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能否阻止官员腐败
——评孙志勇《高薪养廉的矛与盾》
2000年11月1日 《中国青年报》刊载了孙志勇的《高薪养廉的矛与盾》一文，耐人寻味的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甘守清贫、廉洁从政的时候，该文的作者孙志勇却含糊其辞地通过抛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养廉靠高薪”，一是“高薪未必养廉”，而很隐秘地论证出了一种旨在为官员增薪的意向。通读全文，有三点很值得争论争论，一是官员腐败成因的研判，二是增薪能否养廉，三是阻止官员腐败究竟要靠什么。
一、 官员腐败的成因与两种论调的研判
关于官员腐败的诱因，“养廉必靠高薪”论者剖析到当前官员腐败汹汹难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的薪水太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基本的体面生活。因而作出一些贪、占、收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作出这种研判，不知是受了芬兰经验的迷惑，还是在有意羞羞答答地替腐败官员的沉沦腐化辩护？总之，在这些“养廉必靠高薪”论者看来，官员们的贪、占、收等行径似乎都是其维持基本生活正常需要从中驱动的结果，贪占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按照他们的论证逻辑，似乎只要给我们的官员们大幅增薪，就可一举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官员腐败问题。
如果官员腐败的解决真是如此简单的话，这些“养廉必靠高薪”论者开出的药方倒也不妨试验试验。问题是这种论调很容易被证伪。在他们看到北欧小国芬兰的政府廉洁是靠“高薪”养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把西方国家反腐倡廉制度架构中最值得我们“洋为中用”的东西给遗忘了。芬兰政府的廉洁绝不仅仅依靠高薪的圈养和支撑，这里经常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当推它们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各种遏制性架构。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 林达 女士通过自己的近距离观察而披露出了不少这样的架构，其中最主要的架构就是美国宪政中各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她认为在美国官员的权力腐败之所以不能延续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宪政体制的“收银机”作用。在《总统是靠不住的》的观察札记中， 林达 女士倾力介绍了美国宪法最杰出的设计——“一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原则。”作者将这种安排比之于美国店铺里的收银机——一种凭借机器的安排防止店员贪心的发明。作者认为：“只要权力存在，总会有人禁不住诱惑，干些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勾当。美国宪政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机制去删除不可靠的人，用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行为。美国人民宁可把权力切割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也不要权力的全面统一和高度集中。在水门事件中，美国政治体制的收银机作用体现得极其鲜明。身为美国总统，其权力腐化的过程却无法进行下去，在他面前挡路的有桀骜不驯的独立检察官、忠于职守的法官、穷追不舍的新闻界、人人喊打的国会，其结果是尼克松本人也不能不屈服于这种顽强而又有效的收银机，只能以辞职了事。”（参见张晓辉《总统是靠不住的——收银机式的美国政治体制》，1998年6月第13期《万圣阅读空间》第9页）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认可了这种养廉办法，这只会引导我们党日渐背离马克思关于人民公仆的原则要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巴黎公社问题的若干论述），而蜕变成一个不能与自己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官僚特权阶层。作出这种蜕变，这与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都是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之后的苏共向官僚特权阶层的蜕变及其引发自身的很快衰亡，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高薪未必养廉”论者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官员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败的主要原因，实行高薪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会遭到群众的反对”，然而它却把腐败现象仅仅归结为“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也根本就没有抓住整个问题的要害所在。如果说我们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党的结果，那么至今尚存着剥削阶级的西方国家，其腐败问题应该比我们这里严重才是。可是，新加坡、欧美等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却比我们这里少得多。这样的事实无情地否定了这些论者的诱致看法。欧美等国的反腐经验告诉我们，官员腐败的真正根源不是别的，而是权力的没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的力往往产生绝对的腐败。西方的宪政架构为什么要把一个国家的完整权力肢解为三，让其互相制衡、自相矛盾，其根本目的就是运用一部分权力制约和监督另一部分权力的滥用，阻止权力的寻租和腐败。正因为如此，这才被 林达 女士称之为西方宪政架构最杰出的设计。如果我们这里的腐败现象真的是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从中侵蚀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个一直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政党，通过“三讲”、“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之类的思想整风运动，为什么一直都没怎么起作用呢！毛泽东的这个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并未能阻止住一些官员的继续腐败，这难道不是在证明“高薪未必养廉”论者关于腐败成因研判的无比荒谬吗？
二、 孙志勇的增薪意向与人民公仆的本色
为了不至于被人扣上一顶“养廉必靠高薪”论者的帽子，孙志勇也毫不容情地批评了第一种论调的偏颇性，主要之辞就是指责这种论调片面强调高薪。但他却时时不忘自己旨在为公务员增薪加饷的隐秘意向。为了论证给公务员增薪加饷的合理性，孙志勇抬出了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与“五行一保”（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保险公司）、“三电一草”（电力部门、电信部门、邮电部门、烟草局）的企事业职工相比，公务员的收入已黯然失色，其“低薪已越来越难以应对必要的生活支出，劳动报酬严重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是在“入不敷出、节衣缩食的低薪制下，再期望整个公务员队伍见利思贤、乐在其中，恐怕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三是“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提出党员为党工作不能索取任何报酬，应义务忘我地工作。事实上这种想法一天也没有行得通。”既然如此，唯有给我们的公务员们大幅加薪，使其能够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似乎也才可能阻止住他们的那些贪占公款、搜刮民财等丑恶行径，而真正廉洁从政起来。这恐怕就是孙志勇在《高薪养廉的矛与盾》一文中真正想说，但又不能明说的一句话吧。
在孙志勇为公务员的低薪伸冤诉苦的时候，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官儿们大都是人民的公仆呀，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大都应有着一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如果我们通过大幅加薪而使这些人民的公仆们先富先贵起来，而却把广大下岗工人及其社会底层的生活疾苦与艰难处境晾在一边，熟视无睹，这难道不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叛吗？这难道不是我们人民公仆本色的一种蜕变与变色吗？马克思在在《巴黎公社》中为社会的公仆们设定的薪酬标准，即社会公仆的薪资大体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难道被我们忘之脑后了吗？
三、我们的官儿们真的很穷吗？真的过不上体面生活吗？
在孙志勇为官儿们增薪拼命呐喊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深入社会底层体验一下下岗失业工人的“体面生活”，也许就不会再如此卖命地喊叫了。当今，我们的官儿们是否真的连所谓的体面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否也。论吃的、穿的、住的、玩的，他们哪一方面不强老百姓万万倍。泡小妞、找三陪、养情妇、玩婚外恋、搞精神出轨，又有几个不是当官人？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这么多“闲钱”折腾这些闲事吗？试问这个一再为官儿们增薪呐喊的孙志勇，官儿们的薪水到底低不低？难道他们嫖妓、泡妞上的花销也属于必要的生活支出吗？够了，我们的官儿们就是再穷，也比他们的子民富裕万万倍。他们就是再穷，也远远没有穷到需要大幅加薪进行救济的地步。真正需要加薪救济的是社会底层的困难群众，而决不是吃着皇粮、过着三妻六妾生活的的官儿们。
为官儿们增薪呐喊造势是贯穿于孙志勇《高薪养廉的矛与盾》一文中的中心指向。如果我们无视广大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疾苦，而采纳孙志勇为官儿们增薪的建议，以便让他们先富先贵起来，这不仅无助于重塑我们共产党人的廉洁公仆形象；同时，也还会因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而进一步加剧党群、干群紧张关系，招致出更多、更激愤的民怨来。
四、阻止官员腐败的根本对策
阻止官员腐败的根本之策不可能是孙志勇的大幅增薪，而在于形成对权力滥用和疯狂寻租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即使我们的政改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和三权分立的宪政架构，但它们的以权力制衡权力、以权力阻止权力腐败的理念也还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在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批判中，马克思虽然也对它们议会民主的效率颇有微词，但却依然没有影响他通过辨证的扬弃，而把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成果中的合理内核，也即权力的分立制衡原则内化到自己体系的架构之中。这种架构就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中设计出的“选举、撤换、监督三位一体的公式”。如果能够把这种公式运用到我们的人民民主之中，官儿们就很难在滥用自己的权力进行贪腐了，就很难在朗朗乾坤之下在包养这么多的情妇、二奶颐养自己的淫色生活了。因为运用这个公式，人民有权随时随地撤换和罢免自己那些已经腐烂变质的公仆们。所以，阻止官员的腐败，能够长久发挥作用的不是孙志勇的增薪，而只能是马克思的那个三位一体的公式。
2000年11月4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后记：文中引文均摘自《2000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孙志勇《“高薪养廉”的矛与盾》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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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书记“问责治庸”，作秀还是哗宠 4月6日 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根据《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讨论稿）》，武汉市的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立足于武汉市干部队伍实际，重点解决十个方面的问题：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凡有上述十种行为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影响程度，分别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不予提拔、岗位调整、降职或免职处理。被诫勉谈话或受到通报批评的，当年不得参加评优评先，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是后备干部的，取消后备干部资格。对落后单位将亮黄牌，连续两年“黄牌”，主要负责人将被免职。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将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 2011年4月9日 人民网《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这次的武汉问责治庸风暴紧盯干部的“庸、懒、散”，真可谓把准了脉、抓对了路。 说实在的，现在的干部队伍如果不用这样的铁腕抓一抓，也真的快混不下去了。一则党的那些强国富民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它们的“慢待”或某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内部处理，已多半被架空起来；二则社会民怨也越来越难以继续忍受它们的吃拿卡要、贪图享受等腐败蜕变行径了；三则很多群体事件及其干群矛盾都是因为它们的贪腐和办事上的庸懒散等积习招致出来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民怨就可能更多，维稳就可能更难，党的事业就可能夭折。所以，严抓干部队伍的“问责治庸”，这是形势之急需，万民之急待，救党之急务。 现在，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以此整肃全市上上下下的干部队伍，因顺其民心而必将受到万众的瞩目。 问题是面对当今官场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人情墙，这个雄心犹在的阮成发仅凭组织的一己之力，能否把这些牛毛般的庸官懒官都整肃得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呢？这的确都很难说。 从阮成发的这个问责治庸计划中可以看出，他秉持的依旧是一种人治化的思维，即依靠好官整治庸官。因为对这十种庸官行为的评判和问责，其主体依然是官，根本就没有民的参与和监督。怎么问责、怎么惩戒，这都是官家自己的家务事。如果官官相护起来，纷纷拿起“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还须看主人”之类的行话说事，到头来一切不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非得惩戒惩戒，也还不是作作秀给老百姓看看，然后再经过一番教育培训，或避过风头或安排异地，重新出来干自己原先的官差。因为在这个武汉市委书记的问责治庸计划中，根本就没有“罢免犯事官员终身官籍”这一最具震慑力的家法。因而，即使这些庸懒散惯的官员被问责掉的官位，仍可通过公门中人的说情和活动而重新把它跑要买卖回来。同时，这些问责治庸惩戒办法看似很严厉、很绝情，比如连续两年黄牌，主要负责人将被免职；其实，这都不过是一种糊弄人的假面具、纸老虎。因为这些官官相护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暗箱操作而规避掉这样的惩戒，比如它们可以把这个用以惩戒庸官的黄牌在几个落后的单位轮流坐庄式的配发下去。这样，谁都碰不着这个惩戒红线。以官治官，其问责治庸的逻辑大体上就是如此。 不仅如此，在这个阮成发的问责治庸风暴中，也还暗含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和冲动。针对这种问责治庸“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的疑虑，阮成发表示：“在责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业任何保证？”如果真的有庸官顶风违纪、屡教不改，怎么办？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表白道：“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这真是当官为民的铮铮铁骨啊！看吧，只要武汉能好，就是把人得罪完，把自己碰得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这种赤诚为民之心，这种铁腕治官之拳，真是唯天可鉴、唯民所盼！ 问题是现在的官场庸官如牛毛、积习成沉荷。如果仅仅凭借个人的英雄主义冲动，能行吗？在这些牛毛般的庸官中，单凭一己之力能对付了住它们的消极怠工吗？冲动是魔鬼。看来，个人式的英雄主义也还是不行的，也还须寻求体制外的更多力量，即人民群众的问责和监督。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斯大林讲述了一个古希腊英雄安泰的寓言故事。其基本意思是说“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99页）由此可见，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它的力量才可能是无穷的，才可能是不可战胜的。 阮成发的这个问责治庸风暴，也同样离不开体制外对那些庸官作为更多知情群众的参与和监督。如果我们的这个武汉市委书记也还依旧迷恋于自己组织的一己之力和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到头来被碰得遍体鳞伤的也还真可能是他自己。如果阮成发真的是想铁心、铁腕问责治庸，那么把更多经常与这些庸官打交道的知情群众发动到这种风暴之中，才是他的真正救主。如果连这个发动更多群众力量参与问责治庸的事儿想都没想，只是想仿效一下地雷阵、棺材论之类的豪言壮语，提振民心，那么他的这种创举就只能是一种作秀而已，为的是吸引公众的眼球、培植自己的人气。 2011年4月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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