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思想咋就在“自由男神”那不自由呢？

　　“自由男神”何许人也?就是那个因为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口号的北大前校长。因为被自由派神化了，所以相对于美国的“自由女神”而得名。

　　感谢网络，提供了探求知识的广阔空间，更感谢某些公知，硬生生把包括老夫在内的很多人逼成了“历史通”。

　　人往往都是有两面的，也许是因为“自由男神”的另外一面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某些人刻意加以掩盖，或者是本人不大注意，所以此前此人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完全正面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上网查阅资料的时候，才发现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口号的“自由男神”自己本身就不那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广泛的革命交游中，柳亚子写下了大量的怀人诗和赠友诗。革命派的英勇斗争使柳诗充满了慷慨激昂之气，这一斗争的多灾多难的历程又使他的诗具有沉郁苍凉的风格。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的诗歌主题转为对这次革命不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后，他的创作转入了新时期，一直歌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柳亚子一生中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7000余首。词200首。箸有《柳亚子自传年谱》、《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柳亚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有《柳亚子集》。

　　在中国近代诗歌发展史上，柳亚子诗词[1]的“横空出世”，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亚子先生毕生都把宋代陈亮的这两句话：“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既作为自己诗词创作的追求，又作为自己诗词风貌的写照。所以，一方面，他把所谓“正统派”的诗人，都不放在心上;另一方面，他敢于在“宋派诗”牢笼一代、“同光体”风靡当世的现实氛围中，在南社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中，以恢宏的气魄，雄厚的实力，巍然独立地树起了一面“掀天揭地”、“震电惊雷”的诗歌旗帜。

　　柳亚子的思想受过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崇拜卢梭，曾将自己的名字更为“人权”，字“亚卢”，亚洲的卢梭也。1903年他写过一首长诗《放歌》，其中一段道：“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 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谬种辟前人，妄诩解剖详。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他曾在报刊上宣传卢梭的民约论，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向君主乞求的君主立宪制。

　　他在一篇文章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最后号召读者：“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那就是诸君的责任了。”他专门写了一篇《哀女界》的文章，揭露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下妇女所受的种种痛苦，呼吁妇女独立解放。他的思想又受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张煌言、夏完淳思想的影响。这也反映在他早年的诗歌里。如《题张苍水集》：共四首，选一首：“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张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亡后，拥鲁王监国，以舟山为根据地，抗击清军达19年，曾和郑成功配合一度会师北伐，后为清军捕获，不屈牺牲。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另一首《题夏内史集》，共六首，选一首：“鸱枭革面化鸾皇，禹旬尧封旧土疆。大业未成春泄漏，横刀白眼问穹苍。”夏完淳，字存古，松江华亭人，他从14岁起便追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抗清，被害时仅17岁。“鸱枭革面”指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原为明朝武官，后降清，后又举兵抗清，失败后，夏完淳亦被捕蒙难。柳亚子后来回忆说：“十八岁开始读夏存古和顾亭林的诗集。

　　柳亚子的思想受过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崇拜卢梭，曾将自己的名字更为“人权”，字“亚卢”，从这一点看，他是当今中国自由派的祖师爷。他虽然与毛泽东交往较深，但是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没有加入共产党。

　　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民主人士，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1926——1927年间，曾经以中国同盟会员身份为国民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的他，也没有见史料记载他有什么在当时被认为是“过激”的行动，顶多在1926年6月，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反对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返回黎里。

　　既然提倡思想自由，那么他反对当时并没有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的某个决定，应该属于国民党员尤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正当的民主权利吧?而且顶多只是“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也没有史料表明他曾经参加了什么武装行动，就这么一个人，竟然上了“自由男神”以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名义发的通缉令。

　　所谓《整理党务案》，即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的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应超过三分之一，加入本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保管，中共对这些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另一方面，凡国民党员未经许可，脱党之前不得入其他党籍，不得有另外的政治组织行动，不能以党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等等。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蒋介石的提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信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信条的柳亚子公开表示反对，并且只是“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仅仅是这样，就不能见容于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自由男神”，这还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吗?柳亚子的思想咋就在“自由男神”那不自由呢?

　　对此问题，有人为“自由男神”辩解说：

　　“君子和而不同。尽管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但绝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何谓“是”、何谓“非”?立场不同，衡量的标准自然不一样。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要积极“清党”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批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的根本原因。”

　　“本文之所以要从蔡元培开始说起，是想说明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这不是什么一时糊涂，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后退一步就是当顺民，要想不投降，就必须‘叛变革命’”。

　　这哥们的解释很有意思，首先，他把“自由男神”发逮捕包括民主人士柳亚子在内的通缉令叫“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是肯定的了，但是逮捕还叫“和”吗?既然提倡所谓“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对各种理论都可以兼容”，那就应该“兼容”包括“自由男神”主观认为错误的思想，不管“自由男神”他要维护什么，反对什么，从什么价值观出发，从他下令逮捕包括柳亚子在内的国民党员和其他人士这一点看，就说明他说一套，做一套。更加有意思的是这哥们的神逻辑：“那个被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实在是糟得很，否则为何连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也要‘清党’呢?”

　　实际上，除了这哥们所说的的可能性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好得很”，只不过“自由男神”这个好好先生是假的而已。这哥们故意去掉一个选言支，进行了错误的选言推理。

　　从逻辑上说，要么“自由男神”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对的，他后来的参与“4.12行动”尤其是通缉包括柳亚子在内的国民党员和其他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政见不同的民主人士的行动是错误的;要么他的行动是对的，没有绝对的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妥协，不肯附和。”那么，从“自由男神”自己的立场出发，从维护“大局”出发，从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出发，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理念，不赞成某种行动。所以他就做出了了与他提倡的理念有矛盾的行动。

　　联系到现实，面对柳亚子的思想在“自由男神”那里不自由的事实，不应该自相矛盾，既把“自由男神”的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绝对化，作为为所欲为的借口和理论依据，又认为“自由男神”镇压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士的行动是合理的、正确的。

　　如果某些人认为“自由男神”的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正确的，那么某些人美化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神化“自由男神”只不过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果某些人认为“自由男神”主持和参与《整理党务案》的提出以及参与后来的“4.12行动”是正确的，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连提出这个口号的人自己都做不到甚至严重违背，就说明“兼容”是有原则的，“自由”并非无限度，一旦触及底线，危害大局，为了维护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出发，执政当局当然要反对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理念，反对甚至制止某种行动，包括采取像当年“自由男神”直接参与的那种强制性制止行动。尤其是“生死存亡，没有回旋的余地”的时候。

　　有一种海洋动物叫寄宿蟹，它们身上背着一个壳，遇到别的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就挥舞两只钳子;一旦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动物，就躲到壳里面。对于某些人来说，在他们推进的所谓“伟大事业”中，“自由男神”提出的所谓“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只不过是他们身上背的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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