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对
数 学
在文革的后期，大约在1975年左右，有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叫安东尼奥尼的，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叫《中国》，而在当时中国的官方看了以后很恼火，认为是在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因此，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影片《中国》的批判，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而且还组织各地的革命群众观看，观看之后进行批判。
而最近这位导演死了。本贴子要指出的是，当年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对。请注意，当我提到的“不对”二字的时候，我并不是指的批判文章的内容是否正确，批判文章的内容完全有可能是极左思想的，错误的。我是指的这种动用国家级的舆论进行批判的行为，可能没有什么不对。我将对安东尼奥尼的这种批判，称之为“国家级批判”，就是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一艺术作品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动用国家的舆论力量来进行批判。
我认为，革命政权是有时候需要存在国家级批判行为的，尤其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初期必不可少的“文化戒严时期”，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革命政权被旧的制度和反革命们用旧的观点看总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的，邪恶的。因此，革命政权必须动用国家力量来维护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级的批判就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国家级的批判，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到不侵犯创作自由呢？我认为的是，只要国家级的批判，能够让批判者和公众，都能够接触到被批判作品的全貌，而且，没有任何人被投入监狱，没有人被处决，只不过就是大张旗鼓的批判而已。则这种国家级批判，无非也就是代表了国家一方的言论自由和批判自由。尤其是在工农本身由于文化水平低缺少批判能力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期采用国家级批判是很有必要的。
而当时正是这种情况，中国没有打算要逮捕安东尼奥尼，只不过批判他的电影而已，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此部电影在国内得到了最广泛的放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批判文章的内容是错的，但是批判的行为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其实，在毛时代许多被批判的文艺作品，都是得到了最广泛的放映的，宣传的广度，甚至可能在现在的市场经济，这部文艺作品都有可能卖不出去，可能根本就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看得到。
我认为毛泽东时代就有这种特点。那就是批判什么，人们就能够看到什么。比如说，批判《论修养》，大家就能够看到论修养，批判《武训传》，大家就能够看到武训传，批判《中国》，则大家就能够看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都谈不上迫害。因为作者没有遭到逮捕，没有遭到枪杀，工资照拿，日子照过，在这种情况下的批判，无非就是内容错误而已。
打个比方吧，万一什么时候（我相信根本不会有这种时候），我在强国论坛发的贴子得到了“国家级的批判”，那我一定乐死了，那说明我这个人太成功了。有可能没有这种国家级的批判，我乱写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机会获得广泛的流传，如果我写书，那有可能书根本就卖不出去。而国家级的批判一进行，反而导致了全国许多人都看到我乱写的东西，难道还不成功吗？只要不逮捕我，不枪毙我，我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迫害。迫害一词不应当乱用。千夫所指又有什么关系？千夫所指，吃饱喝好。
那么，当时批判影片《中国》的确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有大量的积极分子发言搞批判，“愤怒谴责”什么的。当然不包括我这样的落后分子。但是现在你要问那些积极分子们，为什么当时要说言不由衷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没有办法啊，当时是被逼迫的啊。
是的，许多在文革中有莫名其妙的积极表现的人，现在都说是逼迫的。
那么，是怎样逼迫呢？难道是说，如果你不发言批判，就会把你拉出去枪毙？或者把你逮捕？根本就不是。我当初就没有发言批判，既没有被拉出去枪毙，也没有被逮捕，无非就是落后分子罢了。
因此我现在来定义文革期间的所谓“被逼迫”的事情，其实质就是“为了拍上级的马屁好有机会往上爬而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不是象某些宣传所暗示的那样好象不做就会被枪毙或者被逮捕这样的事情。而有许多人一提到文革就一脸的悲愤，那种悲愤也是真的，但实质性的意思就是“我当时那么努力地拍马屁结果也没有获得好报，最终也没有入党提干”，或者“最终虽然入党提干了，但是给的官位置太低，而某某某没有我那么努力拍马屁结果混得比我好”，这样产生的悲愤情绪。
这种悲愤情绪其实到今天也是有类似的，比如“我那么努力地经商结果没有发大财，而某某某因为某某原因就发了大财了，黑暗呀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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