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三次分配”理论中的假冒伪劣
（2021.9.29）
紫虬
有句成语叫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说的是真相无人理睬，而假货被人们奉若神明。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会议甫毕，经济界资本界理论界争相解读，网上推波助澜，如夏末秋初的热浪，吹皱一池秋水，浮光跃金，渔歌互答，此起彼伏。
公众号《北京大学》8 月 23 日言：这一理论，在国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某教授 1991 年提出。
“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
中央财经会议后的第 3 天，腾讯“宣布再次增加 500 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8 月 19 日腾讯官方微博），原以为是腾讯割肉捐献，查证腾讯基金会，能查到的是 7 月驰援河南 1 亿元，原来两个 500 亿是腾讯的投资方向，所谓“三次分配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富裕专项”，“先富带后富”，不过是企业营销战略对政治P(Politics 或 Power)的应时运用：对于国内运营层，这是灵活身段；对于其国外控股层南非、美国等资本，除了躺着数钱，产生的忌惮，由拜登的所谓“极权”的对华攻击体现出 来——从十月革命起，剥夺了有钱人，还能不让被剥夺者骂两句极权乎? 阔人的帮闲文人如今早已不仅是鲁迅时代的费厄泼赖，时代在发展，他们也已升级换代。最新的版本，就是三次分配的道德说。
需要说明，尽管没有触动资本铁律，尽管充当资本喉舌的，把现代相对贫困反着说，装饰为相对富裕，对于富人捐献消费资料，给鱼不渔的也谓之“缩差共富”的任何努力，人们当然也是欢迎的。人们总体上否定的，是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对其制度的捍卫，而不是让遵循价值规律的资本家个人为资本雇佣制度负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熏陶下，即便他们退还的是一部分剩余价，也是一种进步，按隐匿了生产关系的“拜物教”的世俗眼光，也是一种高尚。
但是不意味着就可以被西方经济学和“修”字号理论带到沟里去，任其忽悠。少数实业家追求自我完善，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甚至可以成为背叛本阶级的始点，和一些理论家为美化、维护资本铁律为前提而鼓吹的道德是有差异的。先看事实：几十年来，无论怎么粉饰，都无法掩 饰，不加干涉的自由市场力量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力量，不加干涉的利润挂帅，就是资本的生产力，财富以挡不住的爆发力向少数人集中。即便公有资本，被市场规则裹挟，也常常身不由己，排斥党的领导，从假奶粉到假药，参与到盘剥顾客的唯利是图中去。
至于北大教授提到的市场机制中的道德力量，恩格斯有段生动的叙述。对于“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这类人，资本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95，167）。
恩格斯的描述过时了吗？如果半个世纪前，用着粮票布票的国人对发达资本主义进程还陌生的话，十年前有位据说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放在案头的人物，深情劝诫商人血管里要流道德的血，引起房地产商个个诅咒发誓，自己的血管多么道德，简直要捶胸顿足，仿佛立马可以抽血化验，可谓，“惊起一滩鸥鹭”。10 年前情景犹在，国人未见血管中的道德，只见房价扶摇直上，地产大亨动辄举债千亿万亿，朝不保夕，当下如惊弓之鸟，而 10 年前的道德欧鹭，不见了踪影。大会堂前在媒体前持宠奔跑的恣意，如今化作不知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的凶险，绑架了民生，更是绑架了 GDP 硕果的豪情与自信，在新时代的以人民中心衬映下，历史的发展辛辣地嘲笑着“允许居民买房也不产生剥削，不是资本主义”，辛辣地嘲笑着建国以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放任，离开人民的旁门左道和倒行逆施。
道德构成的三次分配，正是雷鸣的瓦釜，而毁弃的黄钟呢？
一，先看初次分配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这里得注意，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构成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基础的，是物质的生产而不是精神的生产，存在决定意识。——杰出人物的主要贡献往往为数几件。教员说他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人们还在认识之中。恩格斯总结马克思有两大发现。不少人如同笔者，易犯的错误是：试图穷尽列举伟人伟大，往往忘记要点。
马克思的第一个发现，超越时空。若要在马恩庞大的体系中提纲携领，就要穿过德语特有的冗长修饰语，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
而“物质的生活资料”，即粮食、住房、衣服……是消费资料部类（Ⅱ），是由收割机、制砖机、纺织机……等生产资料部类(Ⅰ)生产出来，两个部类构成了物质生产。
马克思在研究再生产时，提出剩余产品是积累的唯一源泉，提出工人在薪酬以外创造的剩余产品，即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列宁和斯大林总结苏联经验，认为这些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 年版，64），当然也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论》深入分析到，“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第 I 部类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559）
消费完成生产，分配是生产的产物，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初次、n 次分配的源头。
按照《资本论》，社会总产品包括：两大部类的机器和原料即不变资本 C，加上劳动薪酬即可变资本 V，再加上多创造的剩余价值 M，即 C+V+M。“再分配的财富，其来源都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初次分配”（孙冶方，《经济研究》1981 年第 8 期）。再具体一点，扩大再生产的最 初积累的源泉，来源于 I(v+m)。俄、中两大农业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人类史上罕有快速、规模的工业化，依靠的就是这个诀窍，尽管被西方和老修屡屡嘲讽消费短缺。
二、GDP 的误导
我国 1993 年停止了统计物质资料生产的国内收入法，从 1985 年就采用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法。
西方是不承认物质生产是财富源头的。GDP把属于物质财富再分配性质的非物质生产收入，混淆到物质生产当中去，造成了重复统计。这种重复，倒不是西方多么热衷浮夸，而是否认财富积累源泉来自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用非生产部门的收入鱼目混珠，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的本性。
这种本性通过 GDP 体系，通过培植代理人，令美日欧输出科技的畸高附加值，输出服务业，美其名曰占领价值链高端，实则输出虚拟财富，直至鼓励美国人放胆印钞发债，换取制成品，输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商品，输入智力体力劳动密集的物资财富，一架飞机曾换取数亿件衬衫，掠夺制造大国中国和全世界，挽救寄生的美日欧。这个本质在疫情后货船由华输美物资，返回空船的物流单向中毫无遮掩了——GDP 蒙蔽了我们。
在 GDP 话语体系也就是资本话语体系下，北大名教授躲躲闪闪的端出的“三次分配”说，有 四个硬伤。
1， 在实践上，按市场机制完成初次分配，把按资分配的辅助地位上升到主体地位。在其指导下，公企劳动也被推向雇佣劳动化。
2， 在理论上，默认把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劳动和参与分配剩余价值的非物质生产劳动相混淆，于是，社会积累和发展的源泉，即剩余价值就被隐匿的得无影无踪了，工人阶级在理论上被套路了。
3， 在政策上，把非物质生产部门参与的剩余价值再分配，不仅仅仅局限在政府的转移支付一种上，而且所谓政府对初次分配的“事前调节”，对私有资本来说不过是为丢卒保车而和政府做的一种配合，后者成了保护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机构或工具。
4， 在定义上，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收入是再分配性质，用其换取服务，服务部门劳动收入才是第 3 次分配。资本的慈善捐赠究其实质是退还部分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北大名教授的三次分配说，依托 GDP 体系，是隐匿剩余劳动价值的资本中心理论。而由《资本论》导出，物质财富生产创造的剩余价值是社会分配源头，是劳动中心的理论。由此我们看到了立场、壁垒的分明。
资本中心的三次分配论是怎样混入我们的话语体系呢？笔者不禁想起，许多年前，有同志在慨叹不懂行的万金油型干部太多时，提出了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社会主义财富（减去国外净要素收入后，就成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如此卯不对榫的“懂行”，少了读书学习，真像是甩了一个几十年的相声包袱。
元月 11 日，习近平同志指出，十八大后，以人民为中心，“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回归注重物质生产实体，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财富积累和分配，拒绝美国去实向虚道路。因此，否定对物质财富生产剩余价值的分配，主张资本中心三次分配论，是共同富裕中的假冒伪劣；而承认物质生产是财富积累的源头，回归物质财富生产的统计、分配，促进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生产，属于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任务。
谨以此文献给祖国的生日。
20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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