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袖蔽日，疯言浪语

　　举袖蔽日，疯言浪语

　　—评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一)

　　李甲才

　　2015年1月6日--26日

　　第一次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外没有类似苏东这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彻底灭亡、中国名存实亡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参照，误把浅层次的胜利当成一劳永逸的成功，置毛主席的淳淳教导于不顾，遂使功败垂成，几乎全盘皆输。

　　社会主义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比较，性质截然不同，本身对旧世界就是一个根本的否定。那些从旧世界得到固有利益的阶级同依附在其上的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能地自发敌视、抵触。有机可乘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堆积的思想文化垃圾堆里，拿出些自己非常熟悉地被革命导师反复批判过的陈词滥调，披上新的外衣招摇撞骗，资中筠等就是在“大地起风雷”中“妖为鬼蜮”。

　　一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通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毛泽东《我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7页)。自有社会主义以来，各种维护旧事物的反社势力从未停止过各种反对活动。

　　请看吹鼓手肉麻的捧场：“又一篇有时代意义的雄文!杜鹃泣血，字字如金;史实俱在，剑剑封喉。——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用自己生命的力去唤回民族的思想灵魂：良知与常识，本属每个国民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但希望还有吗?——为对得起这渗血的文字，权当敬诸君一礼，故传”“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又说“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拿出这些来，只能说明反动学术权威会不断的生长出来。

　　所谓的“杜鹃泣血，字字如金;史实俱在，剑剑封喉”;“良知与常识”、“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是老生常谈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化观念罢了，都打上了厚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此种“自由精神”是定向的反毛反共反社的言论自由，和列宁驳斥的“出版自由，只不过是有钱办报纸的资本家的一言堂”一样，符合资中筠“自由精神”的内核。

　　此类话不光是资说，“建国六十年来, 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不是千百万次讲毛主席时代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吗?怎么可能“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呢?可能是“良知与常识”的发现吧。

　　1949年前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每战必败、割地赔款，签订了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租界遍布，大小帝国主义国家几乎全都侵略过中国，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抵挡内外的肆虐欺侮。解放了中国人民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当初以绝不容忍的豪情前仆后继，胜利了绝不能重蹈覆辙，只能把国家安全与提高人民生活并重。就是讨饭没个挡狗的枣干能行不?搞原子弹绝对符合中华民族不受外敌侵略的需要，在消除武力威胁上功不可没。否则，多次要求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的尼克松能握手跨过太平洋?

　　资中筠对毛主席时代搞原子弹的贬诋怀有最恶意的戏谑，亵渎伟大的建树，非常可憎，从反面也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既然有这样的看法为何不进言如乌克兰一样把核武器彻底销毁呢?

　　麦克阿瑟、杜鲁门侵略朝鲜时多么嚣张，失败了却那样讲。去朝鲜之前麦克阿瑟在机场对记者说：“中国人100年前被我们西方打败多次，他们已经在天天哭鼻子。我相信他们没有胆量和能力与联合国军(美军)对抗，圣诞节前我可以和我的士兵们回家过节”。仁川登陆后不可一世，“我要让共产党国家血流成河”!“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滞不前”;“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掂量中国那时的分量?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封锁中国时何曾正眼瞧过?千辛万苦搞成了原子弹，告别了屈辱，得到了安全的西化精英们，却丧尽天良的说那些毫无民族情义的话，其狼心狗肺昭然若揭。没有“两弹一星”，恐怕资中筠连逍遥自在的诽谤场合都难以存在，接受正反两方面碰撞也不是很容易经历的。

　　经济“1976年频临崩溃”是臭不可闻的信口开河，被内外学者、网友用事实批驳得体无完肤，以致使曾经喋喋不休的“特别是”改成了“尤其是”。“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考验它的是能不能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无与伦比，“就充分证明了这个社会能办成所有大事。诬蔑它是乌托邦的人，是立场不同而发出的毒箭。要知道，才27年，如果在发展几十年，一定比现在健康得多”。(张之权《我到美国定居之后，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明确—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2014年11月26日)

　　“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资中筠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绞尽脑汁却终有一失。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毛主席在社教文革中“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派虽然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节节得胜，但要“改旗易帜”却如履薄冰，名不正言不顺，“步履维艰”。

　　“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这从反面证明了文革“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5.16通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打中了要害。资中筠没有必要惊恐万状、言过其实，远没有“全面摧毁”。如果真是如此，你敢逍遥自在的摇唇鼓舌?

　　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封资修的“破坏是渐进的”，至于“建设”则是自觉不自觉的秉承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学术权威、走资派干的。“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196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5.16通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改开”前后两对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死灰复燃，“常戚戚”什么，没看见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办?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颂圣文化”是对各阶层热爱社会主义情怀口蜜腹剑的嘲弄、讽刺。“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资中筠的反毛反社就是承袭了“文坛上”的衣钵，同那些小说、影视片体现了不同的调样。

　　六十年“一枝独秀”的时间概念是错误的，前27年最多也是2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处于垄断地位，目前还剩点社会主义的名分而已，硬捆在一起一概而论成60年是别有用心，妄图使复辟名实相副，彻底埋葬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到空前规模”仅仅是文革时期，但在许多方面也是表面上的，资先夸大再抹黑。

　　领袖逝世前夕断定当时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由于“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透过现象看本质，指明“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所以，走资派“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人民日报》1975年2月28日)

　　1979年后与毛主席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至今，反毛吠毛持续不止，违反常识，诞辰100、110、120周年的纪念都念念不忘列举其“错误”。就是文革前，以若明若暗的、借古讽今的、指桑骂槐的方式，贩卖封资修黑货的、诅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革建”)的，《燕山夜话》是无数此类中的一例，那有什么“舆论一律”?资中筠知道这些，以得逞了的阴暗心理频发信口雌黄的蜚语流言挖苦，必欲彻底绝灭而后快，恶劣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也不快，在速度上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满清入关统一思想文化不知慢了多少倍，推行留辫子法令何其残忍!华盛顿屠戮印第安人“寝其皮”不留一点余地，法国在拿破仑时代迅速用《拿破仑法典》涤荡了波旁王朝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污泥浊水。蒋介石极端的个人崇拜即刻在4.12后形成，不会没见过国军将领见蒋齐刷刷笔挺立正吗?苏东剧变后打压只有点名义的社会主义“舆论一律”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反动派实行的专政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

　　社会主义终究是人民的事业，与历史上不同剥削制度更替的改朝换代，与苏东中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和少数人的运动不同。毛主席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引导、教育群众破旧立新，从来都是说服教育，在政策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既不四面出击，也不强求舆论一律，因而很快取得了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疑虑。相信人民，“鸡毛一定能飞上天”，在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张白纸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基本的舆论一律是自然形成的。社会主义超越了旧社会制度的反复轮回，比资本主义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以一天等于20年的豪情、冲天的干劲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迅速出现激情燃烧的岁月，迸发火红的年代，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是清理中事，而且还铺就了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

　　“社革建”循什么规律改天换地，头脑里塞满了墨守成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政客、学者、雅士是不可能理解的。蒋介石和美国人从大陆撤出时，不是以轻蔑鄙视的态度，等着看“共匪”怎么解决4亿人吃饭问题的笑话，现在看这不可笑至极吗!毛主席回答是革命加生产，但他们脑瘫得一片空白，跟国军士兵在方志敏身上搜不出银元一样难以理喻。

　　处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年代，很多“硕学大儒否定自己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洗心革面是自然而然之事。当然和资中筠一样不变的也不是一个，他们如在《红楼梦》大观园里识字不少的青年，既无产生新思想的政治经济萌芽，也无进入新社会思潮的影响、熏陶，必然是脱离实际自视清高、孤独自芳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依附在需要粉饰装扮的旧制度的表面上。怎么得到生存所需的吃住穿资料来源呢?也就不纯粹了。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要吃饭就要种地。社会变了，和旧的社会制度千丝万缕结合在一起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学术理论已“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不自我扬弃必然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所抛弃。傅作义、张治中等手握重兵的将领都皈依革命，何况那些只会舞文弄墨者呢?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摧枯拉朽，马列毛主义连资本主义世界都否定了，“硕学大儒”在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的大潮里还有什么招架之力?作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必由之路，“被迫”和“自愿”兼而有之。那么一点人在延安能“逼蒋抗日”，革命胜利了就能促使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同革命要求不一致的非无产阶级人生观。

　　附：评《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的对应部分

　　“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又说“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建国六十年来, 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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