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为李再勇、陈志刚等省部巨贪开脱罪责，近期，有人发文《“四人帮”的生活作风有多奢靡？》《见识一下当年的“四人帮”生活有多奢侈》，使康生、“四人帮”生活奢靡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康生、“四人帮”真的奢靡吗？
肯定不会！因为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毛主席周总理率先垂范，对自己、家人、身边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家风党风非常纯正，康生和“四人帮”绝不敢奢侈腐化。
但要想证明该说法纯属谣言，仅靠推理是远远不够的，下面，我们就来揭秘康生、“四人帮”生活奢靡的真相。
一、高墙深院皆因工作人员众多
《“四人帮”的生活作风有多奢靡？》说林彪、康生、“四人帮”占据很多房子，以证明他们生活奢靡。
如 “（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等。
上述内容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即便属实，也纯属事出有因。因为林彪、康生、“四人帮”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林彪、康生、王洪文、张春桥还是正国职领导，他们的工作生活肯定不同常人。
如按规定，正国职领导人至少由警卫排负责外围警卫，像毛主席、周总理、林彪等举足轻重的正国职领导人，一般会安排相当于一个连的战士进行警卫，他们多与领导吃住在一起，自然要占些房间，供住宿、吃饭、办公、存放武器弹药等使用；领导身边还有秘书、贴身警卫、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公务员等服务人员，他们即便不与领导同住，为工作生活需要，也至少在领导家中有办公和临时休息的场所，这同样需要一些房间；有时出于美观、保密和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很多领导院中还会利用树木、花坛、假山、小水池等故设迷阵，这同样需要一些房子和院落；另外，这些大领导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到公共场合游泳、健身、娱乐，因此，有的领导会根据个人喜好在家里建有游泳池、乒乓球室、小型影院等设施，一些院中还有林荫小道，使得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处的面积远超普通人的正常需要，越是重要的领导人越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些领导人会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出房租，至于哪些需自己出钱，哪些需国家补贴，相关规定一目了然。
王洪文进京后“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他进京不久就被毛主席当接班人培养，在年纪轻轻、前途无量但资历尚浅、根基不牢、党风比较纯正的情况下，他绝对不敢如此招摇。
二、生活起居皆需自掏腰包
《“四人帮”的生活作风有多奢靡？》还列出了江青、王洪文等在饮食方面的奢靡做派，如江青“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满满的茅台酒和中华烟”等。
上述说法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毛主席住房吃饭尚且自掏腰包，江青、王洪文等应该不敢搞特殊化，因此，“江青向毛主席借钱买相机、胶卷”、“江青批评陈永贵送土特产”、“王洪文自己掏钱买人民大会堂剩余招待酒被人耻笑”等故事应该属实，并从侧面印证了毛主席时代的清廉。
据汪东兴回忆，“四人帮”被捕时，只从家中搜出61.8元现金，江青最少仅8元，王洪文最多有20多元；另据王洪文秘书回忆，1976年10月5日，王洪文还让秘书从管理处预支500多元工资转交妻子，让她带着孩子早日与自己离婚，给老婆孩子拿点钱还需要预支工资，说明王洪文生活比价拮据。实际上，王洪文升任党中央副主席后，原笨工资可与周总理一样拿到400多，但他坚持拿文革前的工资，即使加上中央和上海市的补贴，每月到手仍不足200元。因此，虽然他政治上失意时喜欢喝点小酒，但根本不像后世传的那么夸张。
除王洪文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姚连蔚，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等同样很清廉。如姚连蔚1975年1月当选副委员长后，仍拿着1959年在西安机械厂当工人时的58元工资；副委员长李素文每月拿62元工资；陈永贵坚持拿大寨工分，即便加上中央和山西省补贴，每月到手不足160元，不到自己应得工资的一半；吴桂贤每月只拿在西北国棉一厂当工人时76元的工资，为节约2角钱的茶叶费，每次开会只喝白开水。
三、文物等方面的腐败真假难辨
《“四人帮”的生活作风有多奢靡？》还特别列出了江青、康生等在文物等其他方面的腐败，但许多已被证实纯属谣言。
如“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就是胡说八道，这是江青“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等谣言的翻版；其他如“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等内容，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年代久远无从考证，感觉并不符合江青的俭朴风格。
杨银禄回忆曾说：“她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她自己吃的东西都算伙食费，自己掏钱，茶叶也自己带。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问秘书伙食费算了没有,有时还要看发票，工作人员不敢糊弄她”,而江青在宝贝女儿李讷结婚时，仅送了一件翻新的毛衣和一套《毛泽东选集》作为嫁妆，从侧面证明杨银禄所言非虚。
江青爱摄影、爱看电影确实不假，但她买相机、胶卷都是自费；看电影时多由警卫员和护士从现有库房里选一些，这些胶片并非江青私有，把购买电影的钱全都算到江青头上，显然不合情理，可见，该文“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的说法同样属于造谣惑众，而杨银禄“外国电影主要是从香港找过路片，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临时借调，三五天就送回去了”的回忆，或许为后人披露了部分真相。
“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的说法，同样难以置信，因为她既看不懂文物，又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康生“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更是胡说八道，因为他在去世前已将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同时交了8000元特殊党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更是恬不知耻的谣言。康生德高望重的“康老”和红色特工头子，做事一向严谨，加上大家都是手握重拳、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尚且不易，怎可能发生8个人凑到一起“挑选文物”的咄咄怪事？（202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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