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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知青》:无悔的青春

郭松民 · 2012-06-01 · 来源:草根网
弘扬知青精神 收藏( 评论() 字体: / /
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一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央视今年上半年最为重要的一部由山东影视集团投资拍摄的45集大型电视剧《知青》,日前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知青》也是继18年前播出的《今夜有暴风雪》后,中国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再次与山东方面联手创作的又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知青》,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中国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所经历的奋斗与历练。全剧主要以上世纪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以赵天亮、周萍、赵曙光、孙曼玲、齐勇等人为代表的知青群体,描写了他们知青岁月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对他们人生命运的精彩展示,深刻揭示了知青群体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心路历程。梁晓声说:“把知青这个题材大大地拓宽,是我在这部电视剧上所作的努力,这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为了补全一段失却的历史。”总导演张新建也表示:“希望《知青》能弘扬正气,在精神层面上引起大家的共鸣。”

  受发行方的邀请,笔者有幸就央视正式播出之前就观摩了这部电视剧,深感《知青》在创作上的真实贴切,全剧不仅以全景式的视角向观众展示了知青在黑龙江、新疆、陕西等地的生活画面,而且还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现代思维,体现了知青坚守理想与时代需求的高度融合。在人物塑造上,展现了知青们对祖国的赤诚和人性的质朴纯真,具有时代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知青》之前,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场社会的逻辑、“现代化理论”的钳制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总是不脱“伤痕”的窠臼,其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的描写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也影响着一至两代人对共和国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正确认识。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政治迷雾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发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而要做到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见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由于依照经济理性,知识青年不可能资源从城市流向农村,所以,政治动员就不可避免。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而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而已。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至1982年间,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

  相反的例证则是,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而农村的凋敝,城乡的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无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知青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他们的许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在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他们从农民乡亲们那里学到了勤劳、纯朴、善良、智慧和坚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许多知青尽管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由于知青一代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对立,前所未有变成了城乡融合;

  第三,上山下乡使知青普遍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培养起体察国情、民情,关切民族命运,希冀中国稳步发展的政治品格。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有着特殊的感受。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并没有使他们淡薄政治,而是以一种更深沉的目光观察中国政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知青一代,即将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的特殊经历,必将对他们执政兴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知青》的热播,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作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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