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介绍自己的基本思想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简评：大家要特别注意到马克思话中我加黑体的地方，这是至为重要的观点。这是不能违背的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凡是违背这个思想的，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为如果你违反了，你就只能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从当时的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来评价历史和社会了，因此，只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一个时代好，他们就说是帝王将相发了善心，一个是代表不好，就说帝王将相们都是妖魔转世，都不是好人，都是一肚子坏水。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这样的简单。因此，一切都肤浅地可笑地归于意识，思想，道德这些主观的东西，而现实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却被他们当作了从上面这些主观的东西所发生的，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完全站在了马克思这篇序言提到的思想的对立面了。这样的人还厚着脸皮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真是呸了！呸！呸呸！呸呸呸！
比如历史上武则天是恶评无数的，各种道德的诋毁，到了唐德宗时期，我记得有个沈既济就曾经提出要降低对武则天的评价，可是皇帝没有大应。怎么答应呢？不可能答应的，现实中大唐当时的支持者正是从底下上升上来的寒族——以郭子仪为代表的靠着武功而不是门荫和家世升到上层的军功集团，到了唐宪宗时期，还有武将家的人来掌权，就是武元衡，可惜被山东军阀给刺杀了。沈既济是代表士族的，他片面地不顾现实地诋毁武则天，而武则天就是当时那些靠军功上来的下层寒门的总代表，是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 不是大士族集团的——的代表。武则天受到尊敬，是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不是你沈既济可以随意左右的。他的唯心主义的史观当然遭到了皇帝的摒弃。
沈既济这种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私利——一个开始大幅度没落的士族阶级的私利——的唯心主义史观在唐代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必然的失败，但是他不是第一个唯心史观，也不是最后一个唯心史观的失败，因为拿着帝王将相的主观意识来评价历史这样的思想懒惰者大有人在，代代不缺人！但是他们也必然代代遭受到破产！
因此，违背这个基本指导思想的结论，我们是不能认账的，那顶多是政治结论，是一时的妥协的结论，却绝不是科学的，绝不是唯物主义的结论。
可惜，这样的拿着唯心主义，那着主观意志，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意识来评价历史和社会的人大有人在，而且是一大股人，一大股已经成了气候的庸俗小人。他们是不讲科学的，他们是不讲马克思的，他们只讲唯心主义，他们只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各种花言巧语，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花言巧语。
怎么办呢？只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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