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专攻中国近现代史，1972年应邀访华，对中国近现代女性革命历史进行调研。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
访华经历：1972年7月，她以青年学者身份访华，重点调研中国近现代女性历史。期间获得周恩来等接见，并受邀采访江青。
学术成果：维特克根据与江青的七次访谈（总时长60小时）撰写了英文著作《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该书于1977年出版，成为研究江青早期经历的重要资料来源。
1.邂逅
我从未向其他外国人讲述过我的过去。你是我第一个告诉的人，因为我听说你想知道。——江青，1972年8月12日
我的中国之行出人意料地演变为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的戏剧性逆转，此前我们承诺“不承认”。这种奇特的原则根植于冷战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独特体现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我们原则上的无知与中国历史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相呼应，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使对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例行批判合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无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是无与伦比的。在现实政治产生的神奇时刻，我们程序化的敌意变成了谈判的渴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偷偷摸摸地接近周恩来总理之后，尼克松总统开始了著名的北京之行。当我们在电视上观看这场历史性的会面时，我们开始重新评估我们对革命中国领导人如何调动八亿多人民的力量来反抗过去统治的方式所抱有的奇怪的热情和敌意。
形势瞬息万变。秋季，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中国文化外交的手腕也伸向了美国。我国人民对体验“真实”中国的渴望突然变得无止境。与许多同事争相申请签证、强行进入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不同，我没有这样做。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长大的我，深信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我60年代教学和研究的主题——将始终停留在“学术”层面——超越个人的参与。
1971年深秋，我例行前往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当晚，我入住了一家朴实无华的罗斯福酒店。第二天早餐后，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被一排棱角分明的人影吸引住了——他们身材魁梧，目光炯炯，短发修剪得恰到好处，身着海蓝色的高领束腰外衣。毫无疑问，这是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抵达的中国代表团。这些官员暂时驻扎在14楼，而我也一直住在同一家酒店，却丝毫没有体会到这种巧合的奇妙。
距离下一个约会还有几分钟，我赶紧冲向电梯，推开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朴素的北京大使是否坚持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烹饪传统。他们是否吃着典型的北方中国早餐，包括粗煎饼和油条，或许还把茶壶放在酒店陈旧的暖气片上？
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两个身材魁梧的警察和一个穿着制服的行李员。“表明身份，”一个警官厉声问道。我照做了。“目的？”我正说着些关于与中国进行思想交流的愚蠢话，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国人好奇地从门口探出头来。我用通俗的口音叫了他一声：“你吃饭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美国城市里过得怎么样。他惊慌失措地消失了。门后一阵忙乱，一位身材瘦削、身穿短袖衬衫和宽松裤子的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我姓刘，”他一边紧张地说道，一边护送我走进一间小房间。我们坐了下来。他递给我茶和香烟，都是中国货。我们用汉语、法语和英语三者交替交谈，开始轻松交谈，谈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学生交流（“远程”）的可能性，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思想共同体的可能性。谈话充满推测，但双方都未做出承诺。毛主席的名字没有被提及。
我离开时，刘先生悄悄地邀请我以后再来，行李员也跟着我进了电梯。下楼时，他机灵地说：“你以为我是行李员，其实我是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说的教授——而我对此心存疑虑——为什么不批改一下我的生态学学期论文呢？”他的提议悬在半空中，我径直走向街道，跑过几个挤满行人的街区后，终于把他甩在了身后。
那次奇怪的会面让我想起了冷战和学术痛苦所扭曲的观念，这些观念几乎迫使我忘记：共产党员是能够以不同于他们选择发表的尖锐意识形态所允许的方式说话和行动的人。
几周后，当我再次出访纽约，进行另一项学术考察时，中国人已经住进了位于西六十六街的一家改建的酒店。在那里，他们开始更有效地抵御那些特立独行的美国人。趁着还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去拜访一下。现在想再去拜访可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其中一次电话接通了，是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办事处（即将被拆除）接的，一个愤怒的男声咆哮道：“共产党匪徒不住在这里！”
几分钱之后，我联系上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丽良。何丽良是使团的参赞，也是使团首席代表黄华大使的夫人。黄华大使多年来一直是驻外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当天下午就敦促我去拜访。我们的谈话从中文转到法语（当时法语是她主要的外交语言），时任使团二等秘书的高良也加入了我们。高良体魄强健，意气风发，只会说中文。从我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自己得知我正在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是现代中国女权主义，而这本书也让我了解到他们现在许多“老革命”的叛逆青春期。他们还发现，我曾与人合著过一本十六卷本的未翻译的革命者个人回忆录《红旗飘飘》。在评论这本合集时，他们警告我说，其中一些撰稿人，包括已故的同志，的想法“包含错误”。他们还对我对他们主席早期文章的调查研究感到好奇，我把其中一篇叫做《「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当我们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境时，何丽良向我保证，只要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她们就能与男性平等。我提到，在我的秋季返回伯克利在亚洲和欧洲进行了两年的考察之后，我读到了有关江青的新闻报道，并对她着迷。这位曾经神出鬼没的主席夫人突然在全国舞台上高高在上，抨击老革命和他们的体制。我忍不住放下所有其他工作，写下她的故事，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场革命在，她本人以及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都被共产党媒体忽视了。中央的这种沉默为中国观察家们的轻率猜测打开了大门，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个中国女人掌握着权力。
一些喋喋不休的中国老革命也加入了这股合唱，他们有时在出版物上声称，自己以前认识这位重生的明星，那时她既不是大美人，也谈不上什么影坛巨星，而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而且总是独来独往。
这类回忆中，常见的是一些可预见的性主题：电影明星的恋情和她一路走来的伤心事。这些信息不仅准确性，就连相关性也令人怀疑。如果所有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突然掌权的男人呢？那些谄媚奉承或怒不可遏的女人编造的、带有性偏见的臆测流言，能成为他传记的可靠来源吗？六个星期沉浸在这种污秽之中，让我感到恶心。我把所有这些都扔进了档案袋，直到几个月后我才见到这位女士，才重新翻阅。
何丽良对我报道江青在国外不公正的丑陋形象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但我不应该纠缠于她的过去。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年轻的女同志，尤其是近年来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如果她和高良代表我写信给北京，邀请我去中国研究革命妇女和文化，我会介意吗？只有亲眼目睹这个国家，与当地民众直接交流，我才能避免落入“学术写作”的陷阱，即基于外国图书馆里那些错误或不受欢迎的文献。
我当然不会介意。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她的提议。我只是回到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任教，重写我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权主义的思想史。几周后，高亮给我打电话，他的声音激动得尖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与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打交道的政府机构）邀请我那年夏天在方便的时候“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在中国的所有费用都将由对方承担。高亮告诉我，没必要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寄过来就行——一本新的，清除掉之前去台湾的痕迹。几天后，护照就寄回来了，连同签证一起，装在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里。
一
7月18日，我乘飞机抵达香港，在启德机场受到了“我们的朋友”的迎接，他们是友好协会的友好人士，他们把我送到了一家不起眼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中以赖先生为首的，和另外两人偷偷陪我乘火车穿过九龙半岛，来到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站——深圳镇。在那里，我站在一个文明的边缘，我对这个文明的了解仅限于历史，在当今的人类现实中几乎无法想象。多年前在考察期间，我曾从香港的山顶和金门、马祖等近海岛屿上瞥见了我们曾经称之为“红色中国”的地区。遥远的人们只不过是长长的模糊风景上的书法痕迹。现在靠近看，那景象仍然不真实。在革命音乐的喧嚣中，我背对九龙，穿过罗湖桥，面前是一幅童话般的永恒中国景象：前景是兴高采烈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是整齐的田野，背景是巍峨的绿色山丘。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第一眼看到的真实景象就像彼得·马克斯 (Peter Max) 的漫画一样，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我从深圳乘火车前往广州，在那里我被交给当地友好协会的两名女会员照顾，一年轻一中年，两人都非常好客。午睡（她们的习惯迫使我迫于无奈——我只能假装睡觉）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南方风味晚餐后，我继续乘飞机前往北京。但在途中，我们格外谨慎的飞行员报告了不祥的天气，并下令在郑州临时停留一夜，郑州是烟草业的中心，令人难忘。由于没有行李，我们在一家简陋而破败的宾馆的藤条床上度过了一个闷热的夜晚，第二天早上才完成飞行。
在机场，我受到了友好协会北京代表团的迎接。我们驱车沿着一条从首都向外延伸的翠绿杨柳大道行驶，途中我和三位代表攀谈起来，他们将成为我未来六个半星期的常客：三十五六岁的资深翻译余世莲；三十出头的实习翻译陈文超；以及另一位女士，四十出头的陈明贤，我们习惯上称她为老陈，因为她比我们年长。虽然我的两位年轻同伴和老陈的年龄差距不到十年，但这十年却标志着一代人的隔阂。前者完全是共产党政治纪律严明的教育体系的产物。而老陈则接受的是半西方的自由教育，而这种教育已被共产党正统思想的胜利所摧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她更广泛的知识和更微妙的感受力使我们的交流更加轻松，因此我相信，这使我这次访问的重要转折更加顺利。
入住北京饭店后不久，我被要求制定一份行程，并提交一份我希望采访的人员名单。行程安排很普通，包括一些重要的景点和城市；我提出的采访内容从意料之中到看似不可能的都有，其中就包括与本书主题相关的采访，这是对中国最杰出的女性和革命文化权威的一种形式上的礼遇。当时我对此不抱任何期望，而且由于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声，我也没有想见她的愿望。
在三周内，我完成了北京的盛大之旅，这是一个帝王和革命的盛大城市；我飞往西北，参观了西安，这是唐朝旧都（公元618-960年）；以及延安——一个被称为革命圣地的边陲城市。在每一站，翻译都安排我与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他们的生活方式自革命以来发生了改变。除了少数令人难忘的例外，这些精心挑选的新社会秩序典范要么抛弃了他们个人的经验储备，要么将其重组为如今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像我这样过去和现在都受个人主义伦理熏陶、习惯于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发酵的人来说，他们永无休止的政治冗长论调令人不安。我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他们并非只是想向我证明什么，而是在说服自己，某些新的信仰体系现在是“正确的”，而旧的是“错误的”。在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被程序化的交流中，代际差异产生了影响。回忆的丰富性和坦诚度通常取决于资历和地位。经历过建国者时代政治考验的年长女性，在关于既定话题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系统地描述革命如何取得胜利方面，展现了坚韧和韧性。少数人拥有敏锐甚至粗俗的幽默感。但几乎没有人会凭借其革命资历来回答非正统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同阶级和文化之间任何形式的思想交流都是禁区。年轻女性在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相对平静的环境中成长，她们在讲述经历和做出判断方面远不如年长女性自信，即使是在熟悉的事情上。让我（自由主义者）想不通的是，这些面容清秀的女孩听起来却显得古板而陈旧，与她们的年龄格格不入。然而，她们对党的路线的简单背诵，却有力地证明了她们的领导人拥有决定可接受思想和指导群众实践的能力。
大多数关于过去不好、现在好的报道，关于邪恶的刘XX（毛主席第一个被抛弃的接班人）和伟大的毛主席的报道，都过于简单，这促使我告诉那些为我的工作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同事们：如果他们希望外国人读我关于中国女性的描述，我们的关注点就需要转移。与其只关注这些“典型”的群众成员——他们的平凡让外国人感到乏味——不如去见见一些不寻常的人物——至少他们的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的——并展示他们是如何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这样岂不是更好？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因为在我旅程的第三个星期，采访的水平逐渐提高；相互的挑战也随之增加。在与历史学家、医生和表演艺术家（大多数是女性）进行半天或全天的会面时，我无情地发现自己处于唯一反对他们正统意识形态的位置，无情地争论。争论使我疲惫不堪，我渴望智力游戏，我偶尔发现自己扮演魔鬼辩护士（即修正主义者或落魄刘XX的辩护人），这是避免在政治和思想上被压抑到他们所提倡的简单路线的唯一选择。
二
8月11日晚，我的同伴们比平时更加激动，他们宣布第二天早上邓颖超（革命中妇女权益保护的首席官员，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红军开国元勋朱德的战友及妻子）将与我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我的研究主线和他们生活的焦点完美地吻合，至少可以说，这令人不安。
我走下酒店长长的楼梯，走进昏暗的天安门广场，沐浴着夜色的酷热。在那里，我悄无声息地加入了人群，一直走到凌晨。睡了一小会儿，我起床去参加九点钟外交部的采访。除了邓颖超和康克勤之外，还有其他女性领导人，尽管后者对这两位革命女领导人来说显然是次要的。邓颖超是一位年近七旬的纤弱女子，她机智敏捷，幽默风趣。那天早上，她开始反思过去五十年来的危机，从鲜为人知的女性革命视角出发。
我脑子里充满了过去的回忆，我回到了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渴望享受中国的午睡。我被余世莲叫醒了，这让我很疑惑，因为那正是她和其他陪同通常打瞌睡的时间。
余女士低声说道：“下午可能会有年轻的同志来你房间。”
“谁呀？”
“我不确定，”她含糊其辞地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门口，宣布说可能有“年轻的同志”来拜访我。“你最好整理一下你的东西，我去给你准备更好的茶和新的杯子。”
当我吃完桌上的报纸和书籍后，一盘盘茶、矿泉水和一堆堆新鲜水果送来了。余女士回来了，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们正在路上......应该是江青同志派来的！”
凌晨三点整，两位令人敬畏的年轻女子在门口停了下来，她们有着令人惊艳的革命作风，令人惊艳。许尔维和沈若芸与我握手，以党内高层工作人员的热情好客态度进行自我介绍。我用中文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则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而且她们的英语带竟然有上流社会的英国口音。
“江青同志想让你们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若芸开始说道，“她指示我们给你们读一下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作的四次重要讲话的提纲。”
“为什么这么急？”我疑惑地问道。
“我们不知道，”她们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
在两个半小时里，除了一次中途停下来用没有碟子的杯子喝水外，她们即兴地用英文翻译了江青在1966年2月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讲话稿。她那份措辞大胆、包含十点指示的指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发起文化革命，以对抗“20世纪30年代文艺黑线”的残余和复辟（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艺术以及国际左派文化首次繁荣），并创造一种服务于工农兵的全新革命文化。
她们让我明白，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尽职尽责地倾听，还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奋笔疾书。如果我的笔在修辞或重复的段落中停了下来，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就会盯着我的笔，直到我重新开始写。
“为什么不让我利用自己的时间阅读原文呢？”
“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们听。”
我当时的猜测是，当我回到美国，能够调查江青讲话的记录时，我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那些最初的印刷版本（其中大部分在中国限制发行）包含对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先驱的同志式称呼，而这些人后来都被开除出革命先驱的行列。
于是她们继续读书，我继续录音，直到五点半，余透过门缝示意她们进来。她们立刻收拾好黑色塑料袋（官员的证件袋）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轻快地告别。余兴奋又不急促地提醒我，我最好赶紧收拾一下。但我上午和这些缔造了这种非凡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待在一起，下午又在紧张地写作，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我告诉余，今晚我会安静地吃顿饭，写下我的想法，然后早点休息，换换口味。
“你不能这么做，”她尖刻地回答道。
“为什么不呢？”
“因为江青同志今天晚上可能有时间见你。所以你赶快去吧！”
片刻之间，“可能”变成了“大概”，然后又变成了“肯定”。关于此次访问的性质、地点或目的，没有任何线索。我努力保持理智，努力摆脱之前对江青的刻板印象，那些印象大多令人不快。我只亲眼见过她一次，那是在8月1日人民大会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五周年的宴会上，离她只有四张桌子远。她和其他领导人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坐在革命元老们的“高桌”中间，其中包括朱德和董必武，两人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面色苍白，瘦骨嶙峋。她穿着单调的灰色制服，几乎不与穿着华丽服装的柬埔寨西哈努克夫人交谈。西哈努克夫人笑容可掬，兴致勃勃，丝毫没有被江青的冷酷表情所吓倒。我还记得新剪辑的片段，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穿宽松的军装，戴着时髦的帽子，向群众发表演讲。这种更早的印象来自于一张20世纪60年代初的照片，那张照片带有一种50年代的气息；照片里的她显然有些尴尬，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强硬的笑容。
“还有二十分钟！”余一边说着，一边催我脱掉早上五点就穿的汗湿衬衫和裤子。我迅速跳进冷水澡，吃了双倍剂量的药来缓解剧烈的头痛，然后一边穿上余帮我挑的那条旅行裙，一边说：“黑色总比红色好。”
当我们的汽车沿着长安街鸣笛行驶时，我提醒自己，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他们通过满足客人的兴趣和品味，然后让他们措手不及，来控制客人的技巧也是出了名的。当汽车驶向通往人民大会堂的宽阔楼梯时，很明显，晚上看似初步的计划实际上掩盖了精心策划的事件。领导人在那里主持重大政治事务和娱乐活动。江青罕见地邀请了一位外国人，而这次邀请的对象正是她自己决定的角色，因此媒体纷纷出动，营造出一种官方的氛围。党媒“新华社”的摄影师蜂拥而至，在我们登上楼梯时，纷纷拍照，并在电视摄像机上忙碌地拍摄。在大厅里，我们与江青的亲信们迅速点头致意，并互相报上姓名，其中包括毛主席的侄女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我们穿过更多房间，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宽敞门厅里停了下来。有人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门宣布，江青同志就在隔壁，“差不多准备好了”。
三
门开了，江青走了进来，伸出手臂，笑容灿烂。她握住我的手，目光探寻地看着我的眼睛。尽管我们的手垂了下来，但目光却紧紧地对视着，仿佛过了很久——大概两分钟——才再次开口。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说。
“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我说道，希望她不会失望。
她笑着说自己老了，快六十岁了。我没说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因为即使在那个革命年代，年龄依然代表着资历上的优势。接下来的几句闲聊中，她毫不掩饰地打量着我的脸、头发、裙子和高跟凉鞋，毫不掩饰她的好奇心。我同样好奇，但我相信我的评价没有那么唐突。
江青戴着一副棕色塑料边弓形眼镜，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照片上就注意到她戴着这副眼镜。她那橄榄色的肤色在热气中闪闪发光。她的鼻子和脸颊轮廓分明，与毛主席的相似。鼻尖和右下角的肉色痣与其说是丑陋，不如说是装饰。
她挺直腰板，身高足有五英尺五英寸（约1.75米），自称个子很高（大多数山东人都这么高）。当她站起来，比我矮了几英寸时，她皱着眉头嘲笑我鞋子的不公平优势。她身材纤细，骨架小巧，肩膀倾斜，腰肢纤细，行动异常灵活优雅。她纤细的手，如同古典诗人所说的“豆丝指”，挥舞着流畅的舞姿。
她的衣着保守——珍珠灰色的裤子和相配的束腰外衣，里面是一件剪裁合身的白色丝绸衬衫。和几乎所有中国人一样，她穿着塑料凉鞋，不过她的凉鞋很不寻常，是白色的。这双鞋与一个白色的塑料手提包很搭，这个手提包非常适合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她的这身行头，无论是款式、剪裁还是质地，都比普通人的要精致，这和邓颖超的装扮一样。但和邓的衣服一样，她的衣服边缘也略显陈旧。这会不会是，在显赫人物的身上，刻意展示出来的无产阶级化标志呢？
姚文元忐忑不安地站在江青左旁。江青热情地介绍说，姚文元自文革初期以来就一直忠诚地为文化服务。姚文元中等身材，圆肩，略显秃顶，身着珍珠灰色轻薄中山装，这种衣服是高层领导的专属。在场的男士中，只有他戴着典型的工人帽，帽檐很窄，帽檐很软。他穿着一双亮光皮鞋，不停地换着脚，在别人说话时，不停地摘帽戴帽。初次见面，他展现出一种从未虚度光阴的傲慢态度。他比江青年轻十多岁，对她唯命是从，对她主动提出的谈话总是反应迅速。
她把我们领到一间接待室，我们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聊起了历史和文学，双方都努力（或许是徒劳！）评论对方的文化。我们用普通话闲聊，但当晚讨论的内容——她过去的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观点——则通过翻译译成了英文。翻译原来是沈若芸和许尔维，他们是江青下午令人敬畏的秘书。就在这时，在这次比我在中国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生动、更加难以预料的会面中，我向江青提到我完全忘记做笔记了。她当时向我保证，所有内容都已录音并由记录员记录下来，在得到其他领导同志的批准后，会以中英文记录稿发给我。
房间里的布置体现了中国革命时期朴素的风格——超大而塞满软垫的扶手椅、不起眼的边桌和咖啡桌，以及可以随意移动以方便助手和翻译的浅色木椅。香茗盛在带盖的青瓷杯中，这是宋代茶具的粗略翻版。除了江青的杯柄上缠着一小段红纱，边桌上放着一个用小毛巾包着的电呼按钮外，她的装束与其他人并无二致。
晚餐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的一张圆桌上举行，一共十人，包括我们和八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边，姚文元坐在我左边。菜单是经典的北京烤鸭主题——我评论说这是我的最爱。她笑着说，她知道。新菜上来后，她很快指出那些不寻常的海鲜和素菜是什么，以及它们的构成，并确保我吃了那些（可食用的）花。当烤鸭的鸭掌和内脏被切成薄片，精致地摆在盘子里时，姚文元的筷子迅速夹起那切下的鸭舌，塞进了我的嘴里。我吞了下去并感谢了他，但没有评论说，我这辈子都没吃过如此像橡皮筋的东西。
那天晚上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姚文元。由于江青既是主持人又是讨论的主角，面对她就意味着我必须背对着他。但这比他本人更尴尬的是，在我访问期间，他是唯一一个拒绝理解我那套（虽然我承认他不太完美的）语言的中国人。当我开口说话时，他沮丧地举起双手，叫来一名翻译：“她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因为他来自上海——他的声音仍然带着上海社会那种未改造的霸道口音——我那带有美国口音的普通话——那种基于北京方言的标准发音——对他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我拒绝将所有思想强加于惯用的意识形态术语，冒犯了他？
面容清秀的女孩们收拾完第一道菜的残羹剩饭，更多身材丰满的年轻女子端着盛满焦糖色烤鸭的大盘子，供客人们欣赏。她们退到屏风后面，熟练地将烤鸭肢解，去皮去肉，去骨去骨，只留下鸭身做汤，作为倒数第二道菜。在她们表演的同时，我跟姚文元说，我最近刚参观过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养鸭的整个过程。
“都是填鸭，”姚文元向我保证道。
“是的，我甚至拍摄了最后强喂的阶段，就是那个‘专家’把鸭子的喙塞到喂食管上的情景。”
“你也喜欢拍照！”江青说道，“这是我和你的共同点，我们都喜欢拍照。”
然后，我们交换了意见，探讨在北京什么地方拍摄效果最好。我专注于人物拍摄——比如在古老的太极拳中蜿蜒舞动的男男女女，或者在黎明时分对着回荡着歌声的宫墙唱着古老的京剧——而她更喜欢自然风光。
她问：“你拍过北海公园日落时分的云朵照片吗？”我没有。“我不擅长拍照，”她继续说，“但我拍了一张那个场景的照片，可以给你。”
后来她承认拍摄的照片数量过多，近年来大约有一万张。但她已经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更多的照片需要剔除，特别是那些缺乏艺术或历史价值的照片。
“为什么要拍摄如此惊人的数量的照片？”
“就是为了磨炼自己！”这句话她经常用，是她自律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口头禅。
她换了个话题，说周总理关照她的一件事就是会建议她接见哪些外国客人。1970年9月，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到北京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为她安排一场接见。江青接到出席通知时正在家午睡，由于事发突然，她没来得及准备一份合适的礼物送给这位贵宾。而斯诺夫人那边也乱了阵脚，她竟然不小心把原本要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我没有，尽管我读过斯诺写的大部分作品，我们也曾简短地讨论过这些作品。不过，我曾与他的前妻尼姆·威尔士有过通信，她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采访过中国杰出的女性革命家。”
“他现在的妻子也对中国非常友好。如果您有机会见到她，请代我向她和她的家人转达我的问候，并希望她能再次来访。等您成为中国的朋友，您也可以经常来拜访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接待您。”
当提到未来和死亡，她的心情一下子严肃起来。她瞥了一眼餐桌上其他人的面孔，说道：“辩证唯物主义者能够理解生老病死的规律。保持革命青春是可能的，但要确保永久的健康却很难的。现在我承认我老了。”
姚文元随着情绪的突然转变，随即朗诵：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这几句写得非常好，”姚评论道，“诗的前面几句也不错。”江青继续说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她指出：“接下来还有几行，但警告说，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让江青思考长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正如她的人生经历所揭示的，她长期饱受病痛折磨，并将疾病与个人敌人视为并列——是对生理和政治生存意志的挑战。她用筷子拨动着一盘盘新盛的菜肴，说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今天为了你们，我特意前来。最近身体不好，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医疗护理、休息和锻炼。”
“你做什么样的运动？”我问。
“游泳、骑马、散步和园艺，”她回答道，同时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在中南海（北京故宫内毛家故居所在地）自家种植的茉莉花。当她把这些香气扑鼻的白色花朵塞到我的掌心时，她的脸上流露出惊讶和喜悦。“我还种了一些中药材，”她补充道。“茉莉花是我自己种的。除此之外，我还种植各种蔬菜。我还种了一块差不多这么高的稻田。”（她双手分开一英尺左右，一只手叠放在另一只上面。）“我还种了一块棉花。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我身心放松。
“我们出口茉莉花，”她继续说道，带着明显的民族自豪感。
“我们还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种植茶叶。
我说，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我喜欢茉莉花茶，但我最喜欢的是菊花茶。
“菊花茶有益于视力。种植菊花是副业。全国各地都有大面积种植。你见过中国的牡丹吗？ ”
“我见过一些，但主要是从明代绘画或照片上看到的，现实生活中很少见。”
“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照片。我种了一些，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草药。”她把拇指和食指分开几英寸，说道，“一块从根部剥下来的树皮，大概这么长，可以卖四五个月。这可是很贵的。”
“它能治什么病？”我问。
“我不是中医，所以我不知道。还有牡丹这种药材。它的根和花都可以入药。当然，我种的所有药材都上交给了国家。
“我的上呼吸道一直有毛病，”她继续说道，语气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这导致我的泌尿系统也出现了问题。以前我发烧的时候，就得打抗生素。最近我吃荷叶，对利尿很有效。现在我每天吃四次荷叶，感觉好多了。”
这些个人披露的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荷叶是如何被采摘的。她解释说：“把它在水中煮十五分钟，然后像喝茶一样喝下去。它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自1969年以来，我就没再得过这种大病。当一些医学家被要求对荷叶进行分析时，他们只分离出一种莲生物碱。但只吃这种生物碱是没有用的，因为荷叶还有许多其他的功效。我相信未来医学家能够进一步研究它的成分。再说晚香玉。它的花形似发夹，香气浓郁，蛇都避之不及。整株植物都可以入药。到目前为止，医学家还无法分析它的成分。因此，医学远远落后于日常生活的需求。如果美国科学家感兴趣，他们当然可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因为你们和我们处在地球两端的同一纬度上，我们在这里能种植的，你们在你们那里也能种植。 ......你看见莲花了吗？”
“对，最近一次是在颐和园的谐趣园。”
“颐和园的都是红莲花。”
“紫竹院里的是白色的。”姚文元补充道。
“中国人一直说，荷花的各个部分都很有价值，”她继续说道，“一点儿也不浪费。我们吃的开胃菜是白莲藕。红花莲的根不能这样处理。白莲只能作为主食。荷花在长江以南地区很常见，那里的农民家庭普遍从事种植荷花的副业。”
这时，晚饭中端来了一道奶香浓郁的莲子粥，每一位客人的碗里都飘着洁白的茉莉花。江青解释说：“这所谓的‘冰糖莲子粥’，是用小米做成的。我的家乡就产这种小米，小米比大米营养得多。然后再加蛋清和油脂。”
江青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菜肴的营养和药用价值，也反映出她很高兴知道这些美食是从全国各地送到首都的餐桌上的。第一道甜点是一块块我从未见过的、略带粉红色、质地细腻的哈密瓜。江青说道：“这是哈密瓜，新疆的哈密瓜。”她接着说道：“现在新疆有四百七十万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是一个在政治上有用的少数民族，他们充当了中国与苏联的缓冲带）。我觉得这哈密瓜格外美味，就说了出来。肯定有人记得，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在北京饭店，我没点哈密瓜，就端上了熟透了的哈密瓜。
江青的情绪变化很快。当她注意到吃饭时不小心把鸭酱洒在裤子上时，她哈哈大笑起来，大喊自己像个孩子一样邋遢。当最后一道甜点——我所见过的最接近道教传说中的仙桃——上来时，她调皮地问我，“你来中国之前，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三头六臂的妖怪？”
“不完全是。但我完全预料到，我在这里至少会被人叫一次‘洋鬼子’这个老绰号。结果我失望了。”
“你的头发不太长，裙子也不太小，”她评论道，然后轻轻地笑了。后来我发现她的笑声很有音乐感，有时还很尖锐。
“群众都认出我了，走到哪儿都围着我，”她在另一次谈话中说道。“有一次我决定去颐和园逛逛，却忘了那天是儿童节。突然间，我就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根本躲不开。”
“少见多怪，多见不怪，”。江青的语句妙趣横生。“我开车出去的时候，不只摇一扇，而是摇两扇不透明的车窗。不然群众会发现我，大喊大叫，然后追着车跑。毛主席出门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只要有人注意到，群众就会蜂拥而至，追着他的车跑。周总理出门的时候，群众也会吵着要引起他的注意，围着他握手。”
用过晚餐后，我们去了天桥剧场，观看了一场为我们准备的《红灯记》演出，结果迟到了一个小时。《红灯记》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达到她对所有艺术所执行的无产阶级政治标准而改革的第一部京剧。
演出结束后，江青高兴地退场，带领我们去了一个私密的休息室。我们坐在巨大的沙发里，门一关上，外面的喧嚣声就被隔绝了。她凝视着我，认真地说：“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道路，也能走斯诺夫人的道路。”
“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我回答道，虽然被这个挑战吓到了，但我明白我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信任。
“人们可能会说我们给你洗脑了，”她调侃道，“你害怕吗？”
“不，我没有。这样的洗脑是不可能的。”
“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都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不能陪你们？你们可以竞选总统！”
她随后转向了关于我目前角色这个更严肃的问题。她说，我是第一个被她吐露过部分过去的外国人。然后，她又回答了我关于发表采访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你必须明白，我并没有把你当记者，而是当好朋友。首先，我必须请总理核实一下我们会面的记录。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领导人）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即使我已年近花甲，我仍然决心保持我的革命初心。”
我问道，她还能就“革命者永远年轻”的含义以及她生活的其他方面再多说些什么吗？
“这次没有时间了。下次你来中国的时候，我们以后再聊。顺便送你些纪念品。我虽然业余摄影水平不高，但还是拍了一些照片，留作纪念。或许，这不过是“在高手面前卖弄”罢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好照片了。我拍了一些民兵女兵的照片，但好照片都被“某些人”拿走了。等我回中南海老家，再好好翻翻。
当我们在剧院里告别时，除了她的随行人员外，剧院里几乎空无一人，我被要求先进去，以便她可以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彻夜返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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