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作家的“人民意识”，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在当今观念纷纭、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文艺思潮多元杂糅，惟其对文学“人民性”的淡漠，令人枨触独深。由于对“人民性”在理论阐释上的声音微弱，影响于创作实践也显而易见。贴近现实、深入社会民心之作，显得凤毛麟角，能引起社会轰动者更是淡若秋水微波。咎其原因，或曰受网络冲击，或曰社会人群生活节奏加快无暇读书，这些说法，或许不无道理，但我以为，主要原因尚不在此，而在于文学本身。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无论生活习惯如何不同，人们的精神追求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作为精神载体的文学，应当是与现在时的人们的思想情感相通的。相通则昌，相悖则衰。文学失去了读者，文学远离了民间，文学变成了圈子以内的自导自演、自舞自唱，由此失去民众的眷顾，自在情理之中。
当今文坛，不难看到创作情态的恣肆与文学作品的缤纷多姿，却鲜见发自真性情、出自大忧患的警世之音!莫说如《水浒传》《红楼梦》《人间喜剧》那种经典的文心建构已如雾中远峰，遥不可见;即如《子夜》《李家庄的变迁》等那样贴近时代、反映社会民生、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几近式微。追求玄远而以象牙之塔为尊者有之，假借挖掘人性而躲避崇高者有之，惟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想人民所想、见民众所见，从而写出反映人民的实在思想感情之作不多。此者，难道不值得文学界思考吗?
文学需要叙写民众的思想感情，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这不仅是文艺创作的要义，也是时代的召唤。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作代会、第九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要时刻在心里想着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民”二字。心里没有人民的作家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成为像鲁迅、高尔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大师!我以为当代作家应当自觉地履行三句话：为时代见证，为历史钩沉，为人民代言。而为人民代言是最为重要的。有了人民才有历史，有了人民才有国家，有了人民才有一切。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其实，无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艺术家，都是人民的儿子，忘记了人民，就等于背叛。在许多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经常提到“人民性”一词，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写帝王将相的作品，如果不是以人民的立场来反映帝王将相，而是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来写，那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一个时期，人们热衷于大写、大誉曾国藩，有关曾国藩的小说、传记、言论，传誉于社会，充斥于文林，甚至在全社会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做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句话其实是违背时代潮流的，甚至是反人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指出，曾国藩是一个儒学造诣很深的地主官僚，同时又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用自己练养的军队，又借洋兵洋炮之威，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残忍地杀害了几十万来自于平民百姓的太平军，换来他“中兴名臣”、“曾文正公”的美谥。可以说，他是效忠于清朝廷的，但不能说他效忠于人民。相反，他是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背叛了人民的!而胡雪岩呢?很简单，他是一个由官府撑腰牟取暴利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典型。这样的人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吗?作家艺术家不能被一些虚假的、旁门左道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自己的思维，要坚定不移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思想之本，来指导自己的文艺创作，才能真正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创作观。
确立正确的文化理想，坚定文艺创作的自信与自觉，将社会使命与历史责任真正化为创作的动力，至关重要。这样的动力，需要有思想与信仰的支撑，需要有建立在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之上的忧患意识。古往今来，凡是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思想家应当有义务、有责任来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心怀国家前途，关心人类命运，应是作家艺术家最高尚的思想境界。
必须明确，使命和责任是与名利观念不相容的。作家艺术家应当耐住寂寞，不能“一切向钱看”。“一切向钱看”的文艺家不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利欲的膨胀、理想的淡化、人生价值的迷惘，不时困惑着某些人的头脑。因此，谈使命感，谈责任感，谈文艺创作的自信，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倡导独立思考精神，切忌“随风起舞”，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方可避免歧路亡羊之失。
心里想着人民，非指一定要写工人农民的题材，而是要将人民的思想感情诉诸笔端。为人生前行伴吟，为社会呼唤光明，应当成为作家最高的信念和光荣职责。正如列宁所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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