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是个准战争年代，所以，中国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保家卫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基础就是工业化。国家利益成了第一位，老百姓的私利成了第二位，也就是说国家要以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首先实现工业化。在这种状况下，主流舆论必须强调公利而压制私利，在道德上提倡大公无私。
毛主席时代实现了自己的任务，但“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念显然是不符合普遍人性的，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即便毛主席活着，国家的发展模式也是必须改变的，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是必定要成为初步工业化之后的工作重点的，其实毛主席晚年已经开始在经济上做出调整。但历史的发展却有其惯性，经济上虽然做出调整，化肥工业、化纤工业初步发展起来改善着人民的生活，但思想道德领域仿佛无法逐步转变，私心一时仍然得不到承认，而私心又是真实存在的，更严重的是“大公无私”成了一些人谋私利和打击异己的借口，成了虚伪的口号。
改开时代到来，除了经济上的变革，在思想道德领域也掀起一场革命，“虚伪的大公无私的口号”被打倒，长期受压制的私欲报复性反弹，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状况。多年后，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也被人们在心理上普遍接受。这种状况当然也是不正常的，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不利于所有人的生存。改开40年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网络的发展，民众拥有了网络这个公开的表达思想的平台，“过度的自私自利思想”正被重新思考，民众在道德上开始反思，公心与私心到底在一个人思想中要达到一种怎样的均衡，才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社会呢?要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才能形成“相互伤害最小化，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均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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