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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鼠一面”:动漫形象变迁背后的资本逻辑——读《谋杀米老鼠:迪士尼文化背后》

作者:唐铭 发布时间:2014-12-16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字体:   |    |  
即便是在那个高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期,资本的逻辑也不会对一只动画老鼠“网开一面”,迪士尼不得不让米奇形象的包装营销符合最广泛的期待。

  艺术史家、批评家、法国学者皮戈特的《谋杀米老鼠:迪士尼文化背后》是一本有趣的小书,它旨在让读者明白:以米老鼠等为代表的动漫形象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单纯。皮戈特指出,在学院内外,已经有了一整套庞大而多样的“迪士尼学”,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有关它的美学或政治发展的真正批评”。为此,皮戈特要对这一领域的现有研究做出补充和推进。他选择了三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形象———米老鼠、唐老鸭和皮克苏,对它们进行历史的考察,以一种类似“文化考古”的方式,道破了形象变迁背后的最高机密:形式和风格的嬗变从来不是纯美学的,倘若此处有一种艺术自律的幻象,那不过是为了掩盖图像改写背后的深层动机——种种文化诉求和政治考量。

  皮戈特的分析是从米奇(米老鼠)开始入手的,因为在他看来,对米奇的“谋杀”是一种原罪。诞生之初的米奇曾是一个自由自在、好动闹事、调皮捣蛋的形象;他无视权威、等级、惯例,是一个看重享乐的个人主义者;此外,他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当他觉出有可能俘获米妮的芳心时,他会兴奋地开怀欢笑,然而大多数时候,他笨拙、不得体、容易被捉弄,且常常为失败而哭泣。总之,他是个个性丰富的鲜活形象,有其所乐,亦有其所悲。然而,如今的米奇却与其诞生之初大相径庭:他只有一种单调的面相,带着一种坚定不移的,但却空洞而无所本的快活气。他被庸俗地功能化了,成了“必须要乐观进取”这类口号/命令的表征,同时承载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变成了慈祥的家长(家庭伦理),或恪尽职守的职员(工作伦理)。他不仅有着一贯政治正确的观念,而且总是以行动回应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召唤。米奇成了振奋民族精神的神话,也成了被建构的民族精神的理想原型。

  其实,被掏空、被“谋杀”的绝非仅限于米奇。围绕着他的一系列物体形象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初的米奇生活在一个魔法般的世界里,与之相应,环绕着他的是诸种“可自由伸缩的形象”,它们能够任意变幻,无视任何物理法则和相似性原则——船只可以折叠靠岸,房屋可以像晃动的果冻等等。这种四向发散的随意性,这种对规则的逾越,其意义与其说是讴歌了一种天才不羁的创制,莫若说在于对差异的肯定、对多样性的保持。每个物体都可以自由地变形,以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不断构型一个流动不居的客体世界,彼此间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每一形象都可能由另一形象促发和完成,如此,也就打破或超越了单向度的连续性——而一味追求积累和增值恰恰是资本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初创时期的米奇并非完全无拘无束。即便是在那个高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期,资本的逻辑也不会对一只动画老鼠“网开一面”,迪士尼必须考虑大众接受的问题,同时亦是资本利润的问题。迪士尼不得不让米奇形象的包装营销符合最广泛的期待。

  于是,一方面,多彩而鲜活的米奇变成了广告和商标上千篇一律的笑容僵硬的米老鼠,尽管如此,种类繁多的以米老鼠为主题的商品(比如布偶、储蓄罐等等)却相继问世;另一方面,与日益变得呆板的米奇形象相应,米奇周围各种“可自由伸缩的形象”被不断地打磨和规范化,愈发落入日常惯习的窠臼,变成了平庸的物体。它们和米奇一道失去了活力。从功能上说,这些物体不再越出常规的用法;从形式上说,它们按照相似性的逻辑呈现——比如以西瓜子隐喻子弹,比起往昔变幻无方的“可自由伸缩的形象”,这显然远为容易预测和理解。两个层面上的变化实则朝着同一方向:陌生化和震惊效果的丧失。

  换言之,正如皮戈特所言,这些形象倒退回了“模仿论”的传统,也就是以逼真为要求,以“自然”为尺度。可是,模仿“自然”只是一个幌子,掩盖了资本原则的暗中运作,即定性关系和定性现象的定量化,它们被降格为一种单一的标准。以米老鼠为例,反映米奇不同性格特质的各个侧面被“压扁”为“千鼠一面”的空洞笑容,为的是能够在任何时间更高效地将扁平的、同质的、无差别的米奇输送到任何地点。由此,米奇成了文化出口的货币形式,成了文化工业向外扩张的一般中介。

  如果仍有人坚称动漫形象纯洁无瑕,那是因为,对原初的米奇的谋杀是一桩近乎完美的罪行。本真的米奇被谋杀了,尸体却无处可寻,盖因乏味的米奇形象不断激增,如今可谓遍布充盈,掩盖了本真的米奇的消失,也就是为后者的不在场开具了一份不在场证明。中文语境中有与此相近之论,或便于我们理解:大道废,仁义存。“仁义存焉”往往使人遗忘了追问大道之兴废的必要。

  人们常常被告知,迪士尼乐园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童话之地。这一说法的要义在于,它努力使人们相信有且只有迪士尼乐园是想象的国度,除它以外的外部世界都是真实可靠的。可实际上,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不再真实可靠,充斥着幻觉、仿像和无法兑现的诺言。因此,有限的迪士尼乐园制造了一个神话——当幅员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和确切性已经沦丧,这一神话就为真实的不在场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可以说,皮戈特的这部作品具有现实意义,不应被当作纯粹的理论兴趣的产物。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方法,藉此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其他种种文化表征系统,广泛探索这些文化产品的表层语意/形象与其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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