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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胡德平“大义灭亲”揭父亲老底?

雨夹雪 · 2011-12-12 · 来源:国企新闻网
胡德平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雨夹雪:胡德平“大义灭亲”揭父亲老底?  

   

首发雨夹雪民声网博客: http://blog.yujiaxue.mshw.org/  

原文地址http://blog.yujiaxue.mshw.org/post/87/1865  

   

 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特别刊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解密父亲六进藏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58943.html),宣称是纪念今年的 11月20日 胡耀邦同志诞辰96周年,特别邀请胡德平撰写的此文。胡德平的文章介绍了胡耀邦六进藏区的情况,尤其重点介绍了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的情况和1986年胡耀邦到青海省玛多县的情况。  

众所周知,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时,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胡耀邦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开始动荡。  

而1986年胡耀邦到青海省玛多县时号召大力发展畜牧业,扩大草场面积多养牛羊,结果使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玛多县地处三江源,三十年前全县4000多个湖泊,现在仅存1000多个,锐减3/4,而有蓄养水功能的草场也已退化了70%,换句话说就是有原本蓄养水的草场减少了70%。生态破坏最终拖累了经济发展,青海省玛多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是全国首富县。斗转星移,三十年过去,玛多县已成为全国最穷县。  

这两件事都是胡耀邦公认的败绩,以前胡耀邦支持者都是羞于启齿。当反对胡耀邦的人提起这两大败绩时,胡耀邦支持者也往往以“每个人都有时代局限”带过去以求模糊处理。然而,胡德平却主动提起这两大败绩揭父亲老底还要“以此纪念父亲诞辰96周年”。笔者不禁有点纳闷:胡德平到底想干什么,想“大义灭亲”么?  

不过,笔者还是觉得胡德平这样子不太好,因为胡耀邦毕竟是你爹。你爹的错误自己心知肚明就好,只要自己低调点别打老爹旗号就得了。当然,父亲的错误不是不能提,可就是提也不宜“以此纪念父亲诞辰96周年”,因为这样有点太不地道了。  

附带说一下,笔者《胡赵是怎样打压习仲勋的?》一文很多朋友提出异议,其实是因为内容敏感,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模糊。例如,平反“反地方主义”一事,习仲勋当时宣称阻力主要是“一些当年参加过‘反地方主义’的当事人还健在,有些调到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已经做好了被挤出广东的准备”。事实上,“调到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只有赵zy一人,可见两人的关系如何。胡耀邦刚开始对平反“反地方主义”比较积极,因为当时支持平反“反地方主义”的叶剑英影响还比较大,后来叶剑英受排挤和赵zy当总理后,胡耀邦就不愿意管了,最后是习仲勋找陈云、黄克诚才为冯白驹、古大存等恢复名誉的。还有一些更敏感的就不说了,其实胡德平和南方报系现在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朋友们可以静下心想一想。  

   

   

附1  邓力群回忆:胡耀邦是如何闯下少数民族乱子的  

http://www.reviewing.cn/show.php?contentid=8318  

(1)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 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 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 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 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 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 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 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⑶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熟悉。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心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重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附2 谁让玛多首富县变成贫困县?

   

作者:ichunmama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4/29/12/2_1.html  

   

 3月27日  ,央视《对话》节目“打开十二五”,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情况,青海省玛多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是首富县。斗转星移,三十年过去,玛多县已成为一个贫困县。更为严峻和严重的是,玛多县地处三江源,三十年前全县4000多个湖泊,现在仅存1000多个,锐减3/4,而有蓄养水功能的草场也已退化了70%,换句话说就是有原本蓄养水的草场减少了70%。这些事发生在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是否很恐怖?!  

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一个重要领导人曾到了玛多县,号召大力发展畜牧业,即多养牛养羊,以致富农牧民。其用心不能说不好,但结果是三江源生态的过度破坏。现在国家投资恢复三江源生态,已投75亿,但要恢复原貌,75亿不过是需要的九牛一毛。算一算明细账,不知玛多县多养牛养羊所产生的效益,30年来总计多少。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挣1元钱恐怕得后人花成千上万倍的钱去恢复、去弥补,这显然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仔细盘点一下我们高速增长的GDP里边,究竟隐藏着多少这样的蠢事呢?!  

三十年来,主流精英们高举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高唱着让市场决定一切。三江源的生态能让市场决定吗?玛多县地处高寒,不长树,草破坏了再生亦难,人走路都喘气,不易发展工业,人少也发展不了多大规模的商业。但全国都离不开母亲河,母亲河不能没有三江源的源头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假如三江源荒漠了,没有活水来了,广袤的神州大地靠什么来滋润,十三亿中华儿女又靠什么来滋养?   

三十年改革,玛多县由首富县变成了贫困县,三江源由活水向无水发展,是那里的人民不勤劳吗?那三十年前他们是怎样成为首富的?是那里的气候恶劣、资源贫乏吗?那三十年前他们是靠什么成为首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玛多县从首富县变成贫困县的呢?总不会是毛泽东“左”的思想指引的结果吧!  

在“文革”中,他们尚能为首富县,在改革开放中却沦为贫困县并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命脉,难道不应该全面、认真、深入、科学、准确地总结改革开放政策的经验教训吗?!   

 毛主席讲: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又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其实,政策和策略又岂止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线。  

 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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