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有决策权

假如我有决策权　　

田忠国　　

面对美国的金融危机狂潮，呼呼拉拉的一下快击溃了整个世界经济，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美国索赔。同时，我还会通知出于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考虑，反对我的人，前来参加紧急会议，当然，我也会邀请几位曾以疯狂支持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唱唱反调，让他们争论，我在旁边听。当然，一个明确的前提是，我不会采纳那些疯狂支持我的人的意见，道理很简单：他们建的那堵墙头本来就是歪的，如果让他们继续建，那只会加快墙头倒塌的速度，因为，他们构建的机制，就是摧垮墙头的机制，加大力度，只意味着墙头倒得快而已。　　

这时候就需要反对我的人，把墙头扶正，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智慧、有能力把墙头扶正。试想，一个建墙头竟把基础掏空的群体，必定是个脑残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只会继续掏空基础，继续加高墙头而已。　　

在听取他们争论的同时，我会指令所有的工作人员，把过去反对我的意见收集成理，并转化成制度性文本，然后拿过来讨论，完善补充。这个时间，也就是半月。如果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工作人员没有能力把那些反对意见转化成制度，并形成逻辑机制，就说明他们是白吃饭的，不论他们有多高的文凭，出过多少国，拿过多少学位，或者有什么背境，都得打包走人。请有能力的人来。　　

并且，一边讨论完善，一边争取全国人民的意见，按支持比率，决定是不是执行实施。　　

我之所以首先要采取改变制度机制的方式预防经济危机的继续肆虐，理由如下：经济危机是经济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也只能从经济制度上改变经济机制，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我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民众没有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是因为民众没有消费能力，企业才死掉的。资本主义制度机制下，为了保持高占有率，自然采取支持企业继续生产的财政政策，刺激企业生产，但结果只会导致更大的危机，乃至经济崩溃。所以，救活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让民众有消费能力。让民众拥有消费能力，既是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个社会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其三，中国另一个严重制约发展的，是各个利益集团对决策的控制和官员腐败、官员占山为王，各自为政，这时候，如果我下指令让他们改，他们肯定不动，怎么办？发动群众，群众一起来，那些集团官员腐败问题，一攻就破。这样就扫清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有人批评我想得简单，其实，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复杂的问题要简单的解决，简单的问题如果再用简单的方法，恐怕问题就复杂了，所以，简单的问题要用复杂的方法解决。如果复杂的问题用复杂的方法去解决，我看就死定了。也就是说，复杂的问题很简单，简单的问题很复杂。　　

然后呢？全民投票表决，是扛毛泽东的旗，还是扛资本主义的旗？由人民选择、决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由自私自利的精英和修正主义头子决定。　　

当然，这是假设，我如果有决策权的时候如何决策。正因为我会做出那样的决策，所以也不会有决策权。这是个政治哲学问题，由大家想去吧。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