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民众吐槽买不起房，精英——某全国人大代表回应说：“没有人叫你去广州买，也没有人叫你去深圳买啊，你可以回老家买就可以啊。你为什么要到广州和深圳买呢?这证明这个市场还有吸引力。有钱人不想跟没钱的住在一块，没钱的人更不想与有钱的人住一块。”他意思是说，有市场就不是房价高，有卖的有买的，愿打愿挨，不愿意买住火车站啊!
一个农民听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当场驳斥：按你这样的荒诞理论，农民团结起来，共同提高粮食价格，每公斤提到5000元，愿买就买，不买就吃屎去吧!我没房子可以住火车站，你没吃的可以吃屎吗?
农民伯伯的道理是没错。但几十年来，我们只看见有关部门和先富起来的人团结起来对付工人农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工农们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对吧?我这个人是很势利的，我不爱说对错，只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事实。
中国的房奴，以及欲做房奴而不得的白领人，时常令我联想到骆驼祥子，尽管一个是天之骄子、大学研究生，一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力车夫，一个求的是房子，一个求的是人力车。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以为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个红与黑径渭分明的社会里，走出一条立足的路——就像他们的祖辈终身依赖的土地那样。印象中祥子似乎也有此一问：为什么他辛勤劳动，却挣不到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每次读《骆驼祥子》，都会郁闷得透不过气来。一般的看法，认为祥子是旧社会的牺牲品。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个人主义。他好像无父无母，也没有亲朋戚友。他不爱别人，无论是可怕的虎妞还是可爱的小福子，他都不爱。他只关心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不关心，满心想着他梦中的黄包车。他以为光凭着自己的年轻和力气，就会有一切。结果证明这是空想。祥子多么要强，可是他辛辛苦苦得来的却还是被人抢掉。他一个人去奋斗，结果老是碰壁。最后虎妞死了，小福子也死了。祥子也死了。从某一方面，就是他把自己作死的。我对祥子是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如果祥子有一分爱她们的心，她们能落到这田地?而祥子自己若是有亲友相帮，又何至于落到这田地?
《骆驼祥子》和《潜规则》这些书表明了：在这个奉行丛林规则的社会里，你要么吃掉别人，要么被别人吃掉，没有别的出路。但它们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不想吃人，又不想被吃掉呢?
在我看来，只能够大家伙团结起来，没说的，穷人不帮穷人，还有谁来帮呢?如果不想吃人，那么只有走出个人主义，团结起来掀翻这个吃人的宴席。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地主、官僚和外敌的重压下，下层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然而这一切没有在书中体现出来。老舍没有给祥子指出条路来，这是老舍的局限，老舍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笔下的祥子，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写照。
老舍是文人不假，但他没有忘本。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老舍为什么至死崇拜毛泽东，甚至投水前还读了一整天《毛主席诗词》。我们想必也知道，在每一本毛著每一本毛选的第一页，一定用大红字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说：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
当然，现在已经不会有人看毛选了。也难怪，比如毛说过“知识分子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这话知识分子就很不中听，至少没有《读者》之类顺耳。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后来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中国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结果被知识分子骂得狗血淋头--中国历史上得罪文人的绝无好下场，从秦始皇到雍正、毛无不如此。其实劳动有什么不好?“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尽管如此，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可能幡然转向，寻求与广大底层民众结合的道路。
但在另一方面，自科举制度罢废之后，知识分子们已经中断了传统的进入权力阶层的合法途径，而沦为一个松散的在野集团，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因而，他们似乎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孤悬在统治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他们既丧失了传统，又偏离了基础，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意义。八十年代初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就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是老大了，结果没几年，就闹得毕业如失业，或者辛苦地求一个月薪500人民币的工作，老板还不理你。知识分子痛恨文革，还是“想那个旧的东西”，中了个人主义的毒，以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能够飞黄腾达。一辈子辛苦，结果连个房子都买不到。自以为是中产，结果连无产者还不如。吉林通钢工人零零散散上访哀求几年都没用，齐心协力一起拼命半天就解决问题，而且还是连夜下文件，通过广播紧急公布。换了知识分子试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毛给中国人民指出的解放之路就是“组织起来”。非毛化，就是要解散组织，使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这样才好奴役绝大多数人。从小岗村兴起的单干风、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我在分析单干分的文章里已经详细说了。农民工涌进城市、“全国经商”走私风、“向私有企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搞垮了大量国营企业，“先富起来”们乘机大搞“国企改制”、“私有化”，继而使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事实上，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作为产业工人后备，就在客观上使工人的团结成为不可能。工人农民都从“组织起来”变为无组织状态，变成孤立无援的弱势个体，从一个组织起来的巨人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面对强大的官商学铁三角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位。
分而治之，这套古老的帝王之术，后来者无疑也玩得很熟。80年代起抓“三种人”，提拔年轻干部，对老干部进行收买，使干部阶层处于无组织状态。有意无意挑起“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这类的争论，于是整个国家也处于无组织状态。更不用说大权在手，立即取消结社的条款了。这一切决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误打误撞，而是处心积虑的蓄谋已久。要的就是老百姓四分五裂、互相猜疑、互相争斗、互相对立，这才便于驾驭统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整天向往着民国范儿，津津乐道于春秋战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国家越乱，民众越是处于无组织状态，知识分子就越有用武之地。谁让老百姓组织起来，就等于坏了知识分子的衣食，坏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所以知识分子怎能不把毛泽东恨之入骨?
(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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