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文化的反思与超越
《亚洲周刊》
俄国超级富豪穷奢极侈令人讨厌，华人富豪的八卦变成娱乐新闻。美国富人热心公益，早已经形成一种“挣钱是个人能力、捐钱是社会责任”的富人文化。
俄国前总统叶利钦四月二十三日病逝，美国称他为民主英雄，而不少俄国人则视他为国家罪人。他任内让俄国民穷财尽，他下台前民意支持度只剩个位数。而他所做的、直到今日仍在持续的，乃是他以私有化为名，把大量国有天然资源公司转移给了家人亲信，让俄国出现了四十四个十亿美元级的超富。
这些平空制造出来的超级富豪，成了全球富翁里最恶形恶状的一群。叶利钦的外孙女婿杰里巴斯卡由于分到俄国铝业公司，今年因为铝价大涨，已跃居第一富豪，身价超过二百三十五亿美元。他和他的公司高干生活糜烂，不久前俄铝高干在比利时搞性狂欢派对，即惊动了各方。而俄国前首富阿布拉莫维奇则有豪华机队和游艇队；他最大的游轮比驱逐舰还大；他因为泡名模而闹离婚，瞻养费高达九十八亿美元，更成了贫穷俄国的超现实戏剧。俄国镍矿钜子洛克何洛夫带著一群人在法国豪华买春，二十五人被捕，成了天大丑闻。俄国富人搞政商特权，坐收卖天然资源之利，而除了奢侈糜烂外无所事事。这种封建性格的富人阶级，当然不可能心念俄国苍生之苦，而去做任何公益事业了。
华人社会富豪也有炫耀财富者，但的确也有许多热心公益、眼光前瞻之士。由两岸三地最近喧闹的一些富商新闻，的确引起不少反思。
例如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八卦，最近简直成了政治苦闷台湾的最大头条。他今天和刘嘉玲牵手狂欢，明天又和名模林志玲共舞、派专机接送，这都是富人炫耀式的“追女仔”，成为娱乐版的最爱，接著他和证券公司女职员私密关系、他和前记者的官司等等，都有不少的“是非”。但反而没有人注意到他要在两岸全力推动公益事业的计划。
香港女富豪龚如心病逝，出现遗嘱双胞，其中之一是遗产全部给予一名风水师。巨额财富与风水之谜连系，引起很多联想，但也很少人会注意到她对中国大西北开发的情怀。
在中国大陆，最近胡润百富年度慈善捐款报告公布，中国富豪从二零零三到二零零七年，百富仅捐善款九十五亿人民币（约十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其中港商余彭年一人就已捐出二十亿元人民币。而据“中华慈善总会”调查分析，中国富人拥有全国百分之八十财富，而公益捐款占全部的百分之十五；一千多万家企业，曾经捐款的才百分之一；中国最贵的豪宅佘山庄园一个单位卖到人民币二亿八千万，中国已成全球奢侈品第三大市场，富人买豪宅、名车、名牌毫不手软，但最近重庆邀集富豪为失学少年募款，三百个大小有钱人，且有多位百富级人物，只募到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平均每人六十元！
美国《慈善家记事报》最近公布的去年公益捐款报告，去年美国富贵公益捐款人，继一九九九年第一富豪比尔．盖茨捐出一百七十亿美元后，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捐出三百六十一亿美元，而捐款超过一亿美元的有二十一人，华商企业家雅虎的杨致远也捐七千五百万美元，给母校史丹福大学建环境研究中心。
当然美国富豪恶形恶状的也不乏人，但富人捐助却早已成了一种“富人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浓缩为这样的价值：努力致富是个人能力的实践，而热心公益则是个人责任心与道德感的实现，这种价值演变到今日，富人的公益捐款早已脱离了古代那种“慈善”的范畴，而进入为国家社会做出开创性与前瞻性工作的“公益”范畴。
美国这种“富人文化”须由钢铁大王卡内基说起。他生存在美国富翁恶形恶状的十九世纪后期，史称“镀金时代”，那时代奢侈成风，社会贫富悬殊，因而他在一八八九年写了《论财富》一文，认为“带著如许财富而死，乃是耻辱”，他带头从事公益，同辈的洛克斐勒、福特、梅隆、范德比尔特等相继跟进，于是一种现代的“公益”观念出现，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二十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德曼(Eduard C. Lindeman)是第一个研究公益问题的重要学者，也是美国自由派的先驱人物。他在《财富及文化》一书中指出，富人的公益和政府的功能，乃是完善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政府的资源与职能有限，必须富人参与，为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创造条件。美国富人踊跃捐助教育，支助贫穷弱势者的奖学金（比尔．盖茨的善款这一项即有十亿美元），捐助学术及医学研究，特别支持未来重大问题的对策研究，都是这种“富人文化”的产物。
我们不能期望华人富翁一夕之间就变得像美国富人那么有责任心与公益感，这毕竟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与别人相比，全球华人社会不应漠然冷看西方的“富人文化”，而必须萌生见贤思齐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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