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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三栖”流氓大亨张贤亮

老共产党人 · 2010-08-07 · 来源:乌有之乡
张贤亮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暴富“三栖”流氓大亨张贤亮  

  

善于造假并精于造假、暴名并暴富于造假、靠长期造假而最后集官商学为一体的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而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官僚资本家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高中读书,在1954年6月的高三临毕业前,因数理化和英文等几门课程全部都不及格,还未来得及拿到毕业证书就因犯偷窃行为被开除出校。随后从北京转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6年在宁夏省委干部文化学校任语文教员,1958年因坏分子问题被劳改三年,1961年劳改期满释放后在宁夏国营农场改任农场职工,1965年因涉要暴力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集团”案,被银川人民法院反革命分子判管制三年(管制身份仍为国营农场职工,实行同工同酬并发工资和计算工龄)。1979年9月“平反并恢复名誉”,并重新开始自我“诉说”式的创作。张贤亮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造,其主要代表作品是以“右派”自居并作为主人公,内容都是以“知识分子”为“迫害”对象,以男人痴迷变态而展开两性关系而展开的系列小说,其所谓的短篇小说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的所谓小说有《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 ;所谓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其所谓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资本主义国家推销扩散。  

张贤亮是开创中国“新时期”流氓文学的主要先锋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作品天生的流氓性和投机性,从而多次获得各级权贵及区域性的文艺奖,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其个人获得银川市颁发的“旅游城市建设先进个人”称号及“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2004年被文化部推选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为宁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张贤亮更由于为打造资本主义复辟和为封资修上升为统治阶级有功,同此而荣升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灵与肉》(《牧马人》)、《龙 种》、《浪漫的黑炮》(《黑炮事件》)、《男人风格》、《老人与狗》、《肖尔布拉克》、《河的子孙》、《临街的窗》以及《我们是世界》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1992年在任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协主席的任上,积极响应“南巡讲话”而“下海创办经济实体”——华夏西部影视(影视拍摄基地),由于各级大鳄的鼎力推崇,被易中天捧为“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被余秋雨吹为“文化气场”,被孙家正赞扬为“真好玩!”,镇北堡西部影城由此变成了集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所谓AAAA级景区,同时还被中国旅游协会及媒体评选为“中国最佳旅游景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张贤亮也变成了中国大名鼎鼎的当代流氓大亨——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董事长)。  

一 善于钻营政治的爬杆流氓张贤亮  

在什么领域都搞去无产阶级“政治化”,又什么领域都被资产阶级“政治化”了的年代,政治领域的东西被故意地文学化,而文学领域的东西却又被故意地政治化。在这个特殊的妖风大作时代,张贤亮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表演有着特别的典型意义,这就像其公开宣称的:“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表明了其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其所谓的作品主要内容,前期是描述新中国天然高贵的封资修化人物和“右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又如何实现反抗和抗争。从1986年以后,特别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其主人公其实就是张贤亮自己,其内容则是他对“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鲜明的个人家史性、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影射性,在政治立场、政治倾向上形成了坚决与共产党对着干贯穿了始终,与其被光荣披上“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有着特别鲜明的时代特征特性,所阐发的观点与共产党的宗旨针锋相对,并打造了根本的对立性,这也恰恰反映出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的特殊社会现象。  

1、精心打造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身份  

政治上流氓性的张贤亮,首先表现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因为“右派分子”在社会中十分走俏,不仅可以将一切真正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一笔勾销,而且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了“时代英雄”和正义的化身,更可以通过“右派”的行为与身份获得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官进爵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封资修化势力当道而“右派势力”猖獗的大背景下,张贤亮便开动脑筋,充分发挥起自身的聪明才智,于是便积极干起了假借历史的营生,大造特撰子虚乌有的文学现实,起当成了右派分子的先锋,由此摇摇直上摘取了“伤痕作家”的头衔,并再运用“我这个右派分子”手中已经获得的话语强权,转眼之间便专心致志地以极右的角色,创造性地升到了大官、出够了大名、发到了大财。也正是由于张贤亮具备了典型的政治流氓性的特色素质,所以,大官始终在坐,大名始终在出,大财始终在发,话语始终在创新着权威和霸权。  

张贤亮编造的“我这个右派分子”的谎言,在其掌控的话语霸权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其2008年初发表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内部传达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已开放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可见社会的自由度。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可是转眼到1957年我却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当时看来如同‘圣旨’,这决定了我以后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张贤亮这个证据确凿,且自始至终都是名符其实的“极右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但其所谓的因《大风歌》被划成右派分子之事,又确实是一个能够开天大玩笑的造谣之说,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单位、任何人能拿得出这类有说服力的任何文件凭证,能够证明其曾经被正式划为所谓“右派”的真凭实据。其不厌其烦地说的《大风歌》,在网络十分发达的网络时代,却找不到也看不到《大风歌》的任何内容和踪迹,这就说明了所谓的“大风歌”是否是真正地存在过,还是本身就是纯粹的子虚乌有杜撰?那历史的真实只有天知道和鬼知道。而张贤亮真正被判的原因恰恰是在1958年因为“坏分子”劳改3年,1961年劳改期满被释放。历史仅仅能证明的就是像张贤亮这类善长于“玩”把文学故意去政治化,把政治精心文学化的老手,“只是玩,至今仍然是玩”,经过张贤亮这个高级忽悠专家这么一“玩”,子虚乌有的历史真实就创新出来了,由此就“玩”出了政治地位——爬上“共产党”大官的位置,玩出了文化高端新角色——获取著名作家大名,玩出了社会地位——高贵头衔满天飞,玩出了新领域——打造出个人暴名暴富的新天地,玩出了历史动力——让中国发展车轮实现时空倒转,玩出了世界价值——重塑封资修人文天下。这正像其自身所说的:“你在台下可以尽情放纵,恣意辱骂,像现在你在迪厅里一样,你越疯狂越被人赞赏,如果来点K粉更好。好!K粉不久就来了!”这种“尽情放纵,恣意辱骂”的赵高式表演,迎合高高在上大权、大贵和大鳄、大腕人物的需求,所以也就获得了“越疯狂越被人赞赏”的超级效果,张贤亮本人由此不仅被请进了党内,而且请上了可以颐指气使文化决定权的领导岗位,变成了名实利大丰收的“著名作家”。  

而张贤亮通过文学政治的造假达到升官、出名和发财的事,尽管有许多掌握实际情况的人提出了诸多疑问,但由于这些所造出来的假,恰恰是某些人物及路线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不仅能够堂皇地刊载于重要刊物上,而且能够极大地得到流行并畅销成时髦信条。这是因为掌控着文化和新闻大权的人物与媒体,一方面是采取默认或鼓励的态度,另一方面更是有心有意地加以肯定和推介。张贤亮这个本身是子虚乌有的“我这个右派分子”,却从来也没有那一个组织和单位认定或划过其为“右派分子”,更不可能出现什么因为右派分子而劳改22年的历史真实,的的确确是通过精心的造假和自封而来的。虽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右派”真货,30多年来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部门提出批评或加以揭露,相反地却是尽量地提供一切条件和便利,让其凭着假冒的“右派分子”并由此而“劳改22年”的艺术,狐假虎威地纵驰于党内外并活跃于国内外。由此也就有了30多年自始至终地一味地加以赞扬,并附和张贤亮说谎造假的社会真实,帮助张贤亮之流搞假冒伪劣,诸如文学园地、文化阵营、新华网、央视《艺术人生》等等,都在给张贤亮复制着童话式的大话人生。这不仅暴露出了其为捞好处而善长于造谣说谎的政治流氓本性,也恰恰证明了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是把牛鬼蛇神放出来造假并祸乱中国的历史。  

张贤亮这种造谣撞骗能够大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封资修人物,需要组建一支牛鬼蛇神的先锋队伍,标树一批右派分子长期遭受迫害的典型代表,由此来把社会上牛鬼蛇神作为正义的化身而翻案,为右派分子的彻底翻身解放建立合法性,从而高高地兴着“解放思想”的耀眼旗帜,从各个领域猖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张贤亮编造自己是“右派”的所谓艺术真实,具体地迎合了当时政治市场所迫切的需求典型,所以这种“假”也就顺理成章地爬杆成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领域权贵所需求的“真”。善于通过造假而达到钻营和爬杆的张贤亮,充分领会权贵大人物的意图,便顺应“历史潮流”拍着胸脯说:“我是很敢讲话的”,“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就滔滔不绝,大声疾呼”,要“改造共产党”、“刹住毛泽东热”、“私有制万岁”。张贤亮造假的所作所为及其得道升天,这不是极个别的事情,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实,这些人早已成为了“改革开放”社会的正面的典型和鲜亮的旗帜。可以说,张贤亮在中国社会创造假话谎言、假冒伪劣、坑蒙诈骗的狂潮中,为“屡禁不止”和愈演愈烈,不仅打造了总根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而当今大话、假话、童话、套话能够在中国的横行霸道,首先就是从张贤亮之类编造假话假历史成功并畅通无阻肇始的。由于这类造假思想文化人得到了所谓的社会正果,从而也就为牛鬼蛇神的横行开辟了新天地,为社会道德品质堕落和权贵腐败创造了优厚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像张贤亮这类靠造假说谎成功的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极力地搞解放思想、搞乱社会思想、搞标榜改革开放辉煌成果开创了划时代的环境,而这种造假毒风的泛滥与盛行,使中国从天空到地下、从思想到物质,无不充斥着张氏假冒伪劣成功的内核和精神软件。  

2、极力为资本主义“平反与呼唤”争当急先锋  

灵魂深处确切地极右且立场极端反动的张贤亮,其本身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社会主义、反共产党根本宗旨、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完全是一贯性的并贯穿于言行内核始终的,但其发作的时间、地点及其发作的程度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恰恰是根据当时的时空气候变化而不断调整决定的。张贤亮虽然后来被封资修大人物请进了共产党内,并安插到了管文学和文化生死大官的要害岗位,但其反马列毛主义并崇尚封资修思想精神,反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而崇拜资本主义制度,反共产主义政党目标而极力主张私有制的万能,反无产阶级专政而力推封资修专政等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没有什么丝毫的和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获得尽情表演的更大范围的舞台和市场,并由此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封资修化势力的高级干将,用来作为不断反对马列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一颗重要旗子,变成了公开反对共产党奋斗目标、反无产阶级专政话语霸权的一头疯牛狂马,变成了不断推行资本主义、实现封资修专政的御用高音喇叭。  

当某些人物已经完全锁定要全力发展封资修并坚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时候的张贤亮已经由于自身政治上投机钻营的本性使然,靠“因为我紧跟邓xx”,“拥护xx同志的‘二次革命’”而博得了“免死牌”,由此一方面在1983年获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本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是在文艺界钻进了社会政治的高位,在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协“四大”中由一个普通会员,变成了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并被请进了领导班子声名大噪;再一方面是中国当时的“大气候”有利于封资修的自由驰骋,当局同意并决定了“两个不提”——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更获得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干快上的政治条件。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特殊的政治时空历史时代,以及高层人物造就需要为封资修和资本主义重新“正名”的气候条件下,张贤亮看准了当时某些人物和路线需要的政治文化大火候,腰杆自然就十分硬起来,底气也十分地粗起来,顺势爬杆的水平和能耐也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张贤亮于1986年8月23日便在中国作协的《文艺报》上,发表了《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的公开信,明确地说要“给资本主义‘平反’”,提出了“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不可逾越的。……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予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面前并没有成功的样板,而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面前却耸立着现成的参照物。”“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真正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资产阶级思想一旦不再成为一种罪名,人民内部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栅栏方能彻底消除。”说不要空谈什么“进行思想观念的深层‘爆破’,中华民族才能前进”的大道理,而应学习“美国人是先干起来再说或边干边说”,且要立即破除“已经成了中国国民性构成要素之一,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清谈”之风等等。  

1997年张贤亮在《小说中国》中,又一次系统地为丑化社会主义而美化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其言论是在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再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方位地呼唤资本主义横行。张贤亮在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曾有这样表述的:“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们现在称作‘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内,再将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必需品的供应数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对人的行为与思想最严厉的钳制,根本不另需别的什么法律条文来约束了。”“在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中,他们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关注各种票证数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关心国家大事’?这种数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过自己小日子的专家,而不可能对世界和中国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国家大事’只能由领导者去操办,领导者指向哪里人们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脑力花在肉体需要上的时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领导者来饲养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从无可挽回的人口问题到还可改革的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我们都错得不能再错。”“解放后,对人民群众一系列美好的许诺全部落空”。在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妙文是:“在我看来,西方已经进步得非常神速了,国民素质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有大幅度改变和提高了,他们几乎人人能作别国国民的楷模。”“就在以赌出名的拉斯维加斯,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谁都知道那里是黑社会‘教父’的天下,可是秩序井然,仿佛人人都是绅士淑女,赌得起输得起,输了一笑置之,再不用说其它地方了:人人文明得要命,个人礼貌得要死,时常令我自惭形秽。”  

张贤亮在极力丑化新中国社会主义和美化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其竭力呼唤资本主义复辟也就顺理成章地迭叠出了:“现在,不论是从发展经济的策略出发或从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考虑,都到了逐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期。……将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在价值形式上‘化’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在这方面不要害怕流失一部分国有资产,应大胆地、有计划地将国有资产‘流失’到企业内部职工的手中”。“‘重建’后的‘个人所有制’决不会持久。不久‘客观经济规律会促使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所有权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重新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是必然结局’。”这种现象“难以避免,然而却是值得欢迎的,……企业内部部分股权证按正当方式逐渐转移到某人手中,正表明某人在这个企业中算个‘能人’。”“除了发展生产力之外,要想遏制住‘两极分化’,只有再次回到‘穷过渡’的‘共产主义’。”“我们应该将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据新的航测还不止此数)及土地上的森林和自然资源与土地下的矿藏资源、水资源、水域及领海水域及水域下的所有动植物、矿物资源都包括在‘国有资产’以内。……比起这么庞大的财富,今天地面上大大小小充其量十余万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算个什么?哪怕我们把这一点地面上的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全部卖掉(遗憾的是没有那么多钱来买,国际联合财团也无力),将得到的资金严严实实地把现有的大自然赋予我国的所有资产管好用好……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资产永远占优势,国家财政会越来越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可说是‘永不变质。’”“我们常常是该抓紧没抓紧,该放手的不放手。”“‘私有制’,在社会处处存在‘私人’,人人皆有‘私有’的情况下,也不会再是一个‘补充’”。“咒语必须有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我们还面临着资本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残酷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 “大多数资产者恰恰是最维护将他们孵化出的政治条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几年中,还谈不到他们有独树一帜‘自立为王’的可能。他们只会用各种方式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现象在任何一种政体中只要不采取用非法手段如‘贿选’都是正常的,共产党也不是活动在真空中的政党。”  

天生就患有“爱资病”并发达于“爱资”张贤亮的眼里,在推翻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得出的结论必然只会是一团漆黑、更无是处,不可能有什么成绩和成就,要说有什么成就和成绩,也就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复辟的“旧的社会形态逐渐解体,新的生活条件逐渐成熟”和“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在张贤亮的心里和笔下的资本主义国度,特别是作为大本营的美国,天然就被描绘为“君子国”、人间天堂与极乐世界,而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劳动者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国内自身日益恶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乡衰败现象,贪婪成性和荒淫无度的统治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社会犯罪和暴力行为,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无聊,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等等,却被故意地贪污和升华成了自由精神。张贤亮丑化社会主义和美化资本主义得出的逻辑,就是只有彻底妖妖魔化和抛弃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和复辟的只有资本主义,而且只要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物,在张贤亮眼里也都必然要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为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欢呼雀跃并说:“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推行社会体制改革,而改革到最后却丧失了他们自己的领导权。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自找苦吃,一旦他们推行的改革毕竟初步创造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架构,在政治改革基本渡过了难关后,不仅使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有了更为良好的社会条件,也使共产党自身在一个人民可以公开表达政见的大环境中,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那已经不是某些同志观念中的原来的共产党,而是顺应社会发展进程积极修正、调整和自我改造后的共产党了。”但苏联的解体,使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50%,物价上涨六千多倍,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贿赂盛行,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寿命缩短了6至7岁,社会风气败坏、治安状况恶劣等社会等等问题,也天然地成为了苏联人民享有的历史进步,转换成了劳动大众享受正义改革“辉煌”成果的事业了。  

张贤亮说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把我和‘资本主义补课论’等等列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设计发展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用现代资本主义作“现成的参照物”,要补“资本主义补课论”之类等等,并且声称:“从当时批判我的文章看,认为学习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可以允许的,‘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就不行,更不允许‘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了,这种意识仍然是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本。”这些除了说明其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对旧中国正向资本主义进行神化的肯定,要实现“情有独钟”的全盘西化外,还能说明真正的意图会是些什么呢?这那里有一丝一毫的共产党的党员的影子,身上还有那一个细胞属于共产党员的成份呢?正因为所谓的新时期处在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吃香的大环境下,所以剥开张贤亮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充分的流氓性投机性表现后,剩下的恰恰是一具鳄鱼式的枯髅。当然鳄鱼式的枯髅经过画皮包装后变成的现代高科技僵尸,与时俱进的创新吃人和压迫人的水平还是被大大地强化了,诸如在反驳对其批评时,还特别地有所发明和创造,把批评人称作为“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以共产党员的高官和灵魂工程师的身份,把人们的思想推引到发展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几十年,虽然在意识形态指导上仍然称作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政治方面仍然宣称是共产党在执政,推行的国体仍然被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但在实践中各种鼓吹“改革开放”主张的论调,各种催生封资修产生的措施,各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各种形式造就的贫富两极分化,各种为“私有制万岁”的辩护及其推行,这些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牛皮大论,不仅是铺天盖地地变成了主体,甚至达到了罄竹也难书的地步。在这其中,由于张贤亮言语行动和所作所为获得了某些人的青睐,且领取了尚方宝剑,并经过自己精心创作和包装成“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为形式多样的剥削吃人理念的鼓吹、强推和流行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也就迅速地被推崇并荣升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成为了压迫劳动大众的政治性文化有效大鳄。故而也就有了张贤亮到台湾,在与所谓流亡海外的“民运诗人”对话中,其向“诗人”表白:“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欢你的诗。”并说“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你认为只有在体制外才能促使中国进步,我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内逐步地促使中国进步。”其要使“中国进步”和要在“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深层意味,就是张氏“入党是为了改造共产党”,并在“体制内”、“改造共产党和消灭共产党”,全盘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条件,循序渐进地荣升为大资产阶级的进程中,尽性地用“共产党员”的身份说封资修的话,用社会主义的道来运行资本主义的高速列车,用无产阶级专政之力来强施封资修专政,在尽情地享受高官厚禄的同时,放手放胆地剥夺劳动大众身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财富。在中国在封资修主导下创立的“改开搞”运动中,把一批批张贤亮式的符合封资修需要条件的代理人,用八抬大轿抬进党内、军队内、政权内、文化内、经济内,确实是让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先天骨髓和血液里,先天就大量繁殖着“爱资”的痴狂者,十分过瘾地捞足了油水,赚足了奴役压迫别人的资本,过足了强奸劳动大众精神文化的自由自在生活,真可谓得其所哉!这些既是张贤亮为什么要充当和争当政治流氓先锋的真正目的,也是时时能够敲着得胜鼓性情欢呼雀跃,更是可以阶段性地向主子邀功讨赏的关键所在。  

3、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封资修化人物经过招降纳叛和结党营私,以“改革开放”为契机,有步骤地迈开了改变党的政治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步伐,摧毁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源泉,确立了私有化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不断地采取政策措施来残酷地压榨农民和工人阶级,疯狂掠夺全民和集体所有的资产,想尽一切方法把人民的财富不断窃为己有。经过封资修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以及封资修地下和资本主义的公开复辟,把中国改造成了野心家升官发财的市场乐园,把社会主义演变成了官僚、买办集团暴富的天堂。在这个实施“改革开放”和改变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性质的过程中,已经被高级权贵请进共产党并变成高官的张贤亮,人虽然拖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内,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却永远是封资修的底子,同时张贤亮更充分认识和领悟到要实现自己个人美好的天堂,就充分运用封资修人物要打造政治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市场,制造出最有利于国盗们抢劫劳动大众财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大市场。社会整体也被推进了适合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性质,适合彻底摧毁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先进性质,适合最终实现封资修集团和个人野心利益最大化的陷阱。于是张贤亮为积极配合高层的运动方向,十分卖力地为实施封资修“洗脑”和“文化专制”服务,丧心病狂地干起了与劳动大众为敌,全盘丑化、污蔑和否定毛泽东时代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罪恶勾当。  

张贤亮无论在国际讲坛上还是在国内的政治市场上,无论是在国人面前还是在外国人面前,都公开宣称其过去30年来“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特别是1989年1月“八九风波”前夕,张贤亮抛出了所谓“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的《习惯死亡》,旗帜鲜明地宣扬“告别革命”论,明确提出:“不正常的社会进程造成了众多命运的不正常”,而要改变这“众多命运的不正常”,就必须使社会进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让时光倒退到什么时候重新开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还是更早一点?索性倒退到戊戌变法时让我们中国人再干一遍。”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认定了要重走康、梁的封建改良主义道路,这不仅要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必然,而且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被全面否定。其表明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关键又在强调只有是少数的精英,特别是“善良的皇帝”才能统治中国。《习惯死亡》的主人公是1957年右派的自己,编纂手法采取“我”“你”“他”混用,自由联想地时空颠倒错乱,其表现的“他”所以要堕落会堕落,是因为“你要努力挣脱30多年(1957-1988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只能用堕落来表示你的抗议。”并且说“主人公经历的大框架,的确和我相同”,“别误会了我的痛苦”,文中的主人公的倾向就是张贤亮的真实写照。文中充斥着极端的谩骂毛泽东主席和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诅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诸如污骂毛泽东是靠《笑话大全》进行决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间调情一样”,“熟悉挑动群众斗群众”,“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记得我曾爱过我的母亲,但是我的导师却告诫我‘不应该’爱她,按阶级分析法她属于官僚阶级……茫然四顾,只见他说我应该爱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爱就一败涂地,如同患了阳痿症,在任何可爱的东西面前都不能勃起。”……如此等等,俯首皆拾。  

在封资修人物打造的鸡犬升天的环境里,张贤亮尽情地抒发着胸中的“家仇己恨”。1991年4月5日,其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因会上有人谈起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时,张贤亮公然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六国……”张贤亮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发言后,有很长一段较长时间内是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作品。但随着美国对中国发动“人权攻势”浪潮的升温,国内封资修思潮的再度狂起,张贤亮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表演市场,陆续撰作和发表了《烦恼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我的菩提树》),这个所谓的作品是以其在“劳改”时的所谓“日记”为内容,采用“注释性创作”的表现形式,编造了一场场阶级立场鲜明的“人间地狱”故事,目标就是攻击中国的劳动大众当家作主和“人权状况”,攻击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攻击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虽然这些所谓的文学艺术的真实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却反复并一味地灌输其在“劳改农场”里表演流氓的陈芝麻烂谷子老调。可就是这类流氓拉出来的大便,却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高调重视与赞赏,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英国《文学评论》1994年4月号发表题为《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地狱中》的配合文章,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文章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羞辱的书。它是中国知识分子默认他们自己的耻辱和受压迫的一个记录。”“劳改营实际上没有内外,1960年(以后许多年),在中国,人人都判劳改。”恶毒地诬蔑中国是一个毫无人权的大监狱。这就是《我的菩提树》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文学家与企业家》报曾报道过张贤亮在出访外国之机会,在归途中特转道英国专门安排《我的菩提树》一书的翻译、出版等事宜,紧接着1995年张贤亮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说《无法苏醒》。编者说这部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张以流行的荒诞表现手法并通过主人公赵鹫(“照旧”的谐音),所做的一场噩梦来影射改革开放的现实,诬蔑当时社会已经“极‘左’回潮”了,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期,一切又都“照旧”,无法苏醒了。对于这种恶意的攻击,敌对势力特意地发出一片喝彩之声,香港反共刊物《争鸣》的题为《改革回头路的死亡信号》一文“导言”曾这样写道:“张贤亮的新作《无法苏醒》,是他创作的一大飞跃。他探索出人们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极‘左’观念,让人们看到只要有适当的政治气侯,‘左’就会兴风作浪,‘改革不可逆转’只不过是神话而已。”对于张贤亮的作品,为何如此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反共报刊的青睐和吹捧,难道还不值得善良和正直的人们,尤其是每个共产党人还看不出张氏的历史真面目吗?  

《无法苏醒》出版两年后的1997年,张贤亮的另一本20万字的政论专著《小说中国》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按照张贤亮自身固有的政治理念和设想,明确具体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是系统灵魂深处的公开化和具体化,虽然全部是些奇谈怪论,但却具有着时代的针对性、鲜明性和阶级性,这就是公开地提出了要“改造共产党”理念与学说:“在历史的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而是应该代表包括资产者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议会式组织,将所谓的‘党内斗争’,转化为‘调解、综合、归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党内民主,从而彻底实现政治民主”。这部所谓的政论专著能够在号称是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公开出笼,说明了什么呢?这就全盘地说明了这个执政党的变质高层所特有的阶级性质。在张贤亮的这本书中,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极力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公然呐喊,而且强调说:不但工人阶级要在现代企业家的统治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且还要“革”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命”了,即“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这就明明白白地道出了张贤亮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人阶级从奴隶的社会地位变为主人的不正当性,以及所产生的创造性劳动的应得报酬是一种“不当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过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的价值,而这些不正当的“特殊优越”的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不能再继续享受下去了,应该通过“改革”彻底地革除掉。从张贤亮的这部书中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这完全可以得出张贤亮早已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显示出了一付杀气腾腾的架式,张开的是一张要吃人的血盆大口,挥舞的是一把要全面杀向穷人的巨大屠刀,目标就是要彻底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运动方向,否定的是工农劳动大众阶级的劳动价值,杀向的是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眼前利益与未来的根本利益。在《小说中国》的书中,还围绕“私有制万岁”这一主题,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地重申了为资本主义“平反”和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老调,进而从理论上和根本上深化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从而达到“彻底清算那段历史”——对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进行清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如何具体解决“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说关键在于通过“呼唤‘精神贵族’”来“改造共产党”的性质,使中国共产党全面地变成全盘私有化的先锋党。这个《小说中国》的公开出版,不仅是一批高层已经全盘封资修化所谓的“共产党员”,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公开挑战书,也是这伙人为什么要钻进共产党内的政治纲领的具体说明书,以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性质、执政所要实现的真正目的所在。  

张贤亮在中说:“我也惭愧地跟着笑。‘叛徒’说我的疑问是他一辈子听见的最可笑的话,他将来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不能让这样可笑的事轻易埋没;‘特务’说难怪要把我反复改造,因为我充分印证了‘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至理名言;老‘地主分子’笑得差点断了气,在草铺上咳得死去活来;‘反革命分子’非说我是装傻充愣,不过夸我表演得很逼真,‘笑一笑十年少’,谢谢我使他能多活十年;‘二杆子’又把吐沫飞溅到我脸上,但因为我让他和他老婆过了一次‘夫妻生活’所以极力维护我,说他相信确实是我无知不是我装傻,还举出他们村里过去有个秀才活到三十多岁也不懂得‘夫妻生活’来证明‘读书无用论’”。接下来牛鬼蛇神们便讨论起我看到的那些带血的物件。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什么软性材料都有,有经验的人士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倒是件新鲜事。据他们说,一般妇女都用布缝制成一条专用的带子常备着,“身子来了”就在带子上垫上草纸夹在阴部,他们还诲人不倦地用火柴棍在泥地上给我勾画了幅草图,让我明白哪根布绳跟我们男人的裤带一样缚在腰上,带子又怎样与腰上的布绳相连,草纸垫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等等,等于给我上了一堂妇科知识课。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女人的生活比起男人来既复杂又麻烦,怎能让妇女跟男人一样劳动?但他们说新社会的劳动妇女有权每月享受一次叫‘例假’的三天假期,这就是对劳动妇女的照顾。我点点头说这还算是人道主义。而他们又说劳动妇女虽然享受到‘例假权’却丧失了起码的讲究卫生的权利,因为‘抓革命’抓得社会上连草纸也供应不上了,如今只有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回城探亲能带些草纸来,农场农村的普通妇女只好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那医用绷带肯定是医务室的小王小李撂下的,除了她们,别的女人哪有那样方便?”  

“说到这里,‘走资派’忽然皱起眉头说应该揭发检举,这是一种严重的假公济私行为。医用绷带属于国家财产,怎能让个人随便拿去垫月经带?小王小李从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农场,当年是他批准转正的,现在却一个个参加了‘造反派’,可恨可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欢快的气氛一眨眼就变得非常气愤而严肃,牛鬼蛇神一个个咬牙切齿,用当时的话说是‘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果然不仅是老虎而且还活着。原来任农场政治处主任的‘叛徒’深思地说要好好研究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那间厕所是‘革干’和‘头头’们专用的,如果发现他们的家属用印有‘最高指示’或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当草纸,就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可以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联系起来,当时为这事被枪毙判刑的男男女女可不少。这个创意很快得到号称为‘叛特反资’的牛鬼蛇神们的响应,个个都赞扬此计大妙大妙!”“可是谁去发现用印有领袖头像或‘最高指示’的报刊书籍当月经纸的‘恶攻’罪行呢?当然只有我才有这个机会。于是‘叛特反资’们一齐动员我去‘收集材料’,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文革’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斗争’,我作为一个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应该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将功赎罪,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作出应有的贡献。我迟疑地问这种事情是不是太下流?‘叛特反资’一致说‘政治斗争’就要这样不择手段,你没看见他们把我们整得遍体鳞伤?这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我们和他们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夺回来。他们东一嘴西一嘴七嘴八舌说了许多,我一时也不能领会得很深刻。总而言之这个任务非常光荣,接受它就是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走资派’还许愿说等他们将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以后,要把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  

“一个难题解决了又来了个更大的难题。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斗争’就是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不忠于‘无产阶级专政’,而参与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光荣任务竟然是去检查月经纸!我不知道带血的报纸是什么东西还可以接受,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真有点不堪入目。但原政治处主任即‘叛徒’用深沉的炯炯目光盯住我说,这可是对一个右派分子的政治考验,不要看那些‘造反派’现在张牙舞爪,对你还假惺惺地表示信任,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大好河山仍然会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干部手里,孰去孰从,希望我三思。”“关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两进华丽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员的官邪。这应该是集中体现中国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里派出所只拨出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关进四十多名男女。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个马口铁桶里排泄大小便,满了后才让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进后院的厕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为房屋紧张还是有意如此安排来作践人的尊严,或是要在男女差别的观念上来一场‘彻底革命’,以便加快实现伟大领袖发出的‘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幸亏牛鬼蛇神们给我上过一堂妇女卫生常识课,不然的话我看到女嫌疑人当我面换月经纸肯定会大惊小怪。女嫌疑人在这里哪顾得上羞耻,要么将前面对着众人,要么将后面对着众人,而前后两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只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彻底公开。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个十四五岁未成年的孩子,每当女嫌犯大小便时这些孩子们都从始至终观赏到底,现在想来他们的青春期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我想尽快结束这一段落。我与一些不喜欢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样,不喜欢暴露那些丢中华民族的脸却又不应由中华民族集体负责的事。但我想我还有权利写自己。简洁地说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问你是谁。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后,由一个女‘工宣队’指挥嫌犯们合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女‘工宣队’严厉地规定大家都必须看她指挥而她却没有起码的音乐常识,大陆她在指挥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挥人的乐趣,她指挥错了总责怪男女嫌疑人唱错了,不时地用指挥棒敲打人头,人头仿佛成了她的打击乐器,弄得人人都紧紧张张地抱着脑袋眼睛盯住她唱。男男女女关在一起同在一个桶大小便的牢房里却从早到晚歌声不断,让不知情的外人听见还以为这群男女在欢快地干什么风流韵事。”  

“我是母亲的灾星而母亲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总是出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母亲每天提着饭盒给我送两餐饭。我吃着红色的高粱米饭加几条青菜和几丝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详地等着,仍与那天我被开除时一样。那几条青莱和几丝榨菜在红色的高粱米饭上每一餐都摆放得符合欧陆西餐的拼盘规格。这时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层社会的礼节,即使对儿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饭,目光镇静地看着在派出所进进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临一切的气度严然她是这旧官邪的女主人。”“她(母亲)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日久弥新。她老人家和我刚在一起过了三天愉快的天伦之乐我就被“小脚侦缉队”抓去。我以为“小脚侦缉队”这个词语应列为中国“文革”词典中重要的条目之一,那是无孔不入的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范例。一群大字不识的“居委会”老妇少妇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权抓任何她们认为可疑的人,而那时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断抓不胜抓,迫使她们像会说话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兴致勃勃地挨家挨户搜查。抓住后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们的总部又负责收集她们的捕获物。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来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首创了世界监狱史上男女混合关监的纪录。”  

由于毛泽东时代挖断了精英们发家暴富的道路,把无产者们整体地提升到社会的高位上,并削去封资修精英们对一切社会权力的垄断权,使之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社会上,都充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性安排,把封资修化精英们利益最大化压缩到了狭小的空间,造就了没有封资修“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场境,这就埋下了为封资修特别是精英们日后刻骨的疯狂反扑的历史伏笔。当毛泽东逝世后,全盘西化的人物要达到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图,就是通过精心施放和豢养诸如张贤亮之类的走狗来大肆宣扬、传播和开道的,特别是通过各个领域培植和安插了大大小小的封资修化人物,在分配给的“自留地”,以及承包的“责任山”中苦心经营,一步一步地朝着封资修共同的天堂目标而奋斗。而安插到各行各业的诸如张贤亮这类典型的封资修化人物施展才华的能耐,就是充分地领会魁首的意图,把首领的主张变成什么小说,什么理论、什么政策、什么规划之类的东西,共同表达和经营的都是封资修化的精英们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变的是共产主义政党奋斗目标的性质,要转轨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方向,推销的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向封资修专政的变更。像张贤亮这些被荣升到高位的所谓社会精英们,在创建资本主义复辟和封资修天堂的共同进程中,既十分卖力地抒发了百般对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当家做主和杰出领袖的刻骨仇视,又从主子那里领取到了杰出政治家、高级专家学者、著名作家的贵冠,国际名人等之类的高贵封号,更收获到了万贯家财及美女如云的天然性服务,由于钻进了政治流氓的通道并爬上高级政客的宝位,由此理所当然地过上“领地”内颐指气使般的皇帝生活。虽然像张贤亮这类政治文化流氓,干尽的是完全不顾自身的人格和丧尽天良的丑事,干尽的是巴结着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主子的能事,发挥尽的是用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换取个人与小集团利益的水平,但由于都是善长于耍流氓的政治文化专家级人才,把才华及聪明才智全部用到了制造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上,因而得到了某些人物的赏识,由一个社会的沉渣包装并蒙族荣升成了所谓的“著名作家”、“著名企业家”,这不得不让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劳动大众们深思。  

二 极力鼓噪淫乱文化的标杆流氓张贤亮  

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里,任何值得称道和有价值的文学精神及其思想潮流,都是通过对特定意义上现实的“展示”或“控诉”,来达到对未来某种特定意义的“企盼”或“展望”。而这种所谓的文学精神,又主要地通过“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对某种特定意识和精神的批评、批判、攻击、反对,拟或者对某种特定思想和精神的宣传、赞扬、推销、兜售。这种道德艺术化的修辞方式的展示,总是以特有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终极形式不表现,即由“个人”与“家庭”的矛盾发展到“地方—国家”“民族—阶级”与“家庭-个人”的矛盾发展,最终演化到更为抽象的人的“精神”与“肉身”的矛盾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叙述,文学在将主人公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过程中,一种是安排或表现“主人公在经历身体苦难”的进程中,让主人公得到必然的思想性的正义性净化或精神性升华,这其中也就会在特定意义上回避和排斥了身体原始的兽性欲望;一种是安排或表现“主人公在经历身体苦难”的进程中,促使让主人公必然地张扬思想性的兽性化或更向粗野的占有精神境界发展,当然这也就会在特定意义上回避和排斥了必要的社会人性与精神意识性的升华。在中国所谓的“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精神和思潮张扬进程中,其背后充满了群体无意识的浮躁和个体自由的垂涎三尺,其症候是一方面推动并纵容对“文革”的集体主义,采取强制简单“一刀切式”的谴责与清除,故意磨灭“文革”本身所张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除思想社会性束缚的深刻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是推行盲目冲动的不加思索的个体渴望与自由承接,将“文革”与“个体自由”、“现代化”有意识地设置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把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赋予了是实现“个体自由”、“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把“文革”定为“蒙昧”、“混乱”、“反人性”的代名词,而把“新时期”的个体挥发自信地封为“新启蒙”、“恢复秩序”、“人性张扬”等等。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中,张贤亮就变成了一个个体自由挥发典型中的典型、先锋中的先锋,这就在政治上制造“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与“远离文革”的宏大叙事,为催生封建专制与自由资本主义媾和及孕育怪胎,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在所谓的“人性张扬”、“放大的个人”场域中,“非常人性”成为了文化和文学的主旋律,人的欲望本能和兽性冲动变成了人性的全部,异性之间的相互勾引、调教、交配变成了人类唯一的爱情方式。  

1、直接传销青春期就是发情期  

在现实社会中的男女之间发生图腾式境况,以及由男女之间构建的各种情感变化与爱恨纠葛,的的确确是各个大历史时代都客观存在和时时在发生着的事实,但又是一种特殊的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的特殊关系。这种社会现实中男女之间性的特殊关系和本能需要,既是人类不断繁衍和延续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作为来源于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作为反映人的思想和行为、表现社会生活场景的文学文艺作品,涉及到男女情感及其产生的复杂关系,应该说是自然的、必要的,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和必须涉猎的重要内容。但各个历史朝代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是由不同历史朝代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建构,其男女之间衍化出来的各色人等关系,必竟只是社会组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社会生活唯一存在的源泉,更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全部替代。作为通过典型人物叙说及事物情节安排来反映现实的文学与文艺作品,特别是专门写作文学与文艺作品而深化出来的“作家”,如何地以什么方式来表现和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男女关系,及其由此要解构出什么样的情节内幕;如何地把男女之间关系发生的细节描写和反映到什么程度,及其让细节刻画到什么程度;如何地通过男女之间的情节表现和张扬什么思想,及其让虚拟的事实来宣扬什么、赞美什么、批判什么、反对什么,这正是“作家”构思及其所写作品所必然达到目的精神的本质内核。  

翻开张贤亮制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上政论性的还是文学性的,无论是写实的还是杜撰造假的,无论是隐秘性的还是张扬性的,无论批判的还是渴望的,其作品所表现和描绘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涉猎到的男女关系内容,都充斥着个体自身对异性的垂涎三尺式的催情和煽情,张扬的精神基本上都是个体自身兽性化的占有,渴望的都是个体自身的本能冲动化的催情;其引导性的描述完全可以说是像一个配种站里的调教师一样,不断地反复演示着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以及男女场域之间,如何地实现相互勾引,如何地实现相互调情,如何地最终实现欲望交配。作为张氏二十世纪末的“封箱”之作的《青春期》,登载于大型文学刊物《收获》1999年第6期,在文本前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所谓“前言”:“《收获》在一九八五年发表了我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时在中国文坛曾引起很大争论,至今已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据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报道,那部小说又被香港《亚洲周刊》邀请的海内外知名学者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十四年后的今天已是二十世纪末,作为一名作家,我想我应该写出一部小说表达我的世纪末情怀。我个人认为这部新小说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所提高,至少不比它逊色,所以才敢再次投寄给《收获》的编辑请教,并感谢巴金老人的关怀和小林的督促。”张氏的这个“前言”鲜明地表达出了,20多年来在巴老太爷的调教和提供《收获》场,而获得的高高在上和傲僈之势,抒发出了作者对因为“性”的描写而产生在文坛上就热烈的争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十四年后却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青春期》的被推出,理所当然地是一件颇为值得张氏欣喜而自豪的事!《青春期》这部“小说”究竟表达了张氏怎样的“世纪末情怀”呢?  

《青春期》一开始就有这么一段精彩的阐述:“从生理学角度上说,‘青春期’原来是每个人生理发育的必经阶段,是一个纯自然现象。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除了身体上种种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主要标志好像是开始对异性产生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用我这个曾长期跟牲口打交道的人的话说,就是‘发情’!”好家伙,一言以蔽之,“青春期”就是“发情”。在张氏此定义下,其作品里便创新出了众多的对男女之间纯情动物般的“发情”的描写。据张氏说自己最初的“发情”发生在五、六岁时,与小同伴玩“猫捉老鼠”之际。少男少女共处于一个橱柜里,在黑暗中两个肉体揉搓成一个肉团。异性的肉体使他“感到躯体内好像添加了更多的血和肉,某个部位立即涌动和膨胀”。“现在我才知道人的一生多么无奈,那肉体那皮肤的承载者当然是位女性,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小女孩,是我一个应该叫她‘姐姐’的邻居,……橱柜里的‘仪式’对我非常重要,在于我现在自以为是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的交流——我被异性抚摸和抚摸了异性,从而使我初次‘发情’。……现在,每天人睡以前再钻进橱柜里去温习一遍,几乎成了我的功课。”于是,主人公感叹道:“我认为一切有意识、有预谋、有热身过程的行为和语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恋爱’,全然没有什么乐趣,有趣的只不过是‘发情’。”这样,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张贤亮却写道:“现在,每天入睡以前再钻进橱柜里去温习一遍,几乎成了我的功课。”接下去便是牲口化的自己十三岁时的“发情”。事情发生在课堂上。坐在主人公前排的一位少女耳后有一块光泽的皮肤,据张说那是“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于是这“耳后、脖项、衣领构成的三角区”便成了主人公天天积极地去上学的根本动力,上课时不是为了向老师学习知识而是为了等候“她”,万一“三角区”请假缺席,“牲口”就没有了精神寄托便要神智恍惚,以致四十五分钟下来竟不知道上的是什么课。悄悄地跟踪“她”当然更不在话下,作品中还有这样的话:“是她,教会我从后面去欣赏女性以至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她使我对《背影》这篇课文理解得比一般同学深刻。”不知道读者看到这里会有何种感想?朱自清如地下有知,一定会怒斥张贤亮的谬托,从而实现“牲口”自己的借题发挥、借尸还魂!朱自清的《背影》深情地写出了他对历尽艰辛的父亲的爱,写出了诚挚的父子之情,这同热衷于偷窥少女的流气能够混为一谈吗?不可思议的是张氏还不吝笔墨地记述主人公和他的文艺界朋友们一起去“寻根”,也就是去寻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祖父仿苏州园林的式样建造的一所颇有名气的大花园,他就出生在这花园的一个院落里。更特别的是就此机会去寻找的旧梦是几十年前那位有着“黑三角”的女性,这类东西实在无以名状,只能名之曰“肉麻当有趣”!  

张贤亮在《青春期》里写农场的技术员如何当着“牲口”自己的面做爱,作品里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地用大量的诸如,“交配”、“睡觉”、“性交”、“困觉”、“云雨”、“行房”、“授精”、“交媾”、“事毕”、“夫妻生活”等充盈于作品中,在写“牲口”自己在火车上邂逅一位美妇人,于是立即想人非非:“她的笑靥使我的‘青春期’突然爆发,我又一次觉得那股气在我体内涌动并使某个部位膨胀壮大,破天荒地我想要与女人也就是她过‘夫妻生活’,不论‘夫妻生活’如何乏味我也要永远与她每日每夜不停地过‘夫妻生活’!”欲望机器和“牲口”自己的表白,不得不让人们掩卷长叹: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这当然还不是故事的高潮。高潮是写生产组长“麻雀”的老婆,写她的“肉感”和“性感”和“牲口”自己的兽性勃发:“今天我一看到她便有性欲望,下腹部位好像有一股带血的气在发胀,在滚动,在向外喷,我这时才体会到牲口‘发情’是什么感受。”接着便是“牲口”自己与“她”的幽会和“交配”,据张说由此领略了什么叫“欲死欲仙”。但也许是因为“牲口”自己的性功能障碍,“夫妻生活”只过了半截,“她”说了句:“哥哥哟,你的心先怯了!”真是石破天惊,“牲口”自己由此大彻大悟,赞叹道:“‘心先怯了’连‘夫妻生活’都只能过半截,还能做成功什么大事?我在你身上的失败从此激起我开辟前途的勇气;你的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总是不断提醒我:‘怯’,是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牲口”自己与别人老婆的通奸媾和,在“牲口”的嘴里和意识里却变成了是过“夫妻生活”,那世界上的女人都完全变成了“牲口”的“妻子”,那国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道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牲口”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座右铭居然来自“发情”和“交配”,还有人味道吗?张贤亮这种“牲口”自己的这种流气,当然不是自今日始,其写于1986年的小说《早安!朋友》,就充斥着刻意渲染中学生早恋的性冲动、性心理和赤裸裸的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简直把当代中学生描绘成了一群流氓。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牲口”自己所在的宁夏全区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强烈愤慨,纷纷上书有关部门,致使该“牲口”自己的小说出版后还未及发行就被查封。宁夏教育界因而给他赠送了一个雅号:“流氓作家”,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股牲口的流气在《青春期》中再次散发并光大起来。“牲口”自己既然认为“青春期”,在生理上的“主要”标志是“发情”,那么其“次要”标志是什么呢?人们从“牲口”自己誉为“壮士断臂”的“断指”事件,即“我砍断一个农民的手指”这件事可以得知,“青春期”的表现除了“发情”这一主要标志之外,还有一种“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性欲的‘青春期’”的次要标志,那就是兽性青春力冲动的残暴“发泄”。“牲口”自己就知道“发情”也是一种“发泄”,不过是属于性欲需求的“发泄”罢了;“断指”事件却是一种非性欲冲动的“发泄”,而这种“发泄”往往包含着“牲口性”自己欲望的深刻内容,“断指”事件就是这种“牲口”自己欲望的具体表现。这也许是“牲口”自己埋藏于心底的仇恨,使“牲口”自己的复仇心理能够得到的流露和满足吧!这大概应该算是“牲口”自己的“世纪末情怀”的根本内涵了!  

张贤亮在《青春期》这部充满世纪情怀的故事里,对女人的挑逗特别男女之间的交媾,可谓是充满了宫廷式太监的怨气冲天的笔调,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条件的环境却充满着讥讽、嘲弄的笔调,请看:“有一次我说你哼得挺好听,不过到底唱的是什么词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她说啥意思都没有就为了给自己解‘心焦’(心烦),唱词是现编的,想到啥就唱啥。我说我在替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你还‘心焦’,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她说你要是‘心焦’我就给你唱一个吧。说着她笑嘻嘻地唱道:”“哥哥你好好干”“妹妹在旁边看”“哥哥要心焦”“妹妹给你干”“快把锹撂下”“咱俩玩一玩”“一身白内肉”“随你上下看。”“她随唱随笑,我也跟着笑。我说真把你没办法,你就‘旁边看’好了。她笑得弯下腰,又唱:‘不干白不干’‘不玩干瞪眼’‘不玩你就得干’‘哥哥你哟好可怜!’”“有一次她来晚了的理由非常特别,那是在马囵起粪,大清早我已经将马囵的粪起了一半,太阳也升到房顶上,她才扛着铁锹疲惫地拖拖拉拉到工地。我埋怨说,你倒好,活还没干一锹人倒乏了,一早晨你干什么去了?她笑了笑叹道:”“你哪知道!‘麻雀’每天早晨要X个起床X,不X不起床。唉……”“这个X分别代表两个词,前面一个是动词后面一个是名词,是劳动人民包括犯人常用的语言,绝对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也笑了,学她的口气说他要X你你不会不让他X,是干活重要还是干那件事情重要?她脸上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表情,又叹了口气说:‘唉!有啥办法?给男人当女人男人啥时候想X就得给男人支上让男人X。’”“这使我突然理解了‘二杆子’的老婆,‘二杆子’介绍‘她是农村的’实有深意,怪不得‘二杆子’要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和她过‘夫妻生活’她也只好顺从,乖乖地就往麻袋上一躺,给她男人‘支上’。”“也不能完全赖‘麻雀’要X我嘛,我一大早也骚得想要‘麻雀’X,有时候还是我鼓着他来X呀!”  

2、直接行销流氓思维和流氓行径  

张贤亮由于是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政治环境支持下,推演出了配种站中调教式的冲动和畜牧场式中煽情文学的成功,并在社会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到处随意地吃香喝辣,把整个社会描绘并训化成了性来性去和封资修化搞脱衣舞的试验田,把文坛改造成了种畜裸奔竞技场,把社会推进到了最低级的畜牧场交欢的水平,让和谐社会和人类理想必须具备的精神再也无处寄放。张记“牲口”自己这些自传体式的兽性张扬的作品,通过自身兽性化的思想和兽性化的具体行为的记述,让整个社会文化被厚厚地涂抹满了华丽的兽欲做成的油膏,运用的不再是人类的人间语言,使用的恰恰是动物话语来调教别人,张扬的是阴间纵情思维来调教社会,努力而又不停地以狂放的方式来释放自己丑恶的本能和堕落的德性,全面地荼毒和摧毁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清纯美好心灵,把中国催化成了阴暗性生活角落式的狂纵竞赛场。“牲口”自己在文坛中乘上政治转向的狂风,尽情地散发生来就具备的封资修情怀,并由此一路崛起与暴发、走红,其记叙“牲口”自身的所谓文学作品,完全是属于典型人文厕所中的极品,这种靠推销原始催欲催情的所谓时代精神,把社会和文化推进了夜以继日努力卖弄性狂放的超级自由市场。张氏封资修作怪和享乐社会那根欲望极强的狐狸尾巴,固然色彩斑斓而且高高长长地标树在自身追求目标的正前方,始终起着颠倒着黑白并精心忽悠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其理念和意境展示出来的美好前景,恰恰是人类已经历过但又是经过特别渲染成色彩诱人的一盆洗脚水,看起来十分地耀眼光鲜,但根本的和万变不离其宗的洗脚水性质。张记“牲口”文化为中国的性泛滥起到了喉舌作用,为把文化和文学变成了性张狂的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煽情性的文字和见到异性就要交合的性事追逐,野兽竞技,——女人生来就是供男人发泄的工具,再无耻荒诞的也会变成高尚光荣的。其倡导的“现代化明天”人性解放,被赤裸裸地演化成了私欲的畸变大制作、兽性的大放纵,反应和倡导社会发展的文学也变成了私心的大展示、兽欲交配的大描述。改革开放以来  

张氏在《绿化树》中塑造的主人公章永璘,既有着章永璘影子,更有着张记“牲口”自己言行生活形貌和向往精神的寄托。书中说章永璘先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然后被安排到另外一个农场就业,但是辛苦的劳作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生和出现人性的升华,更没有将他改造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所谓“新人”。而结果是在经受着性饥饿的张记“牲口”内心,使“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 因此张记“牲口”费尽心机地从伙房弄来稗子面煎饼吃,从蒸茏布上刮下馍馍渣吃,却被“营业部主任”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书中主要的笔墨集中到了“章永璘”的“灵肉冲突”,其女性的抚慰和对性爱的渴求,成为“章永璘”迅速长大成“人”的强力“催化剂”,在马缨花满足了章永璘饥饿的需求以后,其肉体才飞快地成熟起来,且同时导致了精神上的变化:“肚子吃饱了之后,我发觉有一种非常隐秘的东西在撩动我的心弦”。一种崭新的兽性情感——发情在章永璘的内心像春天的野草一样悄悄地成长起来。因为发情的力量使章永璘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而当圣母般的马缨花填饱了他那干瘪的肚子,并指点着他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时,章永璘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发情的表达方式和交配的道德观念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差异。“章永璘”在获得了发情动力和交配权后,开始“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和曾泯灭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苏醒过来——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的意识也暴发出来。这样也就从意识形态里暴露出了“章永璘”的内在逻辑——质朴而显得愚昧的下层女性大众,只能作为自己发情“文明”和获取交配优越感的附属品。张记“牲口”对大地母亲和善良无私的劳动人民被简化成了“小写的人”,被转换成了“大写的人”兽欲、兽性的受体,被变成了只能享受“大写的人”宠幸的对象;而社会中能显示权力“大写的人”的自私个体,变成了发挥和充分享受兽欲、兽性的主体,“小写的人”的真正内涵却变成了“大写的人”发情的有效工具。  

而张记“牲口”在故事里与下层民众的相逢的境况是被迫,张记“牲口”一方面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而在心灵深处仍然感到自己和普通的劳动大众是不一样的,因此既不可能与劳动大众产生心心相印,也不可能构建并产生出精神上的共鸣。在“我”的痛苦里,不是因为“从‘旧营垒中来’的阶级背叛者的痛苦,”而是梦寐以求地要想回归到高贵身份的认同而没有实现的痛苦。虽然也曾偶然被为劳动者的朴素无私感动,但在内心底处却始终对劳动者有着种种的轻蔑感和无奈感。作为个人主义始终复活着天生尊贵的张记“牲口”,总认为应该是劳动大众的主宰,应该是劳动大众者对自己这个上等人必须仰视,因为世道的差遣而被强迫而与劳动人民生活到了一处,这种境遇总感到是莫名其妙的耻辱。也由于张记“牲口”有着天然的尊贵家庭历史,所以也就有本钱演化出了一个个“书生落难,妇人相救”的“叙事模式”,再深化出了劳动女性不断地求自己进行宠幸,从而不断地为自己内心的卑鄙占有欲望寻找到了合理和合法性。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故事里,章永璘这个“我”对文明的作用进行了“价值重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在这种强烈兽欲需求的面前,章永璘这个“我”在“让苦难改造灵魂”善下,变成了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也任凭灵魂堕落并从堕落中感到自由的快感。章永璘这个“我”并没有从关心和关怀自己的劳动女性身上获得思想升华,相反地却使其复杂而幽暗的灵魂及其自私和丑恶更加地迸发出来,黄香久仅仅变成一个可以发泄性欲和应该发泄情欲的工具,吸引章永璘这个“我”的仅仅是对她“立体感和肉质感”的身体探索,至于对黄香久淳朴的内心世界则毫无兴趣,黄香久脸上洋溢的“很纯净的天真”和“超凡脱俗的光辉”,这种大地母亲象征体和承载者,却在“章永璘”看来却显得非常的愚昧和愚蠢。  

曾经有人说张记“牲口”有“恋母情结”,其实其“恋母”倾向只是以玩弄女性的面目出现的,转换成了“牲口”寻求发泄以及如何获得发泄,永远是张记“牲口”这个“我”的思维主题、思想重心和理念核心。被张记“牲口”文学出来的女性“任务”,主要地表现为对发情目标的催化,要么如马缨花那样不断鼓励,要么是如黄香久那样强烈要求的刺激,永远只能是被强人发情的“过程”和寻欢的受体,而绝对不会成为家庭生活中“目的”的另一半。正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说到的:“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恋于儿女私情的人”,“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持撑自己。”当书中写到“我”与黄久香要上床行事时,进行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她能承受这样沉重的东西,因为她具有无限的弹力。幻影变成了现实失去了她无法把握的美丽的色彩,但现实要比幻影更为动人。”“‘来吧。’她说。”“撩开被子,原来她这时和我在芦苇荡中见到的完全一样……”“‘也许是我太兴奋了。’我说。”“……这是一片滚烫的沼泽,我在这一片沼泽地里滚爬;这是一座岩浆沸腾的火山,既壮观又使我恐惧;这是一只美丽的鹦鹉螺,它突然从室壁中伸出肉乎乎粘搭搭的触手,有力地缠住我拖向海底;这是一块附着在白珊瑚上的色彩绚丽的海绵,它拼命要吸干我身上所有的水分,以至我几乎虚脱;这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这是海市蜃楼中的绿洲;这是童话中巨人的花园;这是一个最古老的童话,而最古老的童话又是最新鲜的,最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类最早的搏斗不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兽之间的搏斗,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搏斗。这种搏斗永无休止;这种搏斗不但要凭气力、凭勇气,并且要凭情感、凭灵魂中的力量、凭先天的艺术直觉……在对立的搏斗中才能达到均衡、达到和平、达到统一、达到完美无缺,而又保持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独立……”这就是章永璘这个“我”在要与黄久香进行“肉搏”时诗性大发兽欲升腾的结果。这不过是充分表明了章永璘这个“我”只有在异性刺激并获得云雨之时,才能产生发情的灵性,产生兽欲的灵气,产生欲望的快感并冲入销魂的境界。但也由于张记“牲口”安排的时空是在被受压抑之时,所以也就形成了“但我在这场搏斗中却失败了!我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我满身是汗,象刚从浴盆中出来,而脚底板却冰凉。喘息了一会儿……”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深化,当黄香久利用自己的身体和真情治愈了章永璘性无能的时候:“她两手捏着衬衣两片下襟,往两边一分,胸前一排按扣扑扑扑地全扯开了。那不是按扣迸绽的声音,而是一种撕裂开皮肤的声音;她拽开的也不是她的衬衣,而是她的胸脯。在我面前,两大团雪白的莲花似的乳房一下子裸露无遗,莲花中间是彤红的花蕊,花朵还在一池清水中荡漾。花朵和花蕊,都比我记忆中的更大、更鲜明、更具有神韵。”“石破天惊!我遽然产生了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冲动。这就是爱情?我一伸手搂住了她……”当黄久香把章永璘这个“我”的病治好后,张记“牲口”也就同时安排了与“我”历史使命的结束,那就是特意安排了黄久香与曹学义私通的情节,让章永璘这个“我”以投身政治风暴、避免连累对方为由,将黄久香彻底地解雇了。张记“牲口”在书中赤裸裸地鼓噪“女人创造了男人”的同时,也以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这样崇高却虚伪的名义,大肆宣扬了“女人不过是男人玩物”的流氓命题,从而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天经地义。可以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展现出来的真正内涵,正是章永璘这个“我”在精神成长与蜕变过程中的一部“心灵史”,同时也是张记“牲口”这个“我”在“灵与肉”的冲突中主动走向堕落的“奋进史”。而这种精神欲望堕落的进程演化,心灵兽性的奋进的成功,恰恰孕育和催生出了社会正义、公平精神的彻底丧失,导致的只能是忠真爱情的终结和兽性欲望的张扬,催化出来的是人类人性的发情化和欲望被被神圣化,引导出来的恰恰是赤条条的身体写作和异性的肉体搏杀、野合的狂欢盛行。  

张记“牲口”在《习惯死亡》的故事里,尽管书中不断地用“我”“你”“他”转换着叙事的角色,但前文后一看就明白了统统是张记“牲口”在描述自己与不同女性的性事经历:“……相互从对方的脸上看到模糊的思念和炽热的情欲。柔和的烛光中只有她的眼睛和美丽的脸庞。此刻她的眼睛充满着向往。圆的烛光将她的圆化在其中,你会想起有一次做爱时她问你如果男人发现他身下女人的脸十分丑陋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于是你悟到她今天特别美是因为你的到来而非常感激。不久,你们的内分泌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齐溢漫到异国的空气里了。随着子夜降临,某种期待顽强地要上升为现实。隔着桌子,你都能感觉到她的小腹在急剧地膨胀和收缩,于是你迫不及待地招来侍者……”“……你的手搂着她丰满的腰肢。”“……你们仿佛是厮守了多年的夫妻,在纵情前的一刻还保持着一定距离地安稳地躺在床上,只是用手指缠绕着手指。你们故意地要将对方的情欲折磨得无以复加。情欲和酒一样,存在的时间越长越浓烈。直到你们都感觉到生命在躯体里急不可耐地要迸裂开来,借着美国人盖起的一片屋顶,你才翻过身去吻她激动不已的胸脯。……”“你立刻闻到了一股黄豆粉的气味,就是那每次做爱的床上弥散出来的腥辣。你明白了你本来应该明白的事情。为你所熟悉的她的姿势,是她做爱时的习惯,又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和另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接完电话以后也许她正用充满恐惧的目光期待另一次高潮的来临,……和你做爱与和别的男人做爱,对于她来说有什么区别?……”“……那对瞳仁曾对着他的眼睛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时间就相爱,有机会就相爱。’这正在一次完全成功的做爱。之后,他们都从亲狎中恢复了理智。……”“那时你只想去看一看她的眼睛,而这时你已经悟到了所有女人的眼睛和你的眼睛最终都会紧紧地关闭,于是你只想和女人做爱。只有做爱是真实的。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你于是又想从酒吧出来以后选一家按摩院再选一个泰国或台湾的山地姑娘。要么跟你熟悉的女人做爱,要么和完全陌生的女人做爱。你已经没有兴趣和女人一同经过从陌生到熟悉的全过程。是谁曾经说过你是悲剧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从来不拒绝现世的享乐?你的心头一紧,你以为你的一生都是被你的性格所害,这时你立即感觉到了南国姑娘肉体的弹性。那种感觉使你舔了舔嘴唇。是的,她在那里做爱你在这里做爱而苍天在上俯视着你们至多不过冷笑一声。”整个张记“牲口”叙述中诸如此类的,与众多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场合的调情与交媾,都把自己兽性化的堕落变成人间追求的理想目标,升华到了享受乱搞天堂的美好回忆。张记“牲口”在书中用了宏大的篇幅和笔墨,让“自己”以一种变态的心理疯狂地到处渔猎能够“打炮”的女人,因为“自己”已经是条件优越的高等人,不能再过普通人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必须像皇帝一样天天有各式女性来供自己发情。这就是张氏在人性泯灭之后开始对所有神圣与崇高的东西,都不在相信人间会有真情的存在,转而依赖思维与身体“跟着感觉走”的信念的“大写的人”,并赞扬了一番自以为是看破红尘的潇洒行为,其实正是张记“牲口”所需要的欲望狂欢和朝思暮想与更多异性交媾的世俗天堂,说白了就是张氏“精神死亡”后必然只剩下兽欲张狂的“正式宣言”。  

张记“牲口”以自己的所谓亲身实践所生产来作品,可以说都装满着大量的配种站式的性事阐述,渲染与传销的就是赤赤裸的动物交配式的性欲场境,其所使用的文字也俨然变成了动物式发情、催情、煽情的特殊工具。张记“牲口”在《早安,朋友》中专写中学生的早恋和性心理,把当代中学生丑化成一群流氓的化身,该书发表并出版后,激起了宁夏教育界和学生家长们的强烈愤慨,普遍指斥张记“牲口”是个“流氓作家”,群起而批之并纷纷上书中央有关部门。此书终因社会舆论反对强烈而被查禁。张记“牲口”对女性所持的立场、观点,更是表现出很特别的流氓特性,1994年张氏以中国作家领队的身份到以色列访问期间,一个女学生问: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说:“上床是将军,下床是奴隶。”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1996年张记“牲口”在《广州文艺》第4期上,公开发表了题为《宫雪花现象》的文章,饶有兴味地向世人详细披露他与宫雪花从相识、相知一直到住进她家的过程,竟把肉麻当有趣,张记“牲口”在文中说:“一个男人住进一个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这个女人再三声明这个男人是第一个得此荣幸的男人,就很难不让这个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个‘妙人儿’,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一定包下你来做香港的‘二奶’!”也就是这个叫“江迅”的上海女人,曾因对港商和外国人卖淫被劳教两年,后定居香港后更名叫宫雪花,这样的一个妓女在张氏的身上和笔下,却变成了完全完美无缺的天仙。从张记“牲口”津津乐道的心情来自,还用文豪的气氛来渲染其感受并公之于众,其种畜和牲口式的坦率固然可嘉,但从其心底来看却深深地反映出了内心世界,从社会角度来看恰恰是文痞中也少见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天然代表。此文一出引起了舆论的哗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或“读者来信”提出各种不同的批评,即使是张记“牲口”的好友对此也颇有微词。丛维熙说:“北京朋友李国文和天津冯骥才,在与我通电话时,都提及他的这篇奇文,认为散了神儿。”  

张记“牲口”在自传体式的《青春期》中写与二杆子“老婆”,在床上有这样的情节叙述:“我贪婪地将她曾给我介绍过的‘鼓鼓的、弯弯的、细细的、平平的、撅撅的、翘翘的’所有部位都抚摸个遍。当手上的感觉成为记忆之后,手便是我身上最宝贵的肢体。我死后愿意将全身都捐献给器官移植惟独要保住我这两只手,我要留下遗言嘱咐医生把它们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作为这个世界毕竟是美丽的证明。我抚摸她的时候她也像“二杆子”老婆那样不住地哼哼,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铁制轭具弄疼了她而是女人感到舒畅。我当然也有从未有过的舒畅体验,这种体验激发出了我全部的“青春期”,三十九年积累下青春的欲望此刻爆发出成为一团乱麻般的疯狂。她也同样地疯狂但一会儿她忽然在我身下大叫了一声便风平浪静,像穿过惊涛骇浪的船终于停泊到港湾。我从她的波峰陡然跌落到她的波谷,一下子在她身上塌了下去,坠落到一个无底的深渊在空中飘浮。”“可是她的叫声却惊动了她最小的一个孩子,孩子似懂事地翻身时她还不忘以她特有的方式表现她的快乐,她低声笑着用嘟嘟喷喷的语音这样安抚孩子:‘好好睡好好睡,你叔叔在x你妈呢!’……一会儿,她也爬起来在我背后将手臂环绕着我,多么像我六岁时在紫檀木橱柜中曾被一个小女孩搂抱着那样,四周也是夜色沉沉。但她的乳房是赤裸的,紧贴在我赤裸的脊梁上。她的脸偎着我的脸也如那小女孩似的亲切安慰我说:‘没啥没啥,你别在意,别在意好不好?我已经很舒坦了,你不信你摸一摸。’……说着她把我的手拉到她的下身。我至今仍然极其悔恨当时我以为她跟孩子一样尿了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宁可减少十年寿命也要把时光扳倒回去领受她当时的体贴,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我摸到的那一片尿似的潮湿究竟能向我证明什么?”也只有张记这个“牲口”能有水平将自己与别人的老婆,在床弟上的功夫萌发的感受、感想回味出来,并用此来赚钱和毒化着社会的文化环境。  

张记“牲口”走红的自传式生活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部以宁夏为背景而展开情节和内容,但在牲口笔下的宁夏和劳动人民,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什么美丽、宽容、善良、勤劳和勇敢之类的本质,左看右瞧就只能感到尽是些男女之间,所发生的丑陋、愚蠢、懒惰、贪婪、淫乱等等之类的奇闻逸事。据说是张记“牲口”应某大型杂志专栏邀请,最后形成了“纪实性回忆”《今日再说》一文,这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把宁夏变成了“谈性交,性骚扰”的自由场所:“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的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一扭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这就是张记“牲口”的“纪实性回忆”,美丽、善良、勤劳、勇敢的宁夏被描绘成了天然的淫巢、牲口棚、畜生窝,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简直成了与生俱来就没有社会规范的原始人。就照其不分皂白青红的“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来说,张记“牲口”应该说也有一次以上被妇女们“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的情形吧。张记“牲口”自己虚构被劳改22年的惊天大作,是自己天生就具有风流太监式的本性,还是风流成性的女人风骚得专门找无能的张氏挑逗,拟或是张记“牲口”爹娘遗传给了其天生成就艳福不浅的基因吧?因为这种“纪实性回忆”照理说都是真实可靠,但推论起来是否发生过此类事件,是专门的杜撰老手还是善长发情天才家的写作技法,或是要实现哗众取宠的轰动效应,还是想发挥流氓的创新才能更加出名?所有的这些,只有张记“牲口”自己才会知道,不然怎么会经常有“旁边没人的时候”,就会出现“白格森森的大奶子”等等着其摸一下,或出现“不止一个女农工”等等着,要求同张记“牲口”“干一下”……之类,这类艳闻秘录怎么就只有张氏能够经常地遇到呢?如果有这类事情真实地存在过,那么那位“一扭一扭掀起绿军装”要讨张记“牲口”“摸一把大奶子过过瘾”的人,特别是那些要求与张记“牲口”“找个地方干一下”的人,而这些“一天要演出好几场”的事,“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的事,“女的爱抹,男的喜欢”之类的男男女女事,诸如此类畜牧场的情形,好像是在配种站里才有,如果真正在宁夏经常地发生,那宁夏不早就变成畜牧场了吗?而这个有着能吃人和善于吃人的张记“牲口”,故意地把美丽的宁夏描绘一个畜牧场之类的地方,是不是要千方百计地为自身的堕落找到发源地,是否就是用自己言行来证明因为到了宁夏这块地方,才使自己不断地堕落、深化地堕落,全面地完成了自身兽性化、牲口化的过程。宁夏即使按张记“牲口”供述的是块畜牧宝地和完成兽性化的场所,那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民却怎么没有被兽性化呢,特别是与张氏一起生活与成长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最终没有被兽性化呢,这不就恰恰说明了张记“牲口”具备的是天生的牲口性吗!如果张记“牲口”本身就只会用流氓和牲口的眼光,以特有的兽性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臆造和描绘宁夏,那么宽容厚道地接纳、养育、教养了张氏的宁夏,理所当然地只会是天然完成兽性化的畜牧场和种畜场。  

3、牛气充天地推销假历史和兽欲  

张记“牲口”把咬牙切齿的恐龙化怨气和刻薄恶毒语调,把典型封资修天生固有的受过思想受到压抑而释放出来的能量,把豺狼压制并惹怒后形成的反扑攻击性思维,把对社会充满公平正义时代的仇视,通过运用众多的形像化、具体化和文学化的语言,全盘化作了以自身为蓝本编造出来名目繁多的“自传体”作品,既解了自己牛鬼蛇神天然的心头之恨,也由此捞到了漂亮共产党员的外衣,更当上了貌似可以治天下的高级职务的文豪大官,还获得了随时可以行使和决定话语霸权的权威,这正是活脱脱的现代政治牲口成功典型之大成的标杆。张记“牲口”其在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中的惊天成功,其得志更猖狂的牛性冲天的流气、邪气、怨气,也就得到了暴露无无疑的机会,合起来便是张贤亮在作品《青春期》的前言中所说的“世纪末情怀”。张记“牲口”的这种“世纪末情怀”不仅是一种对封资修情怀的时空记忆,更是一种对牛鬼蛇神理想的定向性抒发。张记“牲口”用自以为是的“小说”角度,通过抒展个人的情感变幻经历,沉淀成具有对封资修化权贵效忠性的自传体文化集合体,通过这些效忠性的文化集合而获取进入宫廷、猎艳和富豪的通道。像张记“牲口”这种无良的所谓流氓文人,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文学底蕴方面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能耐,倒是抒展起牛鬼蛇神的情怀来却也十分地老道,当然仅仅在抒胸展怀方面还是不够的,那么就只有深挖透掘自身牲口化的所谓经历,把自身兽性化的实践经历当作所有人泛化的经历,把自己的欲望情感化推演成中国人民的情感,把自己的“三角”眼光泛化成中华民族的眼光,以此来表率性地表白全体中国人对某些人物的效忠。张记“牲口”创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无限地拓展自己在整个流氓当道社会中的典型性,把牲口化和流氓的外延随意扩大到了无穷大,让小说的概念和外涎泛化到社会真实的无止境,把自己一人的感受、感想、感悟,变成10人、百人、千人,甚至是万人、百万人、千万人的共同经历。  

看看张记“牲口”在《青春期》中写道的直白:“‘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了每个年轻人必须奉行的口号。……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把人生的这段时间献给祖国就够了呢?到了中年和老年,那光阴就完全属于自己的了?或是祖国不需要你其他时间,只需要你宝贵的‘青春’?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深究。可是越到后来祖国好像需要得越多,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属于自己,那么,单单提出个‘青春’献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谁也没有想过。”“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的年代,到了新时代就像恐龙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爱情仿佛是与建设新世界新社会相抵触的;所有的文艺宣传品都异口同声地向人们宣布:如果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发生爱情,那就注定没有好下场,绝对以悲剧告终,如果男女双方都是革命阶级,那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是超乎所有关系之上的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这高尚的关系将全部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都涵盖无余,男人和女人在这高尚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谈情说爱’只出现在主人翁有阶级觉悟之前,有了阶级觉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谈革命工作,交流学习心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再不会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风’总是与‘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男女关系’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连劳改队的犯人都看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整个中国全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我看来,爱情也只是‘发情’罢了。”“……我之所以没有从劳改队逃跑,仅仅因为那时普通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不如。后来我多次赞扬过劳改队是当时混饭吃的最佳场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无处可送,反而比一般群众安全得多。”“……可是到社会上一看,大多数人都须脱胎换骨积极改造,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劳动观都须彻底转变,大多数人都是形式不同待遇不同的罪犯。”“……那时的社会主义怎么也‘为人民服务’不好这‘开门七件事’,劳动妇女仍然用印满‘为人民服务’的硬邦邦的报纸垫月经带,反正那种政治宣传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不正是张记“牲口”善长用自己流氓、牲口的口吻,来对那个限制封资修思想提倡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个人主义倡导集体主义年代的狂妄污蔑和肆意攻击吗?  

张记“牲口”在1984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访北欧三国返回后,就十分赞扬地说过:“瑞典自传体文学很成功,有许多作家,就是靠写自传体小说成名的,写自己,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写自己的意识流。哪怕找老婆恋爱、结婚到离婚,都可以拉长成一个三部曲”。这不正是张记“牲口”通过自身的流氓化传记而飞黄腾达的真实写照吗?此后张氏在他后期“创新”的小说中,有意识地将作品中的“我”、“你”、“他”自己完全等同成了一体,拟或混淆为同一内含物“标的”。其1992年在《小说界》第5期上发表于的《烦恼就是智慧》(后易名为《我的菩提树》),就是打着小说的旗号,把所谓“自传体小说”衍化成了其在劳改农场劳改时的“日记”,在“劳改”二十多年后经过创作成文学的“日记”加以注释为而演绎成了大作。为了让受众相信作品中虚构内容的纯系纪实,且把“我”全盘式地转换成了作者自己,张贤亮还特意将“日记”的影印件,把距“日记”所记时间最近的一张“摄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劳改队,以及之前”和另一张“摄于1969年第二次劳改释放后‘一打三反’运动关进监狱之前”的两张相片,作为插图插排在正文中。张记“牲口”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完全把作者和作品中的“我”变为一体化真实自己,从而引导读者证明“我”即作者本身,小说中所讲述的内容全部都是真实可靠的,是张记“牲口”在历史性地现身说法,倾诉的是当年在“劳改农场”的悲惨经历和他对这种经历的亲身感受,明示读者这是一这部纯粹是真人真事的个人苦难生活,不能当作摹写或虚构的虚构小说来对待,让读者对其小说真实产生无可置疑的真实感,为实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和以假乱真创造条件,从而用生活和艺术的假来为骗取受众信任、同情、共鸣的真。  

张记“牲口”后来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的小说,是有意识地将作品中的“我”和作者自己混为一谈,故意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裹胁为一体,其根本的就是要达到便于自身可以随时随意地造假,收到让人们无从区分那些是“真”那些属于“假”,却统统打着“小说”的旗号来行销,而不说是“自述”、“自传”、“纪实”之类的作品,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为了增强读者对其倾诉的所谓悲惨经历是亲临其境而真实存在过的亲身经历;二是可以继续运用小说“虚构”的巧妙手段,以达到虚实互补、真假难辨之目的。张记“牲口”编造出来的绝大多数故事,无论是直接以“我”的面目写的《青春期》、《绿化树》、《土牢情结》等,还是改头换面以“我”来写的《边缘小品》、《男女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以及以“我们”口吻写的《浪漫的黑炮》、《无法苏醒》等,都以“我”、“我们”的经历的口吻来叙事或展开情节的。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虚”就是指“虚构”,对应的范畴应属于艺术性的“真实”,而所谓的“实”是指真实的“实”,对应的范畴则属于生活中的“真实”。而张氏编造的“自传体”作品,恰恰是以“虚假”替代“虚构”,用“思维真实”转换为“艺术真实”再演绎为“生活真实”,这种造假的能耐与水准,虽然远离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但由于是以“自传体”的形式传销,让善良的受众误以为都是生活真实和社会真实的再现,使之在一片虚假、虚构、思维真实、艺术真实、生活真实的泥潭中难于找到真正的“北”,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受害者。张记“牲口”的这种传销式流氓情形确实有独到之处:“人们说‘无私才能无畏’,我在你身上把这个世界该给我享受的都享受过了,物质享受对我还有什么意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早已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看作我的负担,面对现实我又有何畏惧?我到死的那一刻也决不拖泥带水,在大喊一声‘完了’的同时还要在空中划一条优美的弧线再栽倒在地。”这正是张贤亮这个“我”从“发情”到“催情”再到种兽中,实现大彻大悟到的真谛——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畏惧,只要克服了这种畏惧的心理障碍,“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事!”,——世界上什么事不可以造假呢?这也反映了张记“牲口”的世纪末情怀,是有着非常特殊和特别微妙内涵的,其深层意识里的阴暗东西谁能把它看得清楚呢?  

张记“牲口”在其所谓“自传体”的作品里,不断地表现自己要做人上人理念所受到的极度“压抑”,年年用妖魔化的手法来攻击伟大变革时代的历史辉煌,月月思想在幽暗阴森中散的发着叵测的蓝光,天天在用高深的艺术笔调为自己洗刷着“清白”:“……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份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应该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的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罢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活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期’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啧啧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的‘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几天后,学校却宣布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了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睽睽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祥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经过班主任每天至少三次‘谈心’的诱供”,“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  

张记“牲口”这个“我”是真的具有着常人所没有的特殊记忆功能吗?这不得不引起经过那个时代人们的严肃和严重的怀疑。其一,张记“牲口”所呆的地方经常有人丢东西和有人偷东西,且张记“牲口”承认自己并不是什么好学生,不仅是一个有名的“白卷先生”也是一个极不安分守纪的聪明人,所以经常出现东西被偷,自然就会联想到“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其二,为什么班主任偏偏要把“拿”别人东西的事安在张氏身上,而不安在别人身上,是否是当年张记“牲口”本身就有喜欢“拿”别人东西的习惯和爱好呢?其三,对“我”那种超强的记忆力有无真实性要打上大大的问号,虽然张氏描写“我”是被诱供与上当受骗,违心地承认自己“拿”了同学的不值几文钱东西的细节,既形象又生动,既明确又具体,既有班主任又有“我”表演。其四,十多年前的“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的品名数目,就像是被拍摄成电影胶片保存重话一样清晰,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班主任一边念,“我”一边记,记完了就交给了班主任,所用时间极短,是不容“我”对所记录的内容有重看一遍,更不可能是张氏为了后来要创作“这段历史”而专门在当时印刻在脑中的,这只能说明张氏造假有水平,造假有政治市场和文化市场。其五,当时的时代背景完全是如张氏所描绘的吗?那时的“坏人”都是别人“诱”出来,供词记录是“班主任”说,而“我”写出来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吗?从张氏笔下描述的文学事实和艺术场景来看,有多少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可言,又有多少生活真实和客观真实可谈呢?恐怕就只有妖知道、魔知道和鬼知道、流氓知道了。那张记“牲口”为什么要专门创作这段童话“自传体”作品呢?其实需要回答的问题和所需要的答案很简单,不就是要把“我”定为“盗窃分子”的历史洗刷清白,把被学校开除的原貌和根据全盘抹掉,假造出一个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张记“牲口”,不就是为问题同类“平反”、“昭雪”而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依据吗?而同时也为创作历史、颠覆历史找到正当性和正确性,用创作出来的历史“一页”来障过广大受众的历史眼睛。经过张记“牲口”这么“文学”一把和大胆创新,不仅可以合理地诬蔑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教师,更可以合法达到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领袖泄愤的目的,更有经过这些创作出来的所谓历史真实,完成了封资修化集团污蔑历史、推翻历史、改写历史的罪恶勾当。张记“牲口”这类人精心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一般的什么道德品质上的小问题,而是政治立场和人格品质的根本问题,这些划时代的创作性表演才能和表现教化,不正是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社会流氓所惯用的手法和伎俩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正确解释和正确答案呢? 


 

三 疯狂敛财暴富的流氓大鳄张贤亮  

在任何阶段的阶级社会里,任何社会阶级都会确定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步骤,来不断地为着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奋斗,但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当时社会上的流氓确有着重大的区别,其区别主要是流氓的势力相对较小且往往会总要归附于某一阶级集团,加之流氓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也为之要更加下流。一般来讲社会中的阶级集团及其组成阶层,都会通过公开自己在政治上主张,阐明经济上的诉求和表明文化上的观点,从而坚持不懈地朝着这些共同的大方向作不懈的努力奋斗。而流氓的思维和行动则不同又主要地表现在,这类人虽然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明确的主张与观点,但为了达到自己升官、发财、出名的愿望,或为实现自己能做人上人的目标,惯用的方法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要是能为实现目标和愿望服务,什么样的话都敢说,什么样的事都敢做,什么样的故事都敢编,什么样的历史都敢造,什么样毒辣的手段都敢用,什么样的阴谋都设想得出来,什么样的“财”都敢发,什么样位置都敢坐,什么样名都敢出,又什么样的人都敢欺,什么样的穷人身上都敢剥下一层皮。众多类似的流氓聚合在一起并组成规模较大的系统,往往就变成了通常人们所说黑社会组织。聪明能干的流氓张记“牲口”,在封资修化大人物及集团打造的鼓励各式牛鬼蛇神变为资产阶级的进程中,争先恐后投入封资修集团的怀抱中,在复辟资本主义和培植各式资产阶级的环境条件下猛冲猛打,通过自身天然的流氓特色和钻营的通天本领,不仅大大地展出了自己政治文化流氓的高超身手,而且神勇地闯出了靠传销流氓文学当上了大官、出了大名之路,更在敛财暴富的流氓路上神速地变成了先锋闯将。张记“牲口”在充分表演自己政治流氓才华的同时,也就把自己在经济领域中固有的流氓本色暴露在了国人面前,把文化流氓特有的贪婪与凶残的豺狼本性展示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1、黑社会老大惊人的暴发史  

充满流氓特质的张记资本“大鳄”,在政治领域尽情地表演了政客、流氓的角色,在文化领域里当然更是耍尽了文化文痞、流氓的整体角色,那么在进入和闯荡经济领域后,也就更善长把已获得的政治流氓特长、文化流氓优势发挥到经济领域中,最终经过流氓经济的打拼摇身变成流氓资本大鳄。张记资本“大鳄”在进入经济领域中的流氓特色,主要地是表现在特别地细心观察中国社会的根本走向,其经过深思熟虑后分析悟出了中国的“改开搞”,在政治上最终就是要实现封资修的全面专政,在经济上就是要达到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文化上就是要让牛鬼蛇神来全盘统治。张记资本“大鳄”由此也就寻找着机会钻营到经济领域中,死心塌地地投身到了敛财暴富和飞黄腾达的营生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的指引下,张记资本“大鳄”积极响应党政团体机关大办“第三产业”、“干部寻找第二职业”的召唤,以宁夏文联的名义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以注册资金为93万元(实际78万元)成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1994初朝廷下发文件说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与其所办的“三产”在人、财、物上全面“脱钩”,于是“镇北堡西部影城”华丽地变成了张氏个人控股的股份公司——所有制的产权、经济的效益及管理均为张氏个人独有。说起“镇北堡西部影城”,也就是张记资本“大鳄”所写的《绿化树》中被称之为“镇南堡”的地方,其在景物描写中着重指出它在银幕上的特殊功能,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据创作出来的东西说,镇北堡古堡是一堆废墟和一个残破不堪的大羊圈,堡内居住着22户牧民和几千羊只被搬迁了堡外,到第二年张氏便还清了银行贷款,第三年西部影城就开始“良性循环”地自我滚动发展,资金不断得到积累,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新的景点不断得到增添,不断地为剧组及游客提供“服务”——建立起了资本最大利润化的企业,树立起了产权所有者的管理权威,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竞争上岗的人事制度。“镇北堡西部影城”建立后,已拍摄了《一个和八个》、《牧马人》、《黄河谣》、《红高粱》、《大话西游》、《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新龙门客栈》、《乔家大院》等百余部影视片。据有关所道的资料说,作为旅游景区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记资本“大鳄”的统筹下,成为了银川市首家通过ISO9001国际管理质量体系认证,并获得国家级AAAA景区称号的旅游企业,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成功的文化产业。“镇北堡西部影城”经过张记资本“大鳄”十几年的巧取豪夺,演化成了300多亩面积的所谓“明清”两座城堡,拥有了有形资产几亿多元,“镇北堡西部影城”这个“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也由此变成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园地,被流氓同类的影视界吹捧为“服务最优的拍摄基地”。翻开张记资本“大鳄”经营和暴富“镇北堡西部影城”的简单进程,不难看出其“影城帝国”通过血淋淋的手段,而不断又有效地演绎掠夺和抢劫暴富的辉煌历史。  

张记资本“大鳄”在其自传体的《青春期》中,露坦而又直白地写到自己在经济活动里凶狠残暴本相:“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砍断一个农民手指的事。后来我投入市场经济创办企业大概得益于我有这份壮士断臂的果敢,而且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这样的冲动来发泄。”“我想这就是我的‘青春期’发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带血的气,催动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东西上砍一下才解气,不然我的‘青春期’就会受到严重挫折。”“天蒙蒙亮时,我在水渠边除了鲜红的血迹还发现一截手指。颜色青紫,像泡透的红枣一般大,没想到断指不但没有干瘪反而会自行肿胀。断面整整齐齐,中间却看不到骨头,只有针尖大一个小孔, 但捏捏它还能感觉到肉里有个枣核般的硬块,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乌黑,指甲缝里还藏着从那小伙子家里带来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地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觉得升起的太阳都比往常亮。”这就是张记资本“大鳄”“自传体”中所描述的自身残暴本性,展示了其用锋利的铁锹砍下了一个青年农民手指的美丽而又无尚光荣之事,并且津津有味地描写砍下手指之后的心态和惨状。张记资本“大鳄”那个所谓永远不灭的“青春期”,以及浑身永远流淌着的魔兽狂暴劲血液的躯体,是多么地野蛮、多么地令人发指,但其却把它简单地归结到是“青春期”特征的需要,以及“青春期”就必须干净杀人放火之能事才叫“青春期”。张记资本“大鳄”这样表露能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变得不仅时时都在“发情”,而且就一定会变得残暴无比才算“青春期”呢?如果这个邪乎推论成立并正确,那么整个中国的土地就都只能演化成了到处只能是异性争夺交配权的打斗场,人人都只能是在交配中完成“青春期”了,并且是个个为了获取交配权可以到处杀人放火,为了夺取占有权就可以胡作非为,把不断地制造残暴的“血案”当作正常“青春期”而了事。那么,中国的社会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吗,真正的社会现实状况果真是这样的吗?如果中国真的是这种善还能正常存在吗,还能真正地存在到现在吗?在张记资本“大鳄”的眼里和心目中,别人的存在不仅是自己残暴发泄“青春期”的特定对象,而且社会的存在也不过是自己发情并倾泄各种兽欲的理想场所,这种深存于张氏血液中令人发指乃至毛骨悚然的“青春期”,这恰恰说明了张记资本“大鳄”展示的正是自己流氓气息自然冲动,要催生是赤裸裸流氓式占有的发情与发泄,难怪其在后来转向经济领域成为特大资本家的人上人时,其“青春期”的残暴性冲动和占有中的成功,就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具体化的宣泄。  

张记资本“大鳄”在中国特殊历史时代,强行打造出来的经济市场领域中,通过自己要迅速爬上资本大鳄宝座的这种“青春期”发作,再经过复辟资本主义轴心集团人物的共同运作,其在经济领域里不仅有了摸爬滚打之地,也把经济领域变成展示绿林高手的公开市场,而且把“青春期”的随时随地发作打造成了任意劫财的最好理论。张记资本“大鳄”在《青春期》的作品中就写到:“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其在“影视城”与周围农民发生的一次纠纷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剁人手指的机会。”“归根结底,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正在‘青春期’当中,瞻前顾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稳,决不是‘青春期’的风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动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张记资本“大鳄”对于耍奸干流氓之事来说,那是顺其自然而且是理所当然地轻车熟路,其在《青春期》里的情节就得到了很具体的体现:“对非法的事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在无序的市场中我的‘青春潮’就时常发作。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或者说我度过的不正常的‘青春潮’正好培养了我现在善于对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说明这点:我的影视城周边很不宁静,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以家属的名义承包保护区内的土地进行蚕食,企图等影视城发展需要这一地带时他好高价转让。一天,这类‘承包户’突然违背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围内挖渠植树,类似十六世纪的‘跑马占地’,将我影视城外围的一面围了起来。我本来懒得去理他,取缔它勿须我动手,那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但他却扬言雇了几十个农民,人人手拿铁锹,谁动他种的树就砍谁。他很聪明,知道非法占领如无人敢管,慢慢就会成为既成事实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国家资产就是这样流失到地头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扬言有‘手拿铁锹的农民’。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别人手指的机会。听见这话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开了辆推土机,我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得净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铁锹的农民,如同年轻人在公园门口等待跟他约会的女友。”看看张记资本“大鳄”是多么地威风凛凛、雄壮能干的呀,这个自传文中的“我”,不就是活脱脱的能够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流氓新贵,俨然变成了黑白两道浑然一体的黑社会龙头老大的化身吗?其训斥并镇压当今中国社会里最弱质的“承包户”、“手拿铁锹的农民”时,其权贵大鳄所固有的神情,被表现得多么地活灵活现和惟妙惟肖。  

张记资本“大鳄”在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中经常地要“青春期”发作,而且其在发作时的水平和能力都是一流的,完全可以通过“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青春期》”中得到验证:“……为了那断指的小伙子,我也应该替善良的农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一‘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我办的影视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头蛇式的个别基层干部竟然挑唆一些农民也像抢水渠似的来强占。一天清早,一帮农民雇用军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跑,由他们来出售门票。在市场经济初期这在全国都是常见的‘无规则游戏’。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了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上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竦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嬉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带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门票钱我不要了,赏给你们喝啤酒,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我当然叫不来武装连,更不会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违法者并不怕执法部门,却害怕比他更强更狠的人对他采取阴险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为一帖疗疮的良方。地头蛇式的干部亲眼看见我把一片荒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头还有苦难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从具体这件事发生的前中后情节来看,张记资本“大鳄”在其荣升经济大亨深层内涵中,在对待当地百姓比皇帝还厉害,变成了特定的“人上人”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兽,而这种高高在上横行霸道的猛兽,又都通过其“青春期”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张记资本“大鳄”的眼里,当地的农民只是一群“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而且随便“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从“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等等口吻中,可以看出张记资本“大鳄”不仅是“霸道”能说清问题的性质了,假如不是黑社会的龙头老大,能有这样高超的水平和娴熟语言的技巧水平?张记资本“大鳄”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无规则游戏”中,获得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成功与发达的秘方,不就是靠背后的强权和自己的猛兽发情的“青春期”发作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秘诀和妙方吗?  

2、“三栖”流氓“玩成”了资本大亨  

张记资本“大鳄”在中国打造的特色赁权力抢劫和绿林大盗的市场经济中,认清并认准了某些人彻底推行封资修的路线、方针后,也就放心放胆地玩起了海盗们和魔术师们变戏法自由式抢劫的无规则游戏。张记资本“大鳄”在公开抢劫和掠夺劳动大众财富的无规则游戏中,被发挥到了如鱼得水并达到了呼风唤雨的程度,而且仅仅是靠手中的权力随便地“玩玩”,就玩出了一条凭经济流氓打劫的暴富血路,玩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超级资本大亨,荣升到了超级富豪的行列。研究张记资本“大鳄”大获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把自身具备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经济流氓”、“社会流氓”融为一个高级软件复合体,也正因为张氏变成了流氓的高级软件复合体,所以在血腥暴富的抢劫路上,需要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就能通过自己的鼓捣和运作就能“玩出”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出台,需要以什么身份来解决问题就能获得什么样的身份,以此来充分展示出大鳄的能耐并把事摆平,需要什么样的机关或人出面协调,也就能把什么样的机关或人请到桌面上来处理国家“公务”,难怪张氏能够在暴富的前途上畅通无阻,越到后头越能一路顺风,高枕无忧,洋洋得意,津津乐道。这对于一般不具备“多栖”高级流氓复合体身份的人来说,最多也只能是垂涎三尺地做做美梦,最终也只能落得望尘莫及而变成海市蜃楼。  

张记资本“大鳄”在其《青春期》中就说:“要在市场上实现个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而且张氏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后,也划时代地提出了“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并且在1997年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中,阐述了其自身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能够并已经成功暴富,为其暴富之路鸣锣开道并把其美化神化,公开地叫嚷——“劳者有其资”、“为资本主义平反” 、“私有财产社会化”的论点,并首次公开地提出“私有制万岁”。其在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中,始终保持着“玩”的心境和心态,从开始创办到2002年10年间,把每一个机遇和关口都当作“玩意儿”来对待,将各种人物盘弄在股掌之间,上挂下联—左冲右突—欺男霸女,一切问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迎刃而解。张记资本“大鳄”在一路成功的道上,十分得意地讲他现在过的正是“共产主义生活”,并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阐述过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从未描绘过共产主义的蓝图,但只有提到有关未来社会即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恩格斯会一致作这样的表述:“在未来,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会把谋生的必需——劳动,转变为每日不可缺少的娱乐。”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至少,“劳动娱乐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张记资本“大鳄”能玩和善玩,所以得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名言——财富是玩出来的!并玩成了资本大鳄且进入了美好的共产主义!正因为张记资本“大鳄”在中国这个政治市场、文化市场、经济市场中,不仅是一个十足的适应者和推动者,而且是一个十足成功实践的“大玩家”和“魔术家”,经过其“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文官商”顺利捣腾,由此获得了“2007中华十大财智人物”奖,也就有了其获奖感言时说:“其实,至少是我,在财富的创造中还谈不上什么‘智慧’。有大智慧的人,思考的是人类文明的走向,人类的命运和人的终极追求目标,他们沉浸在高端的精神层面上,是不会涉足市场经济,寻求和积累财富的。我只是玩了一点小聪明而已。但正是我们这样稍稍聪明的人发挥了自己的智力即能创造和积累一定的财富,所以才有榜样的作用。我们不是学不到的,可望不可及的,是完全可以被人们学习和模仿的。这应该是举办所谓‘2007中华十大财智人物’这种活动的意义吧!”  

张记资本“大鳄”在其开辟和拓展自己的暴富空间里,在其实现暴富的“影视城”这块私欲领地内,在力所能及达到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不许没有资本的穷人染指的,虽然是自己把嘴伸到别人的菜园里吃别人的果实,但独霸一方的思维和主张始终占居着其主导地位,总认为我的当然我的、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我的。张记资本“大鳄”在“自传”的创作中,不论是对“断指”事件表白,还是“强占”事件描述,不论是赶“乌鸦”事件描写,还是推“树苗”事件等等的叙述,无不是纷繁微妙的率先“玩”财富大转移魔术,无不闪现着种种封资修打造的任意“抢劫游戏”的内涵外化和延伸的精髓。从张记资本“大鳄”描述自身暴富思维,及其暴富经过的这些文本中的大事小情中,从事件记叙文字中的夹缝里透露出的种种回忆、所作、所为,都足以说明其在表面无规则而实为“按权抢劫”的游戏中,所具备的能耐和能量。尽管张记资本“大鳄”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理念和现实得到了模糊的大写,但这团乱麻似的千思万绪却纠缠成的一个死结,那就是众多封资修成功中的个案——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记资本“大鳄”靠“伤痕文学”中获得文化流氓的成功,靠超高水平的流氓政客能力获得了政治权力的成功,靠经济流氓获得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让我们又再一次领略了张氏流氓靠“青春期”发作的邪乎成功劲的时代特色。其种种流氓集一身的张记资本“大鳄”,光荣地登上了靠流氓手段当大官——位高权重,靠流氓文化当权威——是非颠倒,当流氓经济当大亨——抢劫大鳄,变成了所到之处都能尽情地呼幺喝六,这些血淋淋的成功过程及其展现的场面,让领略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当代人无不感到由衷的毛骨悚然,让人们充分地理解透了时下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血腥抢劫的天然本质。  

中国在实施市场经济进程中,张记资本“大鳄”靠鼓吹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经济、流氓社会等理念而起步,靠推进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经济、流氓社会而发展起来,靠实践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经济、流氓社会而到达彼岸。张记资本“大鳄”靠流氓的本领表现并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如日中天,尤其是“青春期”发作出来的最耀眼“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辉煌,且不仅多次获得官方宁夏及银川市权贵当局的多种表彰奖励——连续数年被税务部门评为“模范诚信纳税单位”,也多次获得慈善与公益部门的表彰——授予“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还获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写的“宁夏之宝”高度赞扬,及陈建国为镇北堡西部影城题写的对联——“今日名闻遐迩西部影视城,明朝流芳百世北方民俗村”,更获得了同僚的中国文联主席、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为此的题词——“真好玩!”,易中天的五言律诗——“旷野一堆土,居然八阵图。捉刀写世界,仗剑走江湖。大隐何妨市,立言未必书。壮哉镇北堡,真是不含糊!”余秋雨参观后赞扬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整个宁夏的一个文学气场!”张记资本“大鳄”大获成功后就洋洋得意地说:“我养了30多条名犬,开宝马,住豪宅,为什么没有人仇恨我?就是因为我构建了一个和谐的企业。影视城建成以后,周围的农民也受益,他们对我都很热情。现在,整个镇北堡的人都怕我死,因为他们担心我不在了,我的继任人是不是还会像我那样对他们那么好。”从张记资本“大鳄”说这样的话语上看,就可以看出俨然是一个黑白两道浑然一身的超级大猛兽,表明的身份无非是一个权贵社会流氓“霸天”嘴脸,跃然纸上的统治者帝王派头表现得活灵活现。张记资本“大鳄”这个惟妙惟肖地养着30多条名犬、开宝马、住豪宅的主人,“整个镇北堡的人都怕我死,因为他们担心我不在了,我的继任人是不是还会像我那样对他们那么好”这个“好”是好在那里?无从知道,也许是“堡”内的臣民怕如果丧失了当今皇帝,就会没有了统治者罢!从这样的口吻中完全地可以从中窥一斑而见全豹,文中的这个“我”不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现代皇上吗,是没有这个胆量说这种话呢,还是不好说出口而已。而“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的老百姓对张氏的真正态度如何,而中国占绝对数量和人口的中国“弱势群体”——工农大众对张氏的看法怎样,张氏并没有具体说出来,或许是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也难于说出口来,即使知道了也就根本不会愿意说出来。当今这无声的中国劳动大众的真实境况和声音是什么,又由谁来倾泄和诉说呢?现实中总是那么地悲惨,那么地无从知晓。如果说要有什么能知道,那就只有天知道,神知道和鬼知道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大众是没有合法的政治话语场境权的,更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阐述自己看法的,即使有毅力并已经写成了“书”,也不可能有金钱和找到出版人印制出来,更不可能有权力去代表别人,主导性地去影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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