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毒奶粉咋成了穷人的专利
邓聿文
2008-09-18
有毒奶粉生产厂家的名单还在扩大。在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公布的1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的检测结果中，我们看到，除了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外，还有22个厂家的奶粉都检测出了三聚氰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
既然生产出来了大批毒奶粉，那么是谁购买了这些奶粉，又是谁在吃？
从有关报道来看，售价低廉的三鹿奶粉，其市场主要在农村地区，而那些吃了三鹿有毒奶粉的“结石婴儿”也多来自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说，三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条“鸿沟”。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乐观的问题，以致连中国的农业部长最近都不得不承认，改革30年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他提供的数据是，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主要表现。但切莫以为，城市居民的日子就普遍好过，实际上，城市里也存在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以领取最低生活保障来衡量的话，城市贫困人口至少有1个亿。因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两级分化在中国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改革30年了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城乡贫困阶层？追根溯源，这与我们长期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有关。这一发展思想认为，只要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即使在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在改革初期甚至中期都是必要的，因为那时短缺的是效率和财富，但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关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可惜的是，近两年中国社会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采取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加以纠正，但受制于制度惯性和其他因素，目前在财富的分配上，还是更多地朝资本（企业主）和国家（政府）倾斜。
以政府为例，最近七、八年来每年高达30%以上的税收增长使政府拥有了巨大的财力。尽管国家在诸如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过去提高了一定比例，但一来这些行业内部分配不均，比如，投给教育的资金非义务的高等教育拿了大头，反而是政府应该尽责任的义务教育占了小头，使得穷人并未真正享受到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来政府的财力还主要用于政府的直接投资、为改善发展环境而作的投入以及政府自身的运转上。
在中国的富裕群体方面，虽然部分富人是靠勤奋或知识而发达的，但更多的是通过与权力的“联姻”以及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成为富人的。比如，国企改制和圈地就在制造了不少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群体的下岗工人与失地农民。
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税收体制以及收入结构使得中国陷入了“发展─穷困”的怪圈。在这个怪圈里，社会的消费和消费产品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极端──富人消费高档产品，穷人消费低档产品。但由于低收入者占据社会的主体，所以这种消费结构必然会制约整体生产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社会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必然会出现一个以制造和生产低档产品为主的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在成本的压力下，再加上政府监督不到位，生产出来的低档产品变成低劣产品也就在所难免。
这些年来，像广东的毒猪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制品、湖南的“卫生筷”、广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酱油，以及掺入滑石粉的麦米粉、混入剧毒的防腐化学药品的罐头食品、毒粉丝、工业酒精掺水的白酒，等等，都曾大量充斥市场。为什么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关键是有大批的穷人消费群体，他们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去购买那些质差价廉的商品。
所以，对于穷人来说，在一个被劣质产品包围的世界里，除非不想消费，要消费就随时可能碰到有问题的产品，不知道哪天会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给这些劣质产品。就此而言，说“奶粉中毒是穷人的专利”，一点也不过分。
在一个社会，当价格高低成为判断一种产品是否安全的依据时，无疑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近年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告诉我们，这是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从发展理念上说，我们必须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社会公平上来；就收入分配来说，我们必须制定一套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制度，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只有穷人的收入增长了，消费市场才会扩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才会改进，生产的质量和水平才会提高，类似“结石婴儿”的悲剧才会有大大减少的希望。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和特约作者，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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