无主义卷土重来,沉渣泛起,是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演变的结果。

  具体说在中国和苏联有不同的情况。在苏联东欧,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事情,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和分裂,在苏联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开始泛滥,成为最后导致1991年苏联解体的一个思想政治根源。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修和发动文革,这股思潮被政治和思想“防火墙”隔绝了二十年。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完全正确,但是不久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卷土重来,连同其它历史原因,导致了1989年的“北京风波”。不久苏东剧变,1992年中国改革二次发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在中国也是“高歌猛进”,思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甚嚣尘上长达二十多年,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

  古训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使得我们认识到自身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再被削弱。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变革,又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长期被摒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外,加以西化美化全球化,种种原因,造成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动摇国本。龚自珍对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曾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至于灭其史之后,百年前是要中国做西方的殖民地。百年后的世界政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就使得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增加了许多地缘政治变数,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演进在相当程度上将会更加艰难,更加诡谲,更加凶险。这些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和西方霸权终结,而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必然结果。危中有机,这个机,是几百年来的重大机遇。它不可能属于所有的地缘政治文明。

  物极必反,这次世界变局还有其极具戏剧性的一面。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人们很快发现“单极世界”是一个历史虚构的幻影,历史非但没有终结,随着金融海啸的发生和殃及全球,不仅意味着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霸权的崩解,连西方文明的霸权也在加速崩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的危机更加深重,西方的地缘政治裂痕空前加深,大西洋主义日益破产,世界更多国家对美国的敌对情绪空前高涨,等等。包括人类文明面临的一切全球问题,在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是全球共识。近代以来,总体上由西方文明引领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走投无路,已经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中西方的地缘政治格局随着美国登上霸主地位之后,再次戏剧性地加速向东方倾斜。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道路。一方面西方乘机极力向中国施加各种影响,通过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贸易金融体系盘剥中国,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了实际上的“中美国”,不仅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人们甚至担心中国的财富和资源会被内外敌对地缘政治势力掏空。在对中国进行文明西化的“归化”方面,也取得了看起来不俗的成就(成就之一,据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上亿)。在西方一些人看来,他们在中国经营了几百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苦心孤诣投入了巨大赌注的地缘政治计划,很快就将得手。但是,西方总是低估中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悠久、价值观独特优越和曾经长期在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独特的巨大贡献的国家,也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心永远不甘屈辱和落后的不屈不挠的民族,是一个能够产生毛泽东那样伟大的领袖人物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经济上主要靠自力更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备了向世界经济中高端攀登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在政治上,经过20世纪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斗争,包括新中国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前苏联两大地缘政治力量的斗争和周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也增强了政治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归根结蒂是文明自信。毛泽东更是通过“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给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种了“政治牛痘”。这一切,对中国这条历史巨轮在这三十多年来,经历了国际国内的无数惊涛骇浪的冲击,仍然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彼岸,坚定不移地破浪前行,实际上起到了巨大的制衡、稳定和导向作用。毫无疑问,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越来越成熟,这一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也是实现中华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现实基础。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破产,中国社会在加速觉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国际国内的政治变局向着更加健康有利的方向演进,更加强了党的人民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明自信。历史虚无主义日益破产。

  眼下,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残余的力量,历史虚无主义在媒体和人们的头脑中也还存在有待进一步消除的影响,然而这一切都是地缘政治现象。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重心持续东移,随着中华复兴中国梦伟大事业不可阻挡的前进,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仍将大幅提升。中国不是简单地重回18世纪以前的国际地位,中国是全人类的福音,是人类文明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希望——虽然不是唯一的希望。那个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会在哪里呢?大概又回到它的出生地去了。

  (2015年元月31日,修改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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