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正值壮盛之年的朋友，任侠好学，沉稳深邃，但盘垣京城十余年，“不得志于有司”，始终无法立足，不久前黯然南下，另觅出路。
对这位朋友，我了解一点。他是一位炽热的爱国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国家金融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参加过不少研究课题，起草过一些有分量的内参，也写过很多相当有见地的文章，但由于一些“技术性和程序性的问题”，体制一直对他大门紧闭。
长安居，大不易。他谋生之不能，报国之路也异常艰辛。
中国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即把能不能做到“野无遗贤，人无匿才”视为能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经追随英国公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起草《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开宗明义直斥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后半部分则慷慨激昂，气吞山河，“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武则天一开始还没太在意，但当她读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不由得惊坐而起，问左右是谁写的，回答是骆宾王，她感叹道：“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遇，宰相之过也！”
武则天虽然受到骆宾王痛骂，却并没有恼羞成怒，首先想到竟是要责成宰相在吸引人才方面调整政策。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武则天能够成为唯一女皇帝，亲手开启盛唐的大门，看来确有过人之处，绝非偶然。
新中国成立后，在吸引各类人才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一直有“千千万万”与“浩浩荡荡”的宏大气象。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大学生固然是干部的重要来源，直接从优秀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提干”，也极大地优化了干部队伍，这一政策使得国家干部队伍能够不断从工农兵中补充新鲜血液，并保持了与人民群众密切的、有机的联系。
那时候组织领导班子，基本原则是“三结合”。根据不同情况，有“老中青三结合”，也有“干部、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三结合”，各种各样的“三结合”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主席台上从来都不是清一色的，没有表情、没有个性的“官员”。
在八十年代，应该说体制也呈现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这对推动改革开放迅速打开局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国考”制度的逐渐完备化、绵密化，体制吸引民间“隐贤”的能力大大下降了。
到了今天，更呈现出晚期科举制度的症状，基本丧失了吐故纳新的能力。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民间的“隐贤”、“屠狗者”，都非常关心政治，这些年以“自干五”的名义与公知论战并将其击溃的，主要都是他们。与那些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官员不同，他们才是真正活跃、敢于亮剑的政治力量；
二是，官僚体制本身有逆淘汰规律，庸碌之辈更易跻身高位，如果再失去了从体制外不拘一格收纳人才的能力，有志之士纷纷“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假以时日，则一定会形成朝弱野强，外重内轻的格局，这绝非国家之福。
何时才能“野无遗贤，人无匿才，天下尽得其用”？
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够尽早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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