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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改开前后三十年的含蓄表态等

leshan · 2015-01-1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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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为国家做了点事情”

  钱学森对改开前后三十年的含蓄表态等

  杂论一:钱学森对改开前后三十年的含蓄表态

  钱学森去世前曾对去看望他的温总理说:“我只是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为国家做了点事情,现在老了,不能做了”。钱老这段话的关键字是哪个字?我认为是这个“只”字。这个“只”字表明,在钱老自己看来,他只是在毛周领导下为国家做了贡献,而毛周之后,即改革开放之后,他为国家没做什么贡献。那为什么改开之后钱老就没为国家做贡献呢?是钱老的个人主观原因吗?譬如他没这个意愿或能力?肯定不是。真正原因肯定是在客观方面,即国家的宏观发展道路上。通过这个“只”字,钱学森对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态度已经含蓄而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杂论二:共产党员如何对待革命导师的观点

  我认为共产党员对待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的观点要遵循以下三原则:

  1, 充分尊重革命导师的权威。

  2, 对导师观点可以有不同看法,不搞教条主义。

  3, 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上,要用你的新观点去取代革命导师的旧观点,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对你的新观点给出科学论证;二,用正当的即民主的方式争取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树立起你的新观点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革命导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计划经济。假设现在有个党员干部小朱,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与革命导师观点不同。可不可以呢?可以。我们不对革命导师搞教条主义,允许有不同看法。但如果这位小朱同志仅仅因为自己观点与导师不同,就马上用自己的观点替代导师的观点并强制他人接受他的观点,这可以吗?——不可以。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党员干部小朱如果要用他的市场经济观点替代革命导师的计划经济观点,就必须为他的新观点给出科学论证,并用正当的方法,即公开的民主辩论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树立起他的新观点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如果他有能力做到这两点,那实行他的市场经济观点没问题;但如果他没能力做到这两点,那还是老老实实遵守革命导师计划经济的观点。现在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某些主张市场经济的党员干部有没有为他们的观点给出科学的论证,并通过正当的方式,即公开的民主辩论,争取到人民的支持? 他们有没有做到这两点?

  杂论三:尊重、落实人民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对执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评,——这个意见、这个批评如果要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对执政者产生压力,真正起到有效的民主监督作用,那就必须是独立公开发言。如果不公开发言,只是私下议论,在政治上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如果发言不独立,是由别人控制,那就不能表达你真实的看法,并且你不是国家的主人,那个能控制你发言的人才是国家的主人。特别要强调的是:执政者不可以控制人民的发言。因为执政者作为公仆是人民监督的对象。如果人民对执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评,但这个批评却可以由作为被人民监督的对象的执政者事先来控制和审查,那这个批评会对执政者产生压力并真正起到民主监督作用吗?——根本不可能。所以人民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对执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评,这个意见和批评要真正在政治上产生影响,让执政者感到强大的压力,真正起到有效的民主监督作用,就必须是独立公开发言。尊重和落实人民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是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你对国家大事只能私下议论,不能独立公开发言,那即使你对国事的意见再好,在政治上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本没什么作用。落实人民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就意味着执政者不能搞一边倒的宣传。执政者向人民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可以的,这是执政者的正当权利。但你要搞一边倒的宣传,即在公开的发言平台上,只有你执政者的声音,却听不到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独立真实的声音,那就不对了。执政者作为公仆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如果你可以搞一边倒的宣传,即在公开发言平台上,只有执政者自己的声音,却听不到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独立真实的声音,那执政者怎么真正接受人民有效的监督和考验呢?只有承认落实人民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在公开发言平台上,不仅听到执政者的声音,也能同时听到广大人民群众自己不需要仰合执政者的独立真实的声音,并且对待群众的意见,特别是批评反对的意见,执政者不能压制,只能用民主方式解决。——只有这样,才真正谈得上执政者接受人民有效的监督和考验。1975年文革宪法规定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即著名的“四大自由”。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人民有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文革路线的对错这里姑且不论,但文革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是正确的,是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

  杂论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

  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具有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在80年代初被废除。 “四大自由”的实质是承认人民有独立公开发言的权利,这是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先决条件。否定“四大自由”,导致公开场合听到的全是执政者的声音,但听不到人民大众自己独立真实的声音,特别是对执政者工作的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对执政者的民主监督就全是空话。而没有有效的人民监督,执政队伍肯定要出问题。最近30年,干部队伍严重的脱离群众和腐败等问题,源头就在80年代初废除“四大”,导致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成了空话。当初废除“四大”的理由是“四大自由”会导致一些负面结果,如坏人干坏事。我是国家的主人,我对国家大事独立公开发言意见是主人的正当权利,与坏人干坏事没有必然因果联系。认为人民独立公开发言就会导致坏人干坏事,实际上是对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搞有罪推定,是对人民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防民心态”,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仆对待人民应有的态度。对干部严,对群众宽。监督干部比什么都重要。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上,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一条原则,就是:群众对干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拒绝民主监督可以实行有罪推定,但干部对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只能采取无罪推定。具体说,如果一个干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阻挠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拒绝民主监督,群众可以对他有罪推定,即认为这个干部肯定有鬼,肯定要干坏事;但对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干部只能采取无罪推定,即不能认为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就必然导致负面结果,如坏人干坏事或扰乱社会等。

  杂论五: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单纯实践得到的仅是感性经验。感性经验积累或归纳得再多,也是有限的。譬如你吃一个苹果,只知道一个苹果的滋味。你吃一百个苹果,你只知道这一百个苹果的滋味。那第一百零一个苹果的滋味你还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把实践作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那就意味着关于事物内在本质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认识为不可能,在哲学上就导致反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性主义哲学,承认事物有客观本质并且人有能力认识事物的本质。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观点。要批驳它也很容易。只要请那些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自己用实践的方法去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可。反理性主义否认普遍性必然性。表现在判断上,就是认为人只能对事物做特称判断而不能做全称判断。但反理性主义思想本身如果表述为一个判断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全称判断。这就是它的逻辑矛盾。

  杂论六:国务院新闻办不能管网络媒体

  据说网络媒体不是由中宣部管,而是由国务院新闻办管,原因是当初互联网刚出现时,有关方面不重视,认为互联网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让国务院下面的新闻办管,而非由中宣部管。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国务院作为行政机构拥有行政权,就不能同时管宣传舆论。宣传舆论方面应由中宣部管。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应由中宣部统一管理。

  国务院负责国计民生的各种具体工作,与群众生活有关的各类事情都属政府职责。如果政府工作不好,群众当然有权批评。这是群众的民主监督权。但如果批评的发言平台或渠道如媒体等,本身就由政府部门来管,如国务院新闻办来管,那怎么可能对政府起到有效的民主监督作用?中宣部不管具体的国计民生工作,没这方面的利益牵扯,具有中立性,所以让中宣部管媒体包括网络媒体是正确的,国务院就不能管。党管宣传。

  杂论七:让人民管媒体

  我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媒体“霸权”。譬如流行说“媒体监督”,好象中国青年报上还说政府与媒体要实现良性互动。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媒体服务,政府是接受人民监督,不是接受媒体监督。媒体可以为人民监督政府提供发言平台也就是充当工具的作用,但媒体本身不是监督的主体,监督政府的主体是人民不是媒体。媒体工作者可以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参与对政府及各种公共事务的监督,但只是作为人民监督的一部分。不讲人民监督,单讲媒体监督,就意味着媒体人相当于一个特权集团高高在上,监督政府和一切公共事务成了他们垄断的特权,人民反倒被排除在外。实质是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让少数能操纵媒体的“精英”得以垄断舆论、歪曲民意、误导公众、控制社会和要挟政府。

  特别要强调的是:媒体不代表人民!因为媒体工作者,如中国青年报的主编,不是人民群众通过有效的民主选举产生,也不受人民群众有效的民主监督。在这样的情况下,凭什么让你媒体去监督这个监督那个?在自己不受有效的人民监督的情况下到处高叫“媒体监督”,甚至鼓噪“政府要与媒体实现良性互动”,这难道不是一种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媒体霸权吗?

  在现代社会,媒体是最重要的公开发言和信息发布平台,因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府要尊重民意,但必须是真实的不被人歪曲的民意。现代社会,民意往往通过媒体来表现。要使媒体能表达真实的民意,就必须防止媒体的管理权被少数人垄断,就要使媒体工作在全社会有效监督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应当人民公有,不是私人所有,应当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应当反映人民大众的声音,不是少数私人的声音,应当人民管媒体而不是少数人管媒体。媒体的管理应当贯彻民主化、公开化的原则,让群众广泛有效参与,不允许少数人垄断包办。媒体工作,如中国青年报或者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的工作,必须接受人民群众有效的民主监督。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媒体这个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开发言和信息发布平台不被少数“精英”垄断,不沦落为他们谋私利和操控舆论的工具,真正做到媒体为人民大众服务。

  我完全赞同对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等门户网站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改造的主张。包括媒体在内,凡是影响到社会和人民大众生活状态的资源都必须公有,不能让少数私人垄断。要改革现有的媒体管理体制,要让人民大众管媒体。中央对媒体要全方位整顿。整顿的方法,可参考历史上派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模式。

  不仅是媒体,一切关系人民大众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事务的管理,都必须贯彻民主化、公开化原则,让群众有效参与,不让少数人垄断包办。少数人包办肯定会出问题。有句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公共事务的管理被少数人垄断,群众不能参与,那这少数人就是刀俎,群众就是鱼肉。如果这少数人是好人,群众当然很幸运,但如果这少数人是坏人,那群众就没办法只能倒霉挨宰。群众要想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想不被人宰,就必须有效参与到一切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参与一切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是劳动者最重要的权力。群众的有效参与,对干部和专家来说,有一个监督制约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杂论八:自由派攻击计划经济和极权专制的最惯用手段

  自由派在政治上攻击极权专制,鼓吹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攻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鼓吹市场化私有化,最惯用的手段是借口微观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去否定整个宏观大方向。最近自由派借口国企腐败要搞私有化,就是这种性质。俗语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就解决哪个环节,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工作中的问题如果出在宏观方向上,就改宏观方向,如果出在微观操作上,就在坚持宏观方向的前提下改进微观操作。做个比喻:医生这个职业的宗旨即宏观方向是为病人服务,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为病人服务的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宏观方向问题,而只是微观操作上的问题。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坚持医生为病人服务的大方向前提下改进医生为病人服务的水平。自由派攻击公有制和极权专制的逻辑就相当于因为一个医生为病人服务的水平不高,他就把医生这个职业完全否定掉。这当然很荒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做任何工作,在具体操作上都可能出问题,那任何工作都要否定?——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

  杂论九:黑格尔哲学对左派的重要政治意义

  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分歧,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分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在价值观上的区分就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集体主义认为整体大于个体,个体不能脱离整体独立存在,整体利益优先。个人主义否定整体的存在,认为只存在原子式的独立个体,所以要求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第一。两者在思想方法上的区别就是辨证法与形而上学思维的区别。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是个有机的统一体,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用联系的、系统的、全局的观点去看问题,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集体主义,主张整体大于个体,个体不能脱离整体独立存在,整体利益优先。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各归各的互不相干的原子式的独立个体,不存在有机的统一整体,所以看问题不从整体全局出发,而从微观的孤立的个体出发,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脱离整体的独立个体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无法自己规定自己。你要说明一个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必须借助其他事物。表现在判断上,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判断,其主词和谓词必须不同。如果你直接用这个事物自己说明自己,表现在判断上,就是判断的主词和谓词相同,那么,这个判断就是无意义的,也就是逻辑学上说的“同语反复”。这就表明:一个事物的性质和价值,不是直接体现在它自己身上,而是体现在它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之中。所以我们认识事物时,必须要用联系的、系统的、全局的观点去看问题,从这个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去把握这个事物的本质,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集体主义:整体大于个体,个体不能脱离整体独立存在,整体利益优先。从人性善恶角度,集体主义是性善,个人主义是性恶。从看问题的眼光角度,集体主义是从宏观整体去看问题,个人主义是从微观孤立的个体去看问题。

  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政治意义现在就很清楚了。黑格尔虽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但他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整体先于个体”这个哲学命题,实际上是证明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证明了集体主义的合理性,也就意味着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全都证明出来了。同时也就否定了个人主义和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乃至宪政民主等等。也就是说,在证明集体主义和否定个人主义上,黑格尔“整体先于个体”这个哲学命题是解决问题的逻辑关键点。这就是黑格尔哲学重要政治意义之所在。一些自由派学者也看到这点,所以攻击黑格尔。希望左派学者高度重视黑格尔,特别是吃透“整体先于个体”的哲学含义。

  杂论十:真正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可能

  某领域如要实行有效的统一管理,就必须极权或集权,分权是不行的。如果分权,就是通常所谓“政出多门,互相掣肘”,无法有效统一管理。所以真正的三权分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政权为正常发挥其职能,就必须使政权的各个部门之间保持一种统一性。否则,搞所谓“三权分立”,让国家政权的不同部门之间互不统属、相互独立,只会造成“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局面,使国家政权无法正常发挥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要使国家政权的各个部门之间保持一种统一性,就必须在各个部门之上有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或领导者。这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或领导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机构。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在现代中国就是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机器实行一元化领导,使国家机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党的领导下保持一种统一性,从而正常发挥其职能。在资本主义国家,表面上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处于国家机器各个部门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有的,那就是大资本家集团。大资本家或者说垄断资本集团拥有巨额财富,事实上可以操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国家机器也在其操纵之中。但他只是私人身份躲在幕后操纵,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他具有的能操纵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机器的能力在表现形态上也只是一种私权力而非公权力,因此无须象公权力那样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这就是自由派市场派鼓吹的所谓“无形的手”。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资本家集团的幕后统一操纵下,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之间也能保持一种统一性,从而正常发挥其保护资本家利益的职能。

  所谓“有形的手”就是公权力的手,具体指制度设计上有一个明确的最高统治者或领导者,他掌握相应的权力和资源,为维护整体利益(为人民服务)而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所谓“无形的手”是指作为私权力的豪强的手。自由竞争就是兼并,结果就是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和资源集中在少数豪强手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豪强就是大资本家大财阀。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豪强以私人身份掌握巨额财富资源,因而在事实上可以操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国家机器也在其操纵之中。但豪强只是私人身份,他所具有的可以操纵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机器的的权力作为“无形的手”在表现形态上只是一种私权力而非公权力,因此无须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有形的手作为公权力必须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为人民服务)和接受社会监督,无形的手作为豪强势力的私权力则无须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但它在事实上又可以操纵社会生活乃至国家机器。这就是两者的区别。这个区别非常重要,要引起重视。

  官僚操纵社会的能力是公权力,而公权力必须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所以官僚即使以权谋私,也不敢太放肆,也要受一定的约束,因为用公权力为个人谋私在制度设计上是不正当的,甚至就是腐败在法律上可以被追究。资本家操纵社会的能力在表现形态上只是一种私权力,因此无须象公权力那样为整体利益承担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所以资本家为自己谋私并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公开合法、肆无忌惮的。两相比较,对人民而言,公权力要优于资本家的私权力,有形的手优于无形的手。如果说所谓“极权体制”就是指有一个公权力即有形的手在操控社会,那所谓“民主自由体制”就是指有一个资本豪强的私权力即无形的手在操控社会。根据前面的分析,很显然,对人民而言,极权再坏也比民主自由好!在官僚民主与资本民主的关系上,就是官僚民主优于资本民主。以苏联为例。苏联勃烈日涅夫时代,官僚特权现象虽然很严重,但劳动人民还是能享受到稳定的生活保障。而苏联解体资产阶级复辟后,人民的生活状态马上恶化。这就说明再坏的公权力也优于资本家的私权力,官僚民主优于资本家民主。当然,人民的民主要优于官僚民主。但如果只允许在官僚民主与资本家民主之间二选一的话,我还是选择官僚民主,只要这个官承认公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

  杂论十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下共产党干部扮演角色的不同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哲学区分就是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区分。计划经济是人治,市场经济是法治。共产党干部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包括农业集体化条件下,共产党干部扮演的角色是领导者,要亲手组织带领人民群众按集体主义原则团结合作搞建设。要很好承担领导者的责任,共产党干部就必须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做组织动员,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工作量工作难度大。在市场经济和农业个体单干条件下,共产党干部不是领导者,变成统治者。让群众靠自己的力量到市场上个人奋斗自由竞争,干部退居二线,坐在衙门里收税,就象地主收租一样——工作量工作难度大幅度下降。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些干部为自己推卸责任和偷懒,即降低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我有理由认为:主张市场经济和农业个体单干,反对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就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干部:缺乏责任心,德才平庸,工作偷懒,在群众中没威信和号召力,不能胜任领导者的工作。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领导干部的工作内容有什么不同?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相应又有什么不同?作为反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要管的放任自流态度与领导干部推卸责任和偷懒的官僚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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